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摄影报道
8月25日下午，2026名人大讲堂第六场讲座在成都阿来书房举办。西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丛苍刚结束《巴蜀文化圈视阈的成都平原与周边文化关系解读》的主题讲座，便被台下观众的提问“留”住了。
面对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学生关于三星堆“祭祀坑”性质的三种主流说法的追问，赵丛苍没有回避，坦陈个人倾向。而后的提问，则引出了古蜀文化如何“挑食”地接纳外来元素，以及考古人最渴望挖到的那两样东西。
讲座现场。
“赵教授，您刚才讲到三星堆祭祀坑有‘亡国埋葬’、‘祭祀毁弃’和‘投名状’三种说法，您个人更倾向哪一种呢？”成都理工大学方心语提问。
赵丛苍回答道：“我自己认为是第一种，但这一说法仍需进一步证明。毕竟金沙遗址的发现表明，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较明显的传承。要说它是一个集团战胜另外一个集团，为什么它的文化紧密相传？也需要进一步做出解释。”他承认，从各方面看，外族或另一集团施加的影响可能存在。
为佐证这一观点，赵丛苍搬出了一个有趣的论据：炊食器。他形容这类器物具有“重大的顽固性”，就像四川人离不开米饭、陕西人离不开宽面一样。“所有的文化遗物里面，炊食器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赵丛苍回忆在三峡考古时，工人们离了油泼辣子就没劲；在日本，他也要托运醋和辣子。“要吃面就要有相应的煮面的锅、吃饭的碗。”上海人用小碗，陕西人用像商周簋一样的大碗，“你用上海吃米饭的小碗吃一百碗他不过瘾”。赵丛苍据此推论，十二桥文化大批新类型炊食器的出现，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流动背景，“不太好解释”。
“我主张这种说法，但还需要完善。”赵丛苍强调，两种传统观点各有道理，而第三种“投名状”说，他也已讲过不再重复。他寄希望于未来考古发现，但坦言“这个过程也不一定短暂，也可能很漫长”。
“有选择的接纳，有改造的创新”
后两位提问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古蜀文化的“接收方式”。
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刘思彤提问道，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日用陶器突然换成了峡江地区的尖底杯，这像是一次全民“饭碗”的集体更换，这是自然交流，还是背后有大规模人群迁移和权力更迭？
赵丛苍认为，成都平原与峡江地区交流密切，三星堆文化在商代早中期曾强势影响长江中游，但十二桥文化的器物更换“更来得彻底一些”。他引入人类学概念：“这些陶器为代表的器物群是‘小传统’，是老百姓的文化；宗教祭祀这些东西是‘大传统’。”大传统容易交流，小传统则“比较难改变”。“我感觉十二桥文化新器物组群的出现可能和人群的流动有关系。”至于是挤兑侵占还是友好交流，“现在也不好说，已有考古发现还不能支撑下一个断论”。
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樊诗韵同学问：甘青地区的玉璧、权杖传到了古蜀，但普通人用的陶盆陶罐却没传过来。是山路难带，还是古蜀人有意选择？
赵丛苍肯定后一种判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盆地古蜀文化有选择性的，学习外面的什么，而不是一股脑都学。”西北地区与古蜀的交流“主要是高端的、精神宗教的交流”，小传统基本看不到。史前时期西部文化止于高原河谷，没到成都平原；到了商代才开始接受，且集中于高端领域。
更重要的是，古蜀人不仅选择，还会改造。“接受过来之后会改造利用”，史前宝墩文化没受影响，而三星堆时期接受了西北元素，却“改变成了自己的宗教礼制系统，完全是三星堆自己的东西”。他总结为：“它是有选择的，而且有改造创新意识的这么一种框架下的一种接纳，一种学习，一种接受。”
“作坊和文字，我们都盼望早日发现”
暨南大学的唐悟稀注意到赵丛苍PPT上列出的两大悬念：古蜀文字和青铜器铸造地点。“如果运气爆棚，两者同时出土，哪一项更让人刮目相看？”唐悟稀问道。
赵丛苍直言这两个问题“很要害”。他希望三星堆能发现铸铜作坊，“一下喜出望外了”，因为作坊能揭示制造工艺、技术来源乃至铜料产地，这些都是学界至今未解的问题。而文字更是“拭目以待，非常期望发现的”，一旦出土，蜀王王系、社会状况都会“一目了然”。
但赵丛苍认为两者不可互相替代，“文字更直接一些，作坊发现了我们也非常高兴”。他感慨“好多事情还没定论，就是因为该发现的还没发现”。作为考古人，他期望更幸运一些，早日同时发现作坊和文字，“这样古蜀文化一下一目了然，不仅能为世界传递更多的信息，也能为现有研究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说到这里，赵丛苍笑了笑：“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解决了，失去神秘感，情绪上会有所失落。”台下观众会意地笑了。但他随即表示：“不能因为满足这样的情绪价值，去盼望它不发现。我们还是盼望它早日发现，这样我们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更有底气。我们盼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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