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13日，河南洛阳城内，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的战士越过残破城墙，向市区纵深推进。枪声还没有停，守军指挥官邱行湘已经明白，这座被称为“铜墙铁壁”的古城，最关键的防线正在崩塌。
洛阳不是普通城池。它处在豫西交通要冲，东连郑州，西接潼关，向北可以沟通黄河沿线，向南又能牵动中原腹地。对国民党军而言，这里既是防御支点，也是联络西安、郑州等地的重要节点。
当时的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看似兵力不少，实际却被多处战事牵制。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重创胡宗南集团，国民党军不得不抽调部队应对西北危局。洛阳附近的援军因此被调动，原本相互呼应的防区出现了空隙。
解放军抓住的，正是这个空隙。
中共中央军委判断，洛阳守军孤立，外援短期内难以迅速集中，正是发起战役的时机。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与中原野战军有关部队协同作战，形成对洛阳的合围。陈士榘、唐亮负责统一指挥，参战部队从豫西、豫中多个方向隐蔽靠拢。
洛阳的防御并非徒有虚名。
城墙高厚，外围还有据点、壕沟和交通壕相互连接。守军主力为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六师，装备相对较好，城内还配有保安部队和地方武装。邱行湘治军强硬，部队长期宣传洛阳“固若金汤”，认为解放军即使攻入外围，也很难突破城防核心。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攻城部队感到棘手的，不只是城墙，而是城内层层设置的火力点。街道、学校、仓库和高地，都可能变成临时堡垒。解放军若只靠正面冲击，伤亡必然很大，因此战前反复侦察，确定从东、北和西南几个方向同时施压。
3月8日，战斗正式打响。解放军先夺取外围据点，切断守军与外部的联系，再把攻击重点逐步压向城门。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展开行动，既要撕开洛阳城防，也要防备国民党军从郑州、潼关方向增援。
攻城战最残酷的阶段，集中在东门一带。
东门城防坚固，守军依托城墙和街巷顽强抵抗。解放军部队组织爆破、火力掩护和突击队轮番攻击，常常一段城墙争夺数次。战士们刚冲上墙头，便遭到侧射火力压制；退下来重新整队后，又继续向缺口靠拢。
“城门打不开，部队就进不去。”一名基层干部在战斗前说。
突击队员没有更多豪言。爆破筒、炸药包和机枪掩护，成为他们手里最实际的依靠。经过连续激战，东门等处终于被打开突破口，后续部队迅速投入，守军原有的整体防线被迫分割。
西南方向的战斗同样激烈。部分解放军部队向城墙实施爆破，有连队在突破中付出极大伤亡。许多战士倒在城墙缺口附近，能够继续战斗的人便接替位置，保持攻击势头。洛阳战役中，城市争夺呈现出典型的近距离巷战特点，火力优势很难完全替代人员的连续突击。
邱行湘试图依靠城内据点稳住局势。他把兵力收缩到重点区域，利用学校、街道和坚固建筑组织反击。解放军一度推进缓慢，只能逐屋、逐院争夺。陈士榘等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调整部署，集中炮火打击核心据点，再投入步兵分割清剿。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坐视洛阳失守。蒋介石命令有关部队驰援，胡宗南集团、孙元良部等都曾试图向洛阳方向靠近。但解放军提前在新安、渑池、偃师、嵩山一线设防，利用山地、河流和交通条件迟滞援军。
这场阻援战，决定了洛阳城内守军能否等来外援。
援军并非没有行动，而是难以迅速形成合力。部队之间距离较远，指挥关系复杂，加上解放军不断袭扰和阻击，增援部队无法按预定计划及时靠拢。伊河、洛河水势变化，也给渡河和运输制造了困难。洛阳守军等来的命令不少，真正能够到达城下的兵力却十分有限。
3月13日前后，解放军突破城防并进入市区，战斗转入城内。守军依托建筑物负隅顽抗，但外围防线已经失去作用，指挥、补给和通信逐渐混乱。到3月14日，洛阳主要城区被解放军控制，第二〇六师等部遭到歼灭，洛阳第一次获得解放。
战果统计显示，此役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对中原战局而言，这不仅是攻下一座城市，更是打破了国民党军在豫西的防御体系，使郑州、潼关之间的联系受到严重影响。
但洛阳战役并没有随着城池攻克而完全结束。由于国民党援军继续逼近，解放军为保存有生力量，随后主动撤出洛阳。4月初，部队再次发起攻击，第二次解放洛阳。两次进出之间，体现的不是对一座城市的简单争夺，而是根据敌我态势灵活用兵。
邱行湘后来被俘，洛阳守军的“铜墙铁壁”也随之成为战场上的旧称。坚固城墙能够挡住炮火，却挡不住被切断的援军、失去协调的防线，以及连续七天七夜不断推进的攻城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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