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名乞丐来到瑞金，声称有绝密情报要交给周总理，数日后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夏，江西瑞金的红军总部里，周恩来面对的不是一张普通地图，而是一道正在收紧的封锁线。国民党军修筑碉堡，分割交通，中央苏区的粮食、兵员和消息都越来越难进出。
这场危局并非突然出现。1923年至1924年间，国共第一次合作逐步形成，大革命迅速发展。可是孙中山逝世后，两党内部矛盾不断加深。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屠杀，合作关系由此彻底破裂。
城市中的公开活动难以维持，共产党不得不把组织保护和情报传递摆到极重要的位置。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周恩来实际负责这套秘密工作系统。总务、情报、保卫等工作彼此配合，既要搜集敌情，也要掩护同志、转移文件和维持联络。
地下工作最怕的不是道路遥远，而是内部出现漏洞。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成员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使上海的地下网络受到严重冲击。许多联络点被迫转移，人员重新审查，原有的交通线也不能照旧使用。
这次打击让中共中央更加清楚：情报不能只靠某一个人的机警，而要依靠多层联络、分散保存和及时核验。敌我双方的较量，往往发生在枪声之外。一份文件能否送到，可能直接影响一支部队的行动。
江西的局面同样复杂。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实行堡垒推进和经济封锁，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陷入被动。在博古、李德等人主导下，红军曾较多采取阵地防御和正规战方式，面对兵力、装备占优且步步推进的敌军，原有作战方式越来越难以支撑。
就在这段时间，国民党军内部出现了一条隐蔽的情报通道。莫雄出身粤军，后来成为国民党方面的地方军政人员，担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表面上，他奉命参与“剿共”；实际上，在刘哑佛等人的联系和争取下，开始秘密向共产党方面提供重要信息。
莫雄的处境很微妙。他并不是红军指挥员，却能够接触国民党军的部署、调动和作战意图。这样的身份，使他获得了普通地下人员难以取得的材料。据相关回忆资料，莫雄方面曾设法整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再通过秘密关系交给共产党情报人员。
情报到了手中，还只是第一道关。如何送进瑞金，才是真正危险的部分。项与年承担了这项任务。他是中央特科系统中的秘密工作人员，熟悉隐蔽交通和敌占区行动，但这一次面对的是江西北部层层设卡的封锁线。
为了避开搜查，项与年改变外貌，装扮成衣衫褴褛的乞丐。有关回忆中还提到，他为降低被识破的风险，不惜让面部带伤。这个细节常被后人反复讲述，但任务的艰险并不只在外表伪装，更在于一路上无法使用真实姓名，也不能随意寻找熟人接应。
十天左右，他穿过敌军控制区域，避开盘查和巡逻，最终抵达瑞金。送达的并非一封寻常书信，而是涉及国民党军部署和“围剿”意图的绝密材料。文件内容的全部细节并未公开流传，能够确认的是，它为中央红军判断敌情和重新选择行动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有关回忆，项与年见到周恩来时，曾说明自己带来了重要情报。周恩来没有停留在个人经历上，而是立即组织核对和研判。这样的处理很符合当时地下工作的要求：情报再紧急，也必须与已有侦察相互印证，不能仅凭一份材料仓促决策。
瑞金方面随后更加明确地认识到，继续固守原有根据地，已经很难摆脱敌军逐层压缩。突围不再是临时性的局部行动，而需要转移主力、保存有生力量，并寻找新的战略空间。情报本身不能替代指挥，但能让指挥者看清敌人的重点和弱点。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由此展开。项与年送来的情报，是这一系列判断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组织、分析与决断，则把分散的消息转化成了具体的军事行动。瑞金留下的，不只是一次秘密传递的记录，也包括一场战略转折前夜的真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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