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张云逸谈起部队的军费问题时，桌上摆着的不是账本，而是一包普通香烟。对当时的新四军来说，香烟并非可有可无的消费品，它既能缓解战士的疲劳，也是一项可以转化为军费的生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的处境相当艰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
起初，新四军还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领取少量军饷和物资。但这种供应并不稳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军部遭到重创，叶挺被扣押，项英、周子昆遇害。新四军重建后，陈毅任代理军长，张云逸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部队的粮饷、弹药和药品供应几乎全部要靠自己解决。
困难摆在眼前。
新四军不能靠抢粮、拉夫和强征杂税维持，更不能把根据地百姓当成取之不尽的仓库。部队只能一边作战，一边开荒种地，兴办被服厂、印刷厂、毛巾厂等生产单位。粮食问题有所缓解，可枪支弹药、医疗用品和工业设备，仍然需要拿钱购买。
张云逸一直在考虑，怎样才能让部队拥有一项稳定的收入。
有一次开会，门窗敞开，屋里却烟雾缭绕。许多干部和战士抽的是晒干树叶卷成的“喇叭烟”，味道辛辣，烟气呛人。张云逸本人不吸烟，被呛得连连咳嗽，却没有立即离开。
他注意到，战士们抽烟并不是为了讲究享受。行军、放哨、战斗之后，一支烟能让人暂时松一口气。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香烟和粮食、火柴一样，都属于部队日常消耗品。
这个细节给了张云逸启发：新四军为什么不能自己办一个卷烟厂？部队需要的可以自用，多余的拿到市场销售，利润再用于购买军需物资。
想法不错，钱却没有。
张云逸找到供给部门商量办厂，身上只有42元钱，便把这笔钱拿出来作为启动资金。供给部门的同志半开玩笑地说：“这点钱，买几包烟都不够，怎么建厂？”张云逸回答：“钱少可以想办法，关键是先把事情定下来。”
真正的转机，来自一次作战后的接收。新四军在天长县铜城镇取得进展后，接触到当地一家濒临停办的“群众烟草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虽经营困难，但厂房、机器、工人和销售渠道尚在，几位股东也不愿继续受国民党当局盘剥，对新四军的政策持认可态度。
双方没有简单地把工厂据为己有，而是采取合作方式。新四军投入部分资金和人员，企业方面提供原有设备、技术力量和生产条件，原股东保留一定分红。这样的安排，既保护了工人的饭碗，也避免了重新购置机器所需的巨额开支。
1943年5月，合作后的卷烟厂生产出第一批香烟。陈毅得知后，将品牌定为“飞马”。这个名称简洁醒目，便于识别，也适合在根据地市场流通。
办厂并不等于万事大吉。烟叶从哪里来，配方怎样调整，纸张和包装如何解决，都是实际问题。陈毅对产品质量格外重视，从原料采购到卷烟制作都要求严格把关。投产初期，工厂每天只能生产有限数量，主要供应部队，剩余部分投放到淮南根据地。
飞马烟价格适中，质量又比普通土烟稳定，很快打开了市场。根据地群众愿意买，商人也愿意运。需求增加后，新四军又在竹镇、古城等地设立分厂，扩大生产能力，还请报社美术人员设计烟盒。印刷力量不够，就想办法联系外地地下交通线解决包装印制。
有意思的是，飞马烟的流通范围并没有停留在根据地。烟叶采购、成品运输和销售，往往要穿过敌伪控制的铁路与城镇。商人为了拿到货源，冒险往返于南京、上海以及苏皖一带。日本方面曾试图封锁飞马烟，但市场需求并不会因为一纸禁令消失，有些商人换包装后继续销售。
卷烟厂带来的收益，缓解了新四军长期缺钱的局面。按照相关回忆和材料记载，飞马烟销售所得被用于购买药品、布匹、机器和武器弹药，也用于保障部队日常供给。它不是单纯的商业项目，而是根据地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更特别的是，香烟还进入了情报战。
在安徽嘉山一带，新四军侦察人员了解到，一名伪军军官嗜烟如命。当时飞马烟紧俏，侦察员便以交换军装、手枪为名，与对方逐渐建立联系。几包烟、两条烟，起初只是诱因，真正起作用的，是持续接触后形成的信任和控制。
这名伪军军官后来向新四军提供情报，报告日军准备在秋收时到盱眙、龙山一带抢粮。新四军据此组织伏击，打击了日伪抢粮队伍。烟厂没有开在战场上，却通过商品流通，连接起生产、运输、民间关系和情报网络。
1943年，张云逸到延安参加会议，带了两条飞马烟。毛泽东抽过后，对烟的质量表示认可，并称赞说：“这个工厂开得好。”据有关回忆，毛泽东看重的并不只是香烟本身，而是它既满足了部队需要，又能创造收入，说明根据地的生产经营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办法。
飞马烟的利润还被用于支援其他根据地。1944年华北发生旱灾，新四军有关部队曾从经营所得中拿出资金援助灾区。对一支长期处在封锁线内的军队而言，这笔钱不仅意味着多买一些物资，也意味着能够承担更大的区域责任。
张云逸办烟厂的意义，正在于没有把“做生意”和“打仗”割裂开来。粮食可以换军需，工业品可以靠贸易取得，工厂能够安置群众，市场又能反过来支持部队。新四军在封锁中求生，靠的不是某一件商品，而是把农业、工业、交通、贸易和群众工作逐步接在了一起。
那包飞马烟，最终流向了许多地方：战士的行军袋、根据地的商铺、地下交通线，甚至情报人员与伪军接触时的桌面。它的价值，早已超过了烟草本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