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浙江温州城内疫气流行，许多百姓不约而同走进庙宇，焚香、叩拜，口中反复念着“温元帅”。那时医学与卫生条件有限，端午前后又正值天气转热、蚊虫增多，民间把这段日子视为“恶月”中的危险时节。艾草、菖蒲用于避秽，佩香囊、饮雄黄酒用于驱邪，而祭拜温元帅，则是另一种祈求消灾避疫的方式。
江浙一带的端午，并不只有屈原、粽子和龙舟。地方信仰往往贴着百姓的日常生活生长出来。哪一位神明曾被认为能够镇住瘟疫，哪一座庙曾在灾年里给人心理上的依靠，都会逐渐融入节俗。温元帅信仰，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扩散的。
民间传说中的温元帅，本名温琼，也被称为温太保、忠靖王。部分地区把农历五月初五视作他的诞辰，庙中的神像通常身披铠甲，面色青黑，手持兵器，俨然一位镇邪除恶的武将。
有意思的是，民间故事里的温琼，却常常是个读书人。传说他曾在温州城外的寺院彻夜苦读，半夜听见疫鬼商量，要把毒物投入水井。温琼知道百姓未必相信自己的话，便跳入井中，以性命证明井水有毒。等乡民发现他的遗体时，皮肤已经变成青色。
故事的细节在各地并不完全相同。有的说温琼是为揭露毒井而死，有的说他吞下了本应散布人间的疫药。共同的一点很清楚：面对疫病，他没有把灾祸推给别人，而是以自身承担。青色皮肤、武将装束，也因此被解释成中毒后的异相和镇压疫鬼的象征。
传说中，乡民曾这样劝他：“既然知道井水有毒，何不先逃出去？”温琼回答：“我若只顾自己，乡亲们怎么办？”这类对话未必是历史原话，却把民间塑造这位神明的用意说得很直白：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愿意替百姓挡灾的人。
道教文献里的温元帅，来历又是另一套体系。南宋时期成书的《地祇上将温太保传》，把温太保描绘成一员勇猛异常的神将。书中称其身长九尺二寸，曾与郭子仪麾下将士并肩作战，还具有变化异形、施放毒烟等神异本领。
这段记载不能简单当作正史人物传记来看，它更接近道教神谱和神迹叙事。温太保后来与东岳信仰发生联系，曾在泰山一带修行、供奉东岳帝君。传说他面对朝廷追封和民间建庙并不急于接受，认为自身功德尚未足够，宁愿继续除恶护民。
这一情节很有意味。民间神明要进入正统神谱，不能只靠灵验传闻，还要被安置进一套完整的秩序里。东岳帝君、地府神职、天师系统，都是道教神圣权威的一部分。温太保只有获得这些力量的认可，才不再是地方传说中的孤魂或异神，而成为有职位、有职责的正神。
后来传说又把他与张天师联系起来。青城山一带有妖魔作祟，百姓甚至为其立庙祭祀，温太保便协助天师清除邪祟。有关他征伐邪神、拆毁淫祠的故事，实际反映了道教在地方社会中争夺解释权的过程：什么是正神，什么是邪神，什么祭祀可以延续，什么信仰需要被排斥，都要经过重新安排。
温元帅的“治疫”形象，正是在这种神谱与民间经验的交汇中逐渐固定下来。道教传统里，瘟疫有时被理解为天界派出的灾异力量，五瘟使者便承担着行疫、布病的职责。但另一面，神明又可以代替百姓承受惩罚，阻止灾难继续扩散。温元帅恰好站在这两种观念之间。
他既是掌管威权的武将，又是替百姓受难的书生；既能够驱逐疫鬼，又带有中毒变色的受难痕迹。这样的形象并不矛盾，反而适合端午这个特殊节日。五月天气渐热，疾病风险上升，百姓需要一位能镇邪的神，也需要一位理解人间疾苦的保护者。
值得一提的是，温元帅信仰并非始终保持同一种模样。有些庙宇供奉的是披甲神将，有些地方把他塑造成地方官员，还有一些庙中配有夫人像。夫人并不是温元帅早期传说的固定人物，却符合传统社会对家庭、婚姻和伦理秩序的理解。
庙宇的变化，往往比书本更能说明问题。神像怎么塑，配祀谁，端午当天举行什么仪式，都与当地社会的需要有关。灾疫严重时，人们强调他能镇瘟；地方秩序受到重视时，又强调他有官职、有法统。一个温元帅，便在道教经典、地方传说与百姓节俗之间不断换装。
所以，江浙部分地区端午祭拜温元帅，并不是把屈原信仰替换掉，也不只是单纯求神问卜。它和悬艾、佩香囊一样，背后都有对疫病、死亡和失序的恐惧。只不过，艾草靠气味驱秽，温元帅则以神将和护民者的身份，承担了人们对平安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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