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是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观超写在笔记本上的话。
王观超出身贫寒,天资聪明又勤奋刻苦,在三九集团内算是一个能力突出的员工。1999年,三九实业成立,系三九企业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主要经营汽车进口及销售。在该公司成立之初,王观超便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2003年,王观超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6年,王观超以北京恒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义收购了三九实业。
其实,对于如何侵吞国有资产,王观超早有预谋。专案组成员发现：“他将如何侵吞国有资产当作一门事业用心来做。”在查获的一个笔记本中,他在2001年就写道：“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除了担任三九实业的法定代表人，王观超还控制北京佳恒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丰达百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阳光丽达商贸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
以上公司的“用途”各不相同。北京佳恒伟业、北京阳光丽达、天津三九国际贸易等公司专门用于承接三九实业的资金及盈利业务；世爵汽车专卖店是王观超用三九实业的资金及品牌所成立，系王观超为自己离开三九实业所安排的一条“后路”；北京恒源投资公司系王观超用于收购三九实业的载体；北京丰达百通公司则专门被王观超用于隐匿公款及控股其他公司。
办案检察官披露,王观超将三九实业大量的资金及业务注入了以上的公司中,盈利归个人,亏损归国家,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三九实业内部管理中，他撤换掉不是“自己人”的会计,有意安排使得内部职能部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方便自己浑水摸鱼。
对于有关部门的检查,王观超也早有防备。平时他热衷请客吃饭,编织个人关系网,每年耗费在吃饭上的钱数目惊人。此外,他还结识了一批实权人物,聘请了一批退休司法人员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
和一些企业老总到大学挂名镀金不同,王观超刻苦钻研法律知识,亲自到北京大学一个法律研修班学习,做了大量笔记。即便在日常管理中,他也会主动找财会人员聊天、请教财会知识。
200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与国务院国资委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王观超等人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展开调查，并指定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很快，重庆市成立了一支以市人民检检察院第一分院职务犯罪侦查局为主,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等检察院职侦业务骨干参与的“三九”案件专案组。5月31日,这支专案组部分人员进驻北京。
专案组人员刚进京,就得到消息，有关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举报，一直不绝于各级部门的信箱。而且,在专案组到京之前，曾有公司纪委对三九实业做了一次调查,没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反,王观超成了惊弓之鸟，将公司卖掉，相关人员遣散,藏了账目，销毁了大量证据,还将家属送到国外。王观超自己也住到西安一租赁屋里。
专案组到北京后,王观超通过各种关系说情探风、请托行贿。且专案组的行踪被王观超掌握得一清二楚。神通广大,成了专案组对王观超的最初印象。
为打开局面，在公司没有现成的账目下,专案组从三九汽车实业公司的往来账查起。但相关联的公司多达数十家,相关资金往来笔数以万计，资金总量上百亿元。面对这样大而复杂的账目,专案组彻查了所有涉案公司的工商档案、验资情况、银行账户,获取了上万页的各种书证。
围绕王观超收购三九实业前后的资金动向,专案组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飞行距离达到10万公里。
2008年8月底,专案组发现了王观超在深圳的一处住所,为此专程飞往深圳，没想到碰上十二级台风“鹦鹉”。为抢时间,专案组组长宋云峰带头爬上了27层的高楼,来到王观超家门口，因房门外走廊无遮蔽,飓风卷着暴雨,混夹着被卷起的杂物，不停地向侦查干警砸来。为能站稳,他们只好找来安全绳将自己拴住,套在栏杆上,避免被狂风吹走。
后来,在王观超的家里,专案组发现了数台曾是公司职员用过的笔记本电脑等物。同时,专案组聘请专家，对搜到的笔记本电脑记录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恢复，从中发现了大量与王观超贪污犯罪有关的证据,包括部分公司的账目、销售台账,甚至还有一封关于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举报信。
专案组人员介绍,根据这封信,他们发现了以举报王观超贪污为要挟，席卷公款1200万元潜逃的三九实业副总经理张翼鹏和财务总监王赟章的“黑吃黑”的犯罪事实。据悉，以上三人曾是吉林工业大学的校友。
张翼鹏、王赟章以为掌握了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证据，王观超就不敢告发他们。然而，他们最终也没能逃脱法网，当年10月左右，几人先后落网。
王赟章到案后,不仅如实供述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贪污公款1000余万元的事实，还供述了王观超涉嫌贪污公款2022万元的情况。同时，王赟章还透露，那些钱大部分用来投资了股票。
据专案干警介绍，当王赟章到案时,还从家里拿了一个盒子。里面全部是账本。虽然不全,但已能证明王观超涉嫌贪污了。
当全国各地不断将好消息传到北京时,在京的专案组很是焦虑，因为关键性证据——“三九实业”的账本一直不见踪影。虽然苦闷，但在京专案组人员并没放弃,他们在王观超北京的几处住所,不断地打听。终于,专案组人员获得了一条线索，一物管处工作人员称，王观超曾搬过家。只是,来现场搬家的人并非他本人，还来了一个大卡车，拉走了10多个铁皮箱子,而且每个箱子都很重。
这个消息，让专案组变得异常兴奋,他们立即分头,对北京100多家搬家公司一年内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详查，并查出了10多个可疑地点。2009年春节前2天，专案组干警根据线索，来到了北京机场附近的一处住所,打开房门,两人顿时惊呆了——一屋子的账本！
专案组人员立即用手机拍照,转发给了一线指挥的组长宋云峰。根据核对,这些账本，正是大家正在寻找的最关键的证据。
经专案人员介绍，王观超之所以没有销毁这些账本逃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他想靠账本收取几笔外债。只是,他的外债还未收回，便被捉获。
据专案组组长宋云峰透露,为节约办案成本，确保账册安全,专案组成员还采取了“蚂蚁搬家”的办法,也就是每人每次带上一两箱,最后将重达一吨的十几箱账本全部带回重庆。这些证据后来被搬上法庭,为成功指控王观超犯罪立下汗马功劳。
在繁芜复杂的资金往来中，专案组终于找到了一笔1224万元的可疑账目。同时,干警以此为突破口，调查发现，王观超挪用三九实业公款收购三九实业的事实。随即,专案组决定收网捕鱼。不久，王观超在北京落网。审讯中，王观超不仅不交代问题,还对一位前来审讯的副检察长称，“你官太小了，重庆审不了我，换人”；“现在买个人头很简单，100万都要不了”等等。
侦查干警正在提讯王观超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王观超明确向审讯人员表示：“你们已经掌握那么多证据了，直接定我就行了,何必一定要我自己说呢，我不可能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吧”。据专案组人员介绍,王观超自始至终都不认罪，甚至在审查起诉阶段询问时,还将提讯笔录撕毁。
面对王观超的“零口供”，“三九”专案组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外侦查工作,成功取得王观超的犯罪证据。
在“三九”系列案件侦查工作总结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副局长马海滨高度评价：“这个案件非常难得的是，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没有失误。”据介绍,王观超等人系列贪污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向重庆检察机关交办的特大国有企业贪污案,也是重庆检察机关首次成建制派遣专案组到异地侦办的要案。该案查办金额巨大,追赃5000余万元,为国家挽回损失7000余万元。
2009年11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负责人王观超犯贪污罪(贪污公款2629万余元)、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400万元),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1年7月1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10年8月1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财务主管王赟章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
此外,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兼天津三九董事张翼鹏涉嫌贪污公款918万元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夏天己开庭审理。
在办理“三九”案件过程中，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和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总结出上级监督管理不到位、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私设关联公司套取国有资产、审计评估流于形式等四大国有资产流失原因,并撰写了《国有资产在重组过程中流失的成因与对策》。
国企大盗为何能够得逞？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多人贪腐，难以互相监督；另一方面是第三方的审计评估未发挥应有作用,让企业管理人员钻了空子。
在企业内部,王观超的行为并非没人知道,甚至已被人掌握了证据,但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管理层中有多人贪腐,相关人员自己也在利用漏洞侵吞公款,如副总经理张翼鹏、财务总监王赟章等人，他们形成了互相牵制、互相要挟的关系,谁都不真正捅破问题。
第三方审计评估环节上也存在把关不严。个别审计评估中介机构仅几天就完成了对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的年度审计。这种现象极不正常。一般而言，审计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审计评估人员应能拿出严密翔实的审计底稿。如果企业资产价值被大幅低估，就很可能存在个别审计评估人员投委托方之所好,把关不严,甚至直接根据企业报表出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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