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广州白云山麓，马思聪的骨灰从美国归来，安葬在故乡土地。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过去40年；距离他被正式平反，也过去了22年。这个迟来的归宿，牵连着一位音乐家的命运，也牵连着一段不应被简单概括的历史。
马思聪1912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少年时期便赴法国学习小提琴。1931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广州、南京、上海等地从事音乐教育与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创作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广为流传，旋律中既有对故土的牵挂，也有知识分子在战乱年代的精神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受到重视。1949年以后，他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成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周恩来曾多次邀请他到中南海，为外国来宾演奏小提琴。
有一次，周恩来把陈毅介绍到马思聪身边，笑着说：“我们三个都是法国留学生，可人家马思聪学到了真本事。”这句玩笑话并不只是调侃，更体现了周恩来对专业人才的尊重。马思聪在音乐上的价值，始终被周恩来看在眼里。
马思聪并不擅长处理复杂的行政事务，也不热衷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他更愿意把时间用在写曲、演奏和培养学生上。遗憾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并不允许知识分子只守住自己的专业领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音乐学院很快受到冲击。马思聪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政治帽子，遭到批斗、审查和劳动。5月15日是他的生日，周恩来曾让秘书打电话，准备把他接走，但马思聪当时不在家。这次保护没有实现，后来也成为周恩来心中的一大遗憾。
进入“牛棚”后，马思聪不仅要写检查、参加劳动，还要在公开场合承认所谓“错误”。据有关回忆材料，他曾遭到辱骂和威胁，甚至有人拿刀在他面前恐吓。对一名年过五旬、患有肝病的音乐家来说，身体上的劳作尚可勉强支撑，持续的人格侮辱却直接摧毁着人的尊严。
1966年11月，马思聪肝病复发，经批准离开关押场所。回到家后，他在好友倪景山等人的帮助下，与家人离开北京，辗转前往广州。此时，各地局势仍在恶化，他的“失踪”很快引起注意。回北京，意味着可能重新遭受批斗；继续留下，安全同样无法保证。
马思聪面临的并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旅行，而是性命攸关的选择。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前往香港。1967年1月中旬，他与妻子、儿女经由广州一带设法抵达香港，随后又担心受到追查或被遣返回大陆，于1月19日乘飞机前往美国，投奔弟弟马思宏。
这次出走很快被定性为政治案件。1967年5月，公安部门成立相关专案组；经过审查，1968年1月，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这个结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1985年，文化部正式为他平反，否定了此前对其出走性质的政治定性。
抵达美国后，马思聪没有接受美国方面提出的政治避难基金。1967年4月，他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自己离开的原因。他强调自己是音乐家，需要安静、和平的工作环境，同时表示，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没有改变。
这份声明中，没有把个人遭遇凌驾于国家苦难之上。马思聪说，自己所受的不幸，与当时中国发生的悲剧相比，完全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表述，既是一个受难者的控诉，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故土的复杂感情。
在美国生活的20年里，马思聪主要靠演出、授课和创作维持家庭生活，拒绝长期依赖救济。他创作了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等作品，也曾到东南亚、台湾等地演出。离开中国改变了他的生活环境，却没有使他停止音乐创作。
1982年，中国音协副主席李凌向邓小平申诉，要求重新审查马思聪案件。中央音乐学院教师也陆续提出平反要求。1985年1月25日，文化部发出为马思聪彻底平反的通知；3月5日，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师生大会，正式宣布这一决定，相关受牵连人员也得到处理。
平反后，学生吴祖强曾邀请马思聪回国。马思聪在电话中说：“我离开祖国已经18年了，适当的时候要回去看看，也许还要开音乐会。”这句话并不激昂，却包含着一个离乡多年的老人对故土的实际安排。
遗憾的是，这次归国始终没有成行。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心脏病手术失败，在美国去世，享年75岁。多年以后，他的骨灰安葬于广州白云山麓，姓名重新与故乡、与那片曾经孕育《思乡曲》的土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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