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3日，埃及开罗美军招待所内，罗斯福、蒋介石与宋美龄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太平洋战场仍在鏖战，欧洲战事也远未结束，但三位领导人谈论的，已经不只是如何击败日本，还包括战后亚洲的政治安排。
这场会议常被概括成一句话：罗斯福准备把琉球群岛和越南交给中国，蒋介石却没有接受。这样的说法流传很广，却把复杂的外交讨论，压缩成了简单的“送与不送”。
真实情况是，开罗会议并没有签署一份明确写着“琉球归中国、越南归中国”的协议。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核心内容是日本从中国夺取的领土应当归还中国，同时强调朝鲜最终应获得独立。至于琉球和越南，更多停留在会谈设想与战后安排的讨论层面。
罗斯福确实多次谈到琉球问题。当时的美国总统已经注意到，琉球群岛位于台湾以东、九州与台湾之间，扼守东海和西太平洋航线。谁控制这片岛链，谁就能影响日本、中国沿海以及太平洋之间的军事交通。
有意思的是，罗斯福并非只从历史归属角度谈琉球。他更看重它的军事价值。对美国而言，琉球既可以成为牵制日本的前进基地，也可能成为战后亚洲秩序中的重要支点。把它交给中国，或者由中美共同管理，都是可以讨论的方案。
蒋介石并没有直接表示愿意接收。据会谈记录，他提出的方向是由中美共同占领，再交给国际机构托管。这个回答看似保守，实际上包含两层考虑：既不承认日本继续控制琉球，也不愿让中国单独承担接管后的军事、财政和外交压力。
当时的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国民政府控制区域内交通困难、财政紧张，军队还要面对日本占领军。琉球远离中国大陆，岛屿分散，若战后真的接管，必须长期驻军、建立行政机构，还要面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巨大军事存在。
蒋介石已经56岁，长期处在列强竞争和国内战争的夹缝中。他当然明白琉球的战略意义，但也清楚，纸面上的主权和实际控制是两回事。若中国没有足够海空力量，贸然接下这个“好处”，很可能只得到一个名义，甚至因此与美国发生新的冲突。
至于越南，情况更为微妙。罗斯福反对法国战后立即恢复殖民统治，曾考虑让越南实行国际托管，最终走向独立。蒋介石对此并不陌生。中国近代遭受列强压迫的经历，使他知道，越南人民不会欢迎另一种形式的外来统治。
会谈中，蒋介石倾向于支持越南独立，而不是把越南变成中国的属地。有人曾问：“既然法国不应回来，中国为什么不接管？”这种问法听起来直接，却忽略了当时亚洲民族主义已经兴起。中国若以反殖民为名参战，战后却接收越南，外交上很难自圆其说。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不能绕开。越南北部与中国接壤，南部则远离中国政治中心。即使中国在战后取得某种管理权，也必然面临当地民族力量、法国利益、英国态度以及美国政策的共同牵制。那不是占领一座城市，而是接手一场长期不断的政治冲突。
1945年日本投降后，依据盟军安排，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英军则进入南部。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的存在，主要是战败国投降事务和战后秩序安排，并不等于中国取得了越南主权。后来法国重新进入越南，局势很快转入新的战争。
琉球的命运同样没有在开罗会议上定案。日本投降后，美国逐步加强对琉球的军事与行政控制。1947年，联合国通过有关太平洋岛屿托管安排的决议，美国成为管理当局。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又确认了美国对相关地区的施政权，琉球此后长期处于美国控制之下。
需要说明的是，托管、施政权和主权并不是一回事。开罗会谈中的“共同管理”，也没有发展成具有法律效力的中美共同托管制度。后来围绕琉球归属、美国基地以及日本施政范围的争议，正是因为战后文件留下了许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接受罗斯福的设想？把原因归结为“软弱”或“没有战略眼光”，未免太轻率。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是，他在琉球问题上选择了保留，在越南问题上倾向独立，既有军事能力的限制，也有反殖民立场、国际舆论和战后秩序的多重考量。
罗斯福的提议带有试探意味，蒋介石的答复也带有防范意味。双方都知道，战场上的盟友关系，并不等于战后利益完全一致。开罗会议真正留下的，不是一份简单的“领土赠与清单”，而是中国在大国外交中一次艰难的权衡：想要的未必拿得住，不愿拿的也未必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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