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上海华东医院，病床上的饶子健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立即提出出院，准备返回南京参加悼念活动。医生劝阻他：“你的病情还没有稳定，不能出院。”饶子健却说：“我若发生了意外，我自己负责。”
这句话听起来硬，却不是一时冲动。对饶子健而言，毛主席不仅是党和军队的领袖，也是他从一个放牛娃走上革命道路后，始终认定的引路人。
饶子健出生在贫苦家庭，兄弟姐妹都没有读完书。年幼时，他曾给地主、富农放牛，生活没有多少选择。1926年，湖南农村革命运动兴起，他参加工会、农会工作。1927年春，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工农自卫军。
那几年，农民协会逐渐成为乡村斗争的重要力量。减租减息、反抗土豪劣绅，成了许多穷苦百姓第一次公开喊出的要求。饶子健也在这场风暴中看清了一件事：想改变命运，不能只靠忍耐。
反革命势力很快展开反扑。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蔓延，许多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遭到捕杀。饶子健家乡也受到“清乡”冲击，亲人被杀害。这段遭遇，使他彻底下定决心参加革命。
1929年4月，在党组织重新开展工作的情况下，饶子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6月，红军部队进入浏阳一带，当地党组织按照要求，选派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红军，饶子健也在其中。
他带着介绍信，步行一天赶到部队。那是他第一次穿军装，灰色粗布上衣，配一件白色衬衣。后来他回忆，首长拉着新战士的手嘘寒问暖，大家觉得“像到了家一样”。这套衣服不贵重，却让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正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
饶子健文化程度很低，起初被分到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机枪连，担任上士。团长问他懂不懂上士的工作，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懂。”对方没有责备，只告诉他，肯学就能学会。
上士要负责采购油盐柴米、登记账目、安排宿营，还要遵守群众纪律，做到买卖公平。团长问他会不会写“萝卜”两个字，他只写出了“罗卜”。团长看后说：“可以，再加一个草字头。”这种近乎朴素的教导，让饶子健明白，部队需要的不是出身和学历，而是能不能把事情做好。
后来，他被送进红军学校学习。刚开始听课困难，许多字不认识，军事术语更是陌生。但他没有退缩，白天听讲，抽空识字，把不懂的内容一点点记下来。学习三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红五军团，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机枪连一排排长。
1932年11月至1933年1月，红五军团参加金溪、资溪战役。战斗中，饶子健带队冲锋，负重伤后被送进医院。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便惦记连队，治疗一个多月后坚持出院，步行三天赶回部队，随后担任三营八连连长。
这一选择，后来成了他军旅生涯中反复出现的性格印记：不躲在后面，不把困难留给别人。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他从识字不多的基层战士，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干部。
1949年11月，饶子健任第三十军军长，驻防浦东一带。此后，他奉命赴南京接受新的任务，担任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委。面对从陆军部队到海军建制的转换，张爱萍问他：“有困难吗？”他回答：“有困难就去克服。”
在任期间，饶子健参与组建第六舰队，面对人员、舰艇和制度都不完备的局面，先搭建组织架子，再逐步整顿训练、完善管理。一个长期在陆军战场上拼杀的指挥员，开始学习舰艇编组、海上训练和海防任务，完成了并不轻松的角色转变。
1960年12月，饶子健调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又处在海防前沿，战备任务十分繁重。1961年3月起，他带领有关人员连续开展战役勘察，检查防御工事、火力配置和兵力部署，反复修订防御计划。
1973年以后，饶子健身体状况逐渐变差。1974年春，他住进医院，中央考虑其健康情况，决定让他离职休养。饶子健没有计较职务得失，接受了组织安排。
毛主席逝世时，他正在上海住院。医生担心途中发生意外，坚持要求军区首长批准。饶子健却说：“军区首长哪有时间管这个事？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回到组织身边。”第二天，他离开医院返回南京，参加了军区组织的悼念活动。
医院记录下的那句“我自己负责”，并不是对医疗规定的轻视，而是一个老党员在特殊时刻作出的个人选择。对饶子健来说，病床可以暂时离开，组织生活和悼念领袖的责任，却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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