1997年，中国银行一次内部审计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笔长期没有动用的英镑存款。账户上的备注很特别：“代周总理存”。这笔钱沉睡了近三十年，数额为1.2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八万余元。
审计人员顺着账目追查，才重新翻出一段往事：1967年，中国银行职工刘本堃和英国籍妻子刘道蕊，把多年积蓄卖房所得捐给国家，而且没有留下姓名。
这笔钱当年并非小数目。普通国家干部月薪不过百元上下，即使周恩来的工资，也远低于这笔存款。周总理得知情况后，批示十分明确：“精神可嘉，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话说得很重，态度却很温厚。国家不能借接受捐款来增加个人负担，尤其不能让普通职工把养老和生活保障一并交出去。
刘本堃夫妇为什么执意这样做？答案并不只在一张汇票里，还藏在他们此前经历的那场护产行动中。
1949年前后，海外中国银行机构面临着复杂局面。伦敦分行掌握着大量外汇资产，国内政权更替后，分行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听命于台湾方面，甚至准备转移资产。
刘本堃与楼、郭、周、席四名同事多次商议，决定先把国家财产保住。他们按照国内指示，在伦敦汇丰银行开设账户，将有关资产转入其中，并约定必须由五人中的一人签字才能动用。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带着法律和现实风险的选择。账户一旦出问题，几个人都可能承担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把资产留在了新中国一方。
刘本堃1913年出生，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抗战爆发后，他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和伦敦任职。1941年香港沦陷前后，他参与过香港中行部分资产向后方转运的工作。
1943年，他赴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任职。旅途中船只数次遭遇危险，抵达英国后，他又在那里认识了刘道蕊。刘道蕊本名多萝西，是英国人，也曾在伦敦分行工作。两人于1949年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刘本堃没有留在英国享受稳定生活，而是一直考虑回国。那时夫妻二人在伦敦已经有住房、汽车和积蓄，回国意味着放弃熟悉的生活环境，也意味着重新开始。
刘道蕊并没有退缩。1957年，她在中国政府接收证明的帮助下，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她后来回忆，英国方面起初要求她先拿出中国愿意接收她的文件，相关手续因此颇费周折。
1967年，夫妻二人终于回到中国。临行前，他们出售伦敦房产和家中物品。由于处理得很仓促，许多东西低价出手，公寓最终卖得约1.2万英镑。钱到了手里，他们没有用于改善生活，而是决定全部交给国家。
汇款时，夫妇二人写了一封信，请银行转交周总理。信中说，这些钱是从工资中一点点节省下来的，原本就打算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只是找不到稳妥的捐献渠道，所以才请周总理处理。
周总理没有顺势收下，而是把钱交由有关方面保管，要求查找捐款人并退还。遗憾的是，查找并不顺利，钱在银行专门账户中长期存放。1988年前后，有关方面曾查访到刘本堃夫妇；到1997年，内部审计又将这笔旧账重新核对清楚。
银行决定退钱时，两位老人却拒绝了。刘本堃说：“既然捐给国家了，就是国家的钱。”1994年他住院，家庭开销增加，老行长乔培新曾上门劝他们收回，但夫妇二人仍不愿改变主意。
后来双方商量，决定把本金和利息继续用于中国银行青年职工培养，设立“刘本堃优秀青年奖”，以基金利息奖励表现突出的年轻人。这样处理，既没有让老人承担生活压力，也保留了他们支持国家建设的初衷。
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刘本堃夫妇回国后的生活十分朴素。刘本堃穿着磨旧的帆布鞋，刘道蕊常穿深蓝色套装和布鞋，在食堂也经常吃窝窝头。与伦敦时期相比，生活条件落差很大，他们却很少提出额外要求。
刘本堃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钱财能够显示一个人的身家，却不能反映一个人创造的价值。”在他看来，真正值得鼓励的不是捐款本身，而是那些用专业和劳动推动事业发展的青年。
这对夫妇回国后的另一件大事，是接受党组织长期考察。刘本堃于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刘道蕊用英文写下入党申请书，经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说：“我还得好好学习，要尽最大的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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