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4日清晨，台北，陈田心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她很久没有说话：妹妹三毛去世了。
这通电话之后，陈田心面对的并不只是亲人的死亡，还有外界不断追问的“为什么”。有人把三毛的离世归因于感情，有人联系到电影创作，也有人把她晚年与王洛宾的交往反复解读。陈田心始终没有接受这些简单的说法。
在姐姐记忆里，三毛从小就不是一个容易被常规框住的孩子。她三岁时，陈田心才六岁，两人常在院子里玩耍。荡秋千时，三毛总把秋千荡得很高，姐姐担心她翻过去，赶紧喊：“快下来，太危险了！”三毛却不理会，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她还喜欢往墓地跑。别的孩子避之不及，她却会认真思考：“人死了，为什么要埋在地底下？”这不是故意吓人，而是她很早便开始追问生死。她对世界的感受，确实比同龄人更敏锐，也更容易被一些别人忽略的事情触动。
有一次，姐妹俩钻到家中圆桌下玩耍。桌上几位大人谈起母亲，语气并不算严厉，却被三毛听见了。她突然掀开桌布冲出去，质问对方：“你为什么骂我妈妈？”陈田心当时觉得妹妹反应过度，很多年后才明白，那是三毛对母亲强烈的保护意识。
这种敏感，也表现在她写作文时。别的孩子大多写当科学家、教师或医生，三毛却写自己的理想是“拾荒”。陈田心也喜欢捡东西，但不敢把这种念头写出来，怕被同学取笑。三毛不在乎，她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哪怕答案不合群，也不愿意改成别人认可的样子。
后来，数学课上的一次羞辱，成为她拒绝上学的转折点。父母没有简单地把她当成“任性孩子”，而是请人教她绘画，让她继续接触知识。教她画画的老师是顾福生。这个安排看似只是补救，实际上给了三毛另一条通道。
她把大量时间投入阅读，接触泰戈尔、古文、《资治通鉴》以及西方哲学著作。陈田心回忆，妹妹读书越来越深，气质也随之改变。1962年，三毛的散文《惑》刊登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对一个曾被视为“问题少女”的女孩而言，这次发表不是普通的作品发表，而是她第一次确知：自己可以凭借文字被世界看见。
三毛后来经历过感情挫折，也曾遭遇未婚夫突然病逝。陈田心说，妹妹受打击很深，甚至一度服用安眠药。此后，三毛离开熟悉的环境，前往欧洲，又在西班牙与荷西相识。
荷西比三毛小六岁，两人的婚姻并不奢华，却给了她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三毛随荷西到撒哈拉生活，把沙漠中的婚姻、邻里和日常写进文章。挑水、换煤气、忍受炎热，这些在旁人看来辛苦的琐事，经她处理后，往往呈现出强烈的生活质感。
那几年，荷西是一名潜水工作者，收入并不宽裕，工作也有风险。夫妻聚少离多，三毛需要独自料理生活。她没有把困难写成单纯的苦难，而是努力从其中寻找人的尊严、邻里的善意和婚姻里的相互依靠。陈田心认为，三毛与荷西结婚后的六年，是妹妹一生中最踏实、最幸福的时期。
遗憾的是，1979年，荷西在潜水作业中意外身亡。陈田心的父母恰好在那段时间前往当地，陪三毛度过了最初的打击。后来听说三毛曾用手去扒荷西的坟，陈田心每每提起，仍然难掩难过。
回到台湾后，三毛的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她曾对姐姐说自己在吃“快乐药”，陈田心后来才知道那是抗抑郁药物。家人担心她长期独处，甚至希望她能重新建立亲密关系。荷西去世六七年后，一位在德国结识三毛的外交官向她求婚。
这位男子受过良好教育，举止温和，也有文学修养，在陈田心看来，他甚至有几分像荷西。姐姐曾劝三毛认真考虑：“他还带了戒指来。”三毛却连说几个“不”，随后反问姐姐：如果自己穿黑色长礼服、踩着高跟鞋，端着香槟在人群中应酬，那还是不是她自己？
这番话让陈田心停止了劝说。三毛并非不知道婚姻意味着什么，她只是无法接受一种与自身性格完全不合的生活。对她来说，重新结婚不是找一个条件合适的人那么简单，而是要不要改变自己。
1990年，三毛与年长许多的王洛宾有过接触。王洛宾是著名音乐家，《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作品广为传唱。三毛从小听他的歌，对这位艺术家抱有敬意。她前往新疆拜访王洛宾后，双方有书信往来，相关照片和文字也被传播，外界遂产生了各种“忘年恋”的说法。
陈田心对此一直否认。她认为，妹妹对王洛宾更多是艺术上的欣赏，以及晚辈对长者的亲近和关怀。王洛宾当时已是高龄老人，三毛希望帮助一位敬重的艺术家，并不等于两人存在男女关系。至于书信中出现的亲密表达，也不能脱离三毛一贯热烈、直接的文字风格来判断。
三毛去世后，关于她死因的猜测持续出现。陈田心不愿把一切归结为某一段感情，也不赞成用一部作品的得失解释生命选择。她提到妹妹早年便有过极端行为，意在说明三毛长期存在复杂的心理困扰，但这并不能替代医学和事实层面的判断。
三毛的离世发生在1991年1月4日，终年四十八岁未满。她留下的作品、书信和照片，后来不断被整理、出版，也使陈田心一次次讲起童年的妹妹。谈到最喜欢的作品时，她常轻声唱起《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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