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西北军政委员会和甘肃地方政权正处在重新搭建之中。王世泰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没有回到后方等待新的军职安排，而是留在甘肃，接手了一项同打仗同样棘手的工作：把军队、地方干部和起义人员拧成一股绳。
这次转身，改变了王世泰此后几十年的政治轨迹。
王世泰出身陕北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根据地几经波折，干部之间的职务变化很大。王世泰的资历虽不如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显赫，却长期在西北一线工作，经历过创建根据地、反“围剿”和抗日战争等重要阶段。
有意思的是，他曾一度担任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当时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暂时离开了原有领导岗位，王世泰承担起了相应责任。后来，陕北红军的领导关系重新调整，刘志丹回到核心位置，王世泰却没有因此被简单降回原职。
这并不是偶然。王世泰善于做组织工作，也能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战争年代，部队缺粮、缺枪、缺干部，很多事情不能只靠命令解决，往往要靠耐心协调。这样的经历，使他在西北军政系统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作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始终没有离开西北战场，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并担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统一整编后，他出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属于当时西北战场上的重要将领。
然而，兵团政委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沿着军队系统继续晋升。
甘肃解放后，地方干部严重不足，原有政权需要改造，起义部队也需要妥善安置。贺龙与王世泰谈话时，考虑的正是这个现实问题。王世泰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熟悉部队和地方之间的衔接，由他到地方任职，既能稳定局面，也有利于团结起义将领。
安排很快确定下来：邓宝珊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王世泰任副主席，同时兼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甘肃军区政治委员，并进入甘肃省委领导班子。这样的搭配，带有明显的统战考虑。
当时有人问：“军队干部转到地方，能不能压住阵脚？”
王世泰的回答很简短：“事情要一件一件办，干部要团结，群众更不能失望。”
他在甘肃主政期间，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行政事务。土地改革、恢复生产、剿匪反霸、民族地区工作，都需要军政双方配合。王世泰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临时过渡人物，而是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处理交通、粮食和地方武装等问题。
1952年，他调任铁道部副部长，主管全国铁路干线建设。名义上离开了西北，实际工作仍与西北密切相关。当时兰新铁路建设正在推进，线路长、地形复杂、物资运输困难，王世泰在铁路系统的经历，也使他继续发挥着熟悉西北的优势。
两年后，他又调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协助薄一波工作。这个部门承担国家重点工业和城市建设项目的审核，涉及“一五”计划中的许多重大工程。王世泰虽然一直担任副职，却并非没有分量，他更多承担的是协调、落实和调查研究工作。
1958年机构调整后，国家建设委员会撤销，王世泰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他被派往西北经济协作区任副主任，主任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兼任，具体事务主要由王世泰负责。
这次调动颇有意味。王世泰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又回到了最熟悉的大西北。他没有借助口号推动工作，而是尽量到现场查看。面对“大跃进”时期各地层出不穷的高指标，他没有跟着层层加码，更多把精力放在工业、交通和生产实际问题上。
1960年，中央局重新恢复，经济协作区撤销，王世泰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交通、民族和统战等工作。甘肃困难时期，粮食、运输和铁路供应都十分紧张，铁路一旦出现问题，地方生产和群众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由于王世泰曾长期主管铁路，兰州铁路系统遇到棘手问题时，往往请他出面协调。他熟悉部队，也懂地方行政，和铁路干部说得上话。这种工作方式未必显眼，却能解决不少具体矛盾。
1963年，他被安排到全国人大担任专职常委。临近赴任时，却接到通知暂缓前往。随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不少领导干部到基层蹲点，王世泰原有工作已经交接，新的职务又没有落实，一度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
他没有长期等待，而是主动要求参加社教工作，后来到基层蹲点。期间，他通过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为当地争取小型水利工程投资，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这类事情不轰动，却体现出他一贯的工作习惯：先看现场，再想办法。
1967年以后，王世泰受到冲击，被列入所谓“汪锋一小撮”，接受军管、批斗和审查，前后持续多年。1975年，他被任命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表面上得到恢复，但实际使用仍有明显限制，主要承担象征性和辅助性工作，难以参与核心决策。
这种状况直到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改变。王世泰重新进入甘肃省委领导班子，先后担任省委委员、常委。1979年，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重新承担较为重要的地方领导职责。
1982年，中央提出推动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王世泰退居二线，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1992年，中顾委完成历史使命，他离职休养。
从兵团政委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世泰长期处于省部级副职或相近位置。并非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实际工作，而是他的军队资历、地方经历和特殊历史遭遇，共同决定了任用上的边界。对他而言，许多时候，能把具体工作办成，已经比职位上的升降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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