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甘肃地区农业减产。一部分甘肃百姓离开故土，去往新疆寻找生存出路。几十年过去，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量祖籍甘肃的职工及其后代，提起张仲瀚，很多人会称他为救命恩人。
1954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张仲瀚作为兵团副政委，主持兵团日常工作。他早年参加革命，曾经担任南泥湾垦区区长，跟随王震将军进军新疆。因为兵团已经不属于现役军队序列，1955年全军授衔，张仲瀚没有获得军衔，被人们称作无衔将军。他一生没有成家，没有子女，长期投身新疆军垦事业。
大量从甘肃定西、平凉、武威、民勤等地出来的群众，到达新疆之后，要么被收容之后遣返回甘肃原籍，要么找到可以接纳自己的单位，留下来靠劳动谋生。
很多甘肃逃难的家庭，拖家带口一路向西。路上物资匮乏，缺衣少食，路途漫长，戈壁地带昼夜温差巨大，不少人一路饱经风霜。一部分人抵达新疆之后，被地方收容机构登记，等待遣返。如果被送回原籍，摆在他们面前的依旧是物资紧张的生存困境。不少甘肃籍老人的口述回忆里都提到，当年走出家乡，就是为了寻找一口可以糊口的粮食。
大批自流人员持续涌向南北疆各个垦区，兵团各个团场也不断遇到前来投奔的内地群众。兵团内部一开始也接到过清退遣返自流人员的通知。
张仲瀚到南北疆基层团场调研走访，亲眼见到大批从甘肃、河南、安徽等地过来的群众，很多人衣衫单薄，身体瘦弱，迫切希望能够靠劳动换取生存条件。
调研之后，张仲瀚在兵团内部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老百姓实在走投无路才会远走边疆，兵团不能简单把人遣送回去，兵团应当为国分忧，尽可能安置这批群众 。
这个想法在兵团内部引发不小争论。一方面兵团自身粮食储备同样紧张，各个团场物资、住房条件都十分有限，接收几十万外来人口，口粮、住房、农具都会出现巨大缺口；另一方面，就地安置的做法，和当时全国统一执行的遣返政策存在冲突，主持这项工作的人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压力。
兵团党委经过反复讨论权衡之后，最终确定，停止对自流人员进行遣返，符合条件的人员就地接收，转为兵团正式职工。
从1959年到196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登记在册，正式转为职工的自流人员一共21.5万人，甘肃籍群众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兵团不再沿用带有歧视色彩的“盲流”叫法，统一将这批人员命名为“自动支边人员”，给予正式职工身份，分配口粮，安排生产岗位。为了做好接收工作，兵团沿着兰新铁路沿线，在哈密等站点设立接待站点，接待源源不断西进的内地群众，登记之后分配到南北疆各个农业师的团场就业生活。
接纳人口之后，现实困难接踵而至。兵团粮食总量并不宽裕，为了养活新增的大量职工，兵团推行瓜菜代的办法，扩大蔬菜、瓜类种植，用瓜果蔬菜补充粮食缺口。老军垦职工主动压缩个人口粮，匀出一部分物资供给新来的人员。
大批新来的甘肃籍自动支边人员，没有现成房屋可以居住，只能和老职工一起开挖地窝子。
北疆的第十师北屯、第八师石河子、第六师五家渠，南疆农二师焉耆垦区，都接收了不少甘肃籍自动支边人员。
很多甘肃过来的农民，之前在家乡从事农耕，来到新疆之后，要适应完全不一样的气候、土壤。冬天北疆严寒，风沙常年不断，劳动强度很大。
这批自动支边人员，和转业解放军官兵、国家统一组织的支边青年，共同构成兵团职工队伍。到六十年代初，自动支边人员职工数量，占到兵团职工总人数三分之一。
第十师北屯额尔齐斯河沿岸，石河子玛纳斯河流域，焉耆开都河两岸，到处都有甘肃籍职工劳作的身影。很多人把全家老小接到团场，子女就在兵团的学校读书，一代代在这里定居繁衍。
接收二十多万外来人员，给兵团财政、粮食供应带来巨大负担。各个团场经常要统筹调配有限物资，优先保障基本生存。并不是所有前来新疆的自流人员都能够被接收，兵团会做条件审核，部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依旧会被遣返原籍。
同时，当时王震虽远在北京，依然关注兵团的安置工作，对兵团为国分忧、安置外流群众的做法给予理解与支持，也成为兵团推进这项工作的外部支撑。陶峙岳作为兵团司令员，也在兵团党委层面支持就地安置的决策，共同分担这份压力。
很多祖籍甘肃的老人，晚年时常会想，如果当年进入新疆之后被遣返回甘肃，一家人的生存会面临巨大困难。正是张仲瀚顶住压力，敞开兵团大门，给予他们职工身份，提供口粮和落脚之处，他们才有机会依靠劳动活下去。正是源于这份恩情，张仲瀚被许多甘肃籍的兵团后人称作救命恩人。
今天在北疆、南疆很多兵团团场，依旧有大量祖籍甘肃的家庭。他们的父辈祖辈，就是当年那一批自动支边人员。
这批从甘肃逃难而来的群众，用几十年的汗水改造戈壁荒原。他们参与修建的渠道，开垦出来的条田，建设的连队居民点，至今依旧在发挥作用。
参考资料：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2央视网：《新疆军垦第一人张仲瀚》，2009‑03‑13
3河北党史网：《张仲瀚：在生产建设兵团的28年》
5《第十师北屯市志》、《农八师垦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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