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年，益州成都与汉中之间，刘备已经称帝，蜀汉政权表面上声势正盛，内部却因一场东征出现了罕见分歧。张飞遇害后，刘备执意伐吴，赵云出言劝阻，诸葛亮留守成都，魏延继续镇守汉中。后人常说，这是几位重臣“集体不服从号令”。
但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张飞死于阆中。章武元年，也就是221年，他正准备率军从阆中出发，与刘备会合，讨伐夺取荆州、杀害关羽的孙权。部将张达、范强因无法承受张飞的严厉督责，趁夜将他刺杀，随后带着首级投奔东吴。
这件事对刘备的打击极重。
关羽败亡，荆州丢失，已经让刘备失去了多年经营的战略支点。张飞再死，等于桃园旧交只剩下他一人。更麻烦的是，刘备当时刚在成都称帝，蜀汉立国不久，益州的赋税、兵员和地方治理都需要时间恢复，根本不是挥军远征的理想时候。
有人把张飞之死说成孙权派人收买刺客，这种说法并无可靠史料支持。张达、范强确实逃往东吴，但张飞遇害的直接原因，是他长期严厉对待部下，军中积怨终于爆发。刘备曾劝他善待士卒，可惜没有及时采取更强硬的约束，悲剧由此留下了口子。
刘备决定伐吴，并非完全没有政治考虑。孙权占据荆州后，向曹操称臣，曹魏与东吴形成了新的联结。蜀汉若长期承认荆州既成事实，便很难再向东扩张；而刘备若不作出回应，也会在蜀汉内部失去威望。
然而，战略上必须做的事，不等于眼下就适合动兵。
诸葛亮没有随军，并不是简单地抗命。成都刚建立政权，法令、粮运、官府秩序都要靠他维持。刘备率主力离开益州，后方一旦出现动荡，前线就会陷入无粮可继的困局。诸葛亮留在成都，实际上承担的是蜀汉最关键的后勤与政务责任。
赵云的态度更直接。《三国志》记载，他曾劝刘备不要伐吴，认为应当把力量用于北伐曹魏，而不是与孙权相争。刘备没有采纳，仍命他留守江州一带。赵云不是拒绝调动，而是在执行命令之外，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
“不可弃魏攻吴，先图关中才是大计。”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概括了赵云的战略判断：曹魏才是主要对手，孙权虽夺荆州，却未必需要立即用一场大战解决。
魏延的情况又不一样。他当时镇守汉中，职责是防备曹魏从关中、陇右方向南下。汉中是蜀汉北部屏障，刘备将主力调往东线后，更不能把这里完全放空。魏延没有随军，并不能证明他反对刘备伐吴，而是因为他有必须坚守的边防任务。
所以，赵云是明确劝谏，诸葛亮是留守后方，魏延是承担北部防务。三人的位置不同，原因也不同，把他们归为“集体不服从”，多少带有后世叙事的夸张。
刘备出兵时，阵容并不寒酸。吴班、冯习、张南、傅肜等将领率军东进，马良也参与其中。蜀军沿长江推进，先后占据巫县、秭归等地，战线逐步逼近夷陵。东吴方面由陆逊统率，他没有急于决战，而是退守据点，等待蜀军疲惫。
这正是刘备最初没有料到的地方。
蜀军从221年冬季推进，到222年夏季仍与吴军对峙，营寨绵延数百里。军队远离益州，补给线拉长，南方暑热又加重了疾病和疲劳。陆逊选择坚守，并非畏惧刘备，而是在消耗蜀军的锐气。
刘备并非没有机会撤退。夷陵一线久攻不下后，退回秭归、巫县，保住主力，仍然可以重整旗鼓。但他显然希望通过一场决定性胜利来挽回荆州失利，也为关羽、张飞报仇。情绪、威望和军事目标交织在一起，使撤退变得越来越困难。
222年夏，陆逊判断蜀军防线分散、士卒疲敝，发动反攻，火烧蜀军营寨。蜀军大败，冯习、张南等将领战死，刘备退往白帝城。吴军一度逼近蜀汉腹地，幸亏赵云率军赶到，才使追击没有继续扩大。
夷陵之败，并不能简单归咎于诸葛亮、赵云和魏延没有参战。即使三人都在前线，蜀军仍要面对长途远征、后勤困难、东吴水陆优势和陆逊的坚守反击。真正的问题，是刘备在国力尚未恢复时发动大战，又把一场复杂的战略战争，压缩成了必须取胜的复仇之战。
白帝城中，刘备将后事托付给诸葛亮。伐吴失败后，蜀汉失去了继续争夺荆州的机会，孙刘联盟也在很长时间里难以恢复。那些没有跟随出征的人，并非都在违抗君命，他们只是比前线的刘备更早看见了这场战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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