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68岁的时候，算命的说他能活到98岁, 他当场给算命先生500块钱|二伯|二婶|周媛|周然|栗子|茶几

二伯六十八岁那年春天，在县城老街的早市上碰见一个算命先生。先生支了张折叠桌，铺了块红布，上头摆着签筒、罗盘和一本翻烂了的《麻衣相法》。二伯本来只是路过，去对面的包子铺买萝卜丝馅的包子，但算命先生叫住了他，说这位老哥面有福相，耽误三分钟。

二伯是那种什么事都愿意"听听看"的人。他拎着包子袋子在算命摊前站定，伸出左手。算命先生捏着他的掌纹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抬头端详他的眉骨、颧骨、下巴，最后掐着指头念念有词了一通，给出结论：老哥这面相寿元极长，能活到九十八。

二伯当场从兜里掏出五张一百的票子拍在桌上，说先生你有眼光。算命先生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碰上这么慷慨的主顾，赶紧把钞票收进怀里，又塞给二伯一道黄纸符，说是添寿的，贴身戴着。

二伯回家把这事跟二婶说了。二婶正在院子里晒萝卜干，听完头也没抬："你上个月才查出高血压，上礼拜医生让你戒酒你当耳旁风，你拿什么活到九十八？"

"算命先生说的。"

"他说你活到九十八你就活到九十八？那我说明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你信不信？"

二伯没跟二婶争。他把那道黄纸符叠成小方块塞进贴身衬衫口袋里，然后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枸杞水。二婶说得对，他高血压，前年还做过一次胆结石手术，烟抽了四十年，酒喝了五十年，按照医生给的那套标准，他这副身板能再撑十年就算烧高香了。

但九十八这个数字莫名其妙地在他心里扎了根。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算，九十八减六十八等于三十，他还有三十年。三十年能干多少事？他年轻时在厂里当钳工，退休之后闲了八年，天天在小区棋牌室混日子。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结果算命先生给了他三十年。

二婶看他扒饭的时候走神，用筷子敲了敲他的碗沿："想什么呢？"

"我在想，三十年够把咱们家院子那棵桂花树再养大三圈。"

二婶嗤了一声："那棵桂花树你退休那年栽的，现在才一人高。三十年？它能长到房顶上去。"

"那就让它长到房顶上去。"

二伯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个很淡的笑。二婶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他们结婚四十多年，她对二伯的脾气摸得很透——这个人平时看着随和，干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但一旦他心里认定了什么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二伯是我爸的亲哥，两人差了八岁。我爸从小就怕他哥，因为二伯年轻时脾气爆，在厂里带徒弟的时候骂哭过好几个小伙子。但到我记事的时候，二伯已经是个头发花白、说话慢悠悠的小老头了。他退休之后整个人松弛下来，唯一的执念大概就是那棵桂花树和每周三下午雷打不动的棋牌室。

九十八这个事传开，最早是二伯自己说的。他去棋牌室打牌的时候，跟那几个老伙计念叨："算命的说我能活到九十八，我还有三十年好活。"老伙计们有人信有人不信，但二伯说得多了，大家也就跟着起哄，说他得保重身体，别把九十八的指标提前透支了。

我爸是在家庭聚餐的时候听说的。那天二伯一家来店里吃饭，我爸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饭桌上二伯又提起九十八的事，端着酒杯（二婶瞪了他一眼，他换成了茶）说："还有三十年，我想干点正事。"

我爸一边盛汤一边问："什么正事？"

"我想把咱们周家的族谱续一续。"二伯放下茶杯，"咱们老周家从我爷爷那辈从河北迁过来，到现在快一百年了，中间乱了好几次，很多事都断了。我在家翻了翻老箱子，找出来一本我爷手写的册子，字都快糊了。趁我还有三十年，我想把它整理出来。"

饭桌上安静了几秒。二婶先开口，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你？续族谱？你连自己手机里的联系人都不存全名，全是什么'老李'、'修水管的'、'楼下卖豆腐的'，你续族谱？"

二伯没被这句话噎住："手机是手机，族谱是族谱。那本册子我看了，上面记到咱们这一辈就没往下写了。我得把你们这一代，还有孩子们这一代都添上去。"

我爸看了我一眼，我看了我妈一眼。我妈低头喝汤，但眉毛挑了一下。说实话，在所有人心里，二伯都不是干这种精细活的人。他干了一辈子钳工，手粗得像砂纸，看报纸都要戴老花镜，续族谱这种需要考据、核对、排辈分的事，怎么想都不适合他。

但二伯说干就干。

第二天他就回了趟老宅——那是我爷爷奶奶留下的房子，早就没人住了，空了好多年，院子里的野草长到膝盖。二伯花了一个礼拜把老宅收拾出来，把那些落灰的旧箱子旧柜子全部翻了个遍，果然又找出来几本旧账本、几封泛黄的书信，还有一张模糊的老照片，据说是他爷爷那辈的全家福。

他把这些东西搬到二婶家那间空着的小书房里，又去文具店买了牛皮纸、钢笔、修正液和好几本空白的笔记本。二婶看着他把书房搞得像档案室，嘴上唠叨个不停，但还是帮他擦干净了那张旧书桌，拉了一盏更亮的台灯过来。

那段时间我爸去二伯家送酸菜，回来之后跟我感慨："我哥变了。以前去他家，他不是在沙发上看抗战剧就是在棋牌室打牌。现在去，他戴着老花镜坐在台灯底下，拿放大镜看那些旧纸片，一笔一画地抄。我看他那架势，不比当年在厂里搞技术攻关差。"

九月末的一个周末，二伯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把那几本笔记本摊了一桌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的都是名字、年份、迁居路线还有各种备注。有些地方划了线，有些地方打了问号，旁边用铅笔写了"待考"两个字。

二伯指着其中一页让我看："你们这一辈的，你、你堂哥周航、你表姐周媛，都记上去了。你航哥去年添了闺女，我也添上了，那一栏写的是'第四代女，周然'。"

我低头看那页纸，上面是他一笔一画抄的。字说不上好看，但每一个都清清楚楚，横平竖直。二伯把手里的钢笔放下，靠着椅背揉了揉眼睛："你爷爷那辈的事，很多都是我小时候听你太奶奶讲的。她九十二岁走的，走之前脑子清楚得很，跟我讲了好多。我当时没当回事，现在想想，多亏听了。"

"二伯，你真的打算把整个族谱都续完？"

"续完不敢说。"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能续多少续多少。我还有三十年，慢慢来。"

从那天起，二伯的生活规律得像上了发条。早上六点起床，在小区里走四十分钟——他说算命先生说他能活到九十八，但他得自己配合着点，不能光指望命。吃完早饭就进小书房，坐到十一点半出来吃午饭。下午两点到五点半，继续。晚饭后看两集抗战剧，然后泡脚，九点半准时睡觉。

二婶起初觉得他是一时兴起，撑不过半个月。没想到一个月过去，二伯书房里的笔记本从三本变成了七本。两个月过去，他开始按着那些旧地址给外地的堂亲表亲写信打电话，核实某位曾祖姑奶奶嫁到了哪个村、生了几男几女。三个月过去，他瘦了六斤，但眼神比以前亮了，说话的声音也中气足了些。

十月中旬，二伯遇到第一个坎。他查到爷爷那辈有个兄弟，也就是我们的二曾祖，据说当年去了东北，之后断了联系。二伯翻遍了所有旧纸片，只找到一行字："二弟大章，民国三十七年出关，此后无音讯。"

二伯把这行字反复看了很多遍，在台灯下面坐了很久。后来他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忆说隐约记得小时候听奶奶提过一句，说二曾祖在东北成了家，但在文革期间又断了联系。

二伯挂了电话，第二天就买了张去东北的火车票。二婶拦他，说你这个年纪跑那么远干什么，万一出点事谁负责。二伯说我就是去看看，有线索就找，没线索就当旅游。二婶拗不过他，又气又急，最后往他包里塞了两盒降压药和一袋速效救心丸，叮嘱他每天量血压。

二伯在东北待了一周，回来的时候风尘仆仆，脸色有点憔悴，但精神很好。他说他找到了二曾祖的后人，在一个叫铁岭的小县城里，繁衍了四代，现在已经是一大家子了。他带回来一沓复印件和几张照片，照片里一群陌生面孔站在东北秋天的玉米地前面，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

"认上了。"二伯把那叠复印件放进笔记本里，仔细压平，"他们那边也有个老爷子，跟咱这边一样的姓氏辈分排法，一看就知道是一家子。我给他们看了咱家的老照片，那边说咱们二曾祖晚年常念叨河北老家，说等日子好了要回去看看。没等到。"

二伯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他坐在书桌前，把新得的资料工工整整地抄进笔记本里，钢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响。二婶站在门口看他抄了一会儿，转身去厨房给他熬了碗姜汤，说东北冷，驱驱寒。

十一月，二伯续族谱的事在老周家内部传开了。堂哥周航从外地打电话回来，说爸你悠着点别累着。表姐周媛带着孩子从邻市回来，让二伯看看第四代小姑娘的名字有没有写对。我爸主动提出帮二伯整理那些散页，说可以用电脑录入一份电子版，方便以后保存。

二伯起初不太情愿，觉得电脑录的没有手写的有温度。但我爸把第一页打印出来给他看之后，他又觉得也行，手写版保留，电子版作为备份。于是我爸每周抽两个晚上去二伯家，两个人一个念一个录，书房里时常传出争论——关于某个字到底念什么，关于某位族亲的出生年份到底是一九二五还是一九二六。

我偶尔也去帮忙，端茶倒水翻字典。有次我问二伯："你续了这么久族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二伯正在核对一份旧账本上的名字，头也没抬地说："感受就是，人活一辈子，不管在哪儿、干什么，最后都会留下点什么。有的人留下名字，有的人留下故事。我就是帮他们把这些东西归拢归拢，别散了。"

"那你觉得自己会留下什么？"我又问。

二伯放下钢笔想了想："我留下一个续完的族谱吧。以后你们周家的小孩，翻开这本册子，就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家里以前都出过什么人。哪怕就是做豆腐的、开小馆的、当钳工的，也都是实实在在来过这世上的人。"

我看着他台灯底下微微驼着的背，桌上的散页被风吹得轻轻卷起一角。窗外是十一月灰蓝色的天空，小区里的银杏落了满地。二伯穿了件旧毛衣，袖子磨出了毛边，钢笔握在他那双手里显得有点细，但他写得很稳。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想起算命先生那个事。二伯给了人家五百块钱，值不值？现在想想，值。五百块钱买回来一个三十年的人生规划，买回来他主动扔掉棋牌室的遥控器坐回书桌前的那股劲儿。那五百块钱其实是买了一个念想，一个让他觉得余生还有事可做的念想。

十二月，二伯续族谱的进度推进到了第四代。他花了大半个月整理我们这一辈以及下一辈的信息，把每个人的出生年月、学历、工作、家庭情况都做了备注。周航的女儿周然，刚满周岁，他特地找二婶要了一张小姑娘的百日照，夹在那页旁边，还附了一行小字："第四代女，周然，生于二零二五年八月，性情活泼，周岁抓周抓了一支笔。"

二婶笑他写得像县志，二伯说县志就县志，以后周然长大了看看自己周岁抓了支笔，多有意思。

冬至那天，二伯家请吃饭。饭桌上二伯宣布了一件事，说他准备在明年清明之前把族谱的初稿整理完，到时候印几本出来，给各家各户发一本。二婶说印得花钱，二伯说从退休金里出，一年少抽两条烟的事。

我爸说哥我帮你印，我有朋友做印刷的。二伯摆摆手说不用，你帮我录电子版已经帮了大忙了，印书的钱我自己出。我当时在旁边坐着，看见他说这话的时候脊背挺得直直的，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在厂里当班长的那个样子。

吃完饺子二伯拉我去看他放在阳台上的桂花树。那棵树是那年春天他栽的，细瘦的树干，枝叶也不算茂盛。冬天叶子落了不少，但枝干看着结实。二伯摸了摸树干说："等开了春我再给它换个大盆，底肥多施点。三十年够它长到房顶上了，到时候桂花开起来，全院都能闻见。"

"二伯，你真的信算命先生说的九十八？"

他停了一下，回头看着我。客厅的灯光从门里透出来，照着他的半边脸。他说："信不信的，反正有个数在那儿。人家说你还有三十年，你就把这三十年当真的过。真的假的有什么要紧，重要的是你敢不敢按照那个来活。"

他说完就回屋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冬天的风有点硬，吹得桂花树的细枝轻轻晃动。楼下有人放了一只红色的孔明灯，晃晃悠悠地升起来，飘过楼顶，飘向南边的夜空。我看了很久，直到那一点红光融入远处城市的灯火里才转身进屋。

元旦那天，二伯把续族谱的第一卷初稿打印出来了。厚厚一沓A4纸，用文件夹夹着，封面是他让我帮他设计的，深蓝色的底，上面印着"周氏家谱·第一卷"六个字。他把这份初稿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带去老宅给爷爷奶奶的照片前烧了柱香，说爸、妈，你们那边的我还没完全理清楚，再给我点时间。

那天晚上二伯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那本深蓝封面的初稿搁在书桌上，台灯暖黄的光照着，旁边放着一杯枸杞水和那副旧老花镜。配文是："明年继续努力。"

家群里热闹起来。周航发了个鼓掌的表情，周媛说二伯辛苦了，我爸说电子版我再校对一遍。我妈难得在群里发了一句话："二哥你这事干得漂亮。"

二伯回了我妈一个握手的表情包。

那之后他好像更有劲了。元旦过后没几天，他就开始着手第二卷的资料整理，这部分主要涉及家族里旁支的分迁和联姻情况。他说这部分最不好弄，因为很多人家搬走之后就断了联系，只能托人辗转打听。

二婶那段时间嘴上抱怨得少了。她每天早起给二伯熬粥煮蛋，晚上他泡脚的时候给他捏捏肩膀。我有一回去送酸菜，看见二婶站在书房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二伯在里面低着头写字，她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脸上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表情，像是欣慰里掺着一点心疼。

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二伯把第二轮核对的稿子给我爸送了过来，跟我爸两个人坐在店里对了一下午。我在旁边听着，他们为一位嫁到外县的姑奶奶的夫家姓氏争了半天——二伯记的是"张"，我爸从旧信封上查出来好像是"章"。两个人翻了一堆旧信件和票据，最后确定是"章"，二伯点点头，拿起笔改了。

"老了记性不行了。"二伯合上笔记本，靠进椅背里叹了口气。

"你记性已经够好了，这些老事我早就忘了，你还能说出来。"我爸给他倒了杯茶。

二伯接过茶杯，双手捧着。他手上那些老茧还在，指关节有些肿，是年轻时在厂里落下的毛病。他端茶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但拿笔的时候稳得像焊住了纸面。

"我跟你讲，"二伯喝了口茶，"我这辈子，刚进厂那会儿觉得钳工能当一辈子就够了。后来成了家，觉得养大两个孩子就够了。退了休觉得每天打打牌遛遛弯就够了。现在呢，觉得把这些老周家的事理清楚传下去，也就够了。"

"那九十八呢？"我爸问。

二伯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褶子堆在一起，牙齿掉了两颗还没补，但那个笑是从心里透出来的，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踏实。"九十八那是赠的。我活到六十八，把这件事干完，七八十就够本了。九十八，能多一年是一年。"

腊月二十八，二伯把第二卷的草稿也整理出来了。他没休息，又开始准备第三卷的资料。二婶终于忍无可忍，趁他睡午觉的时候把他的笔记本收起来锁进柜子里，说你给我歇三天，过完年再弄。二伯醒了发现笔记本不见了，在屋里转了好几圈，最后坐在沙发上叹气。

二婶坐在他对面织毛衣，头也不抬地说："你那族谱又不长腿，跑不了。大过年的，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陪我看两集电视剧，不行？"

二伯想了想，说行。那天晚上他真的没进书房，坐在沙发上看二婶放的电视剧。是一部老家庭剧，情节拖沓狗血，二婶看得津津有味，二伯看着看着竟然也入了神。电视机的光映在他脸上，他靠着沙发垫子，两条胳膊搭在扶手上，整个人难得松弛下来。

二婶趁他看电视的时候偷偷把钥匙递给我，让我检查一下那些笔记本有没有被她的鲁莽弄坏。我打开柜子翻了翻，笔记本们安安静静地摞在里面，最上面是一张二伯手写的便签，上面写着："新年计划：续完第三卷、联系山东那边的周家分支、把桂花树换盆。"下面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听你二婶的话，该歇歇。"

正月里，二伯破天荒地歇了整十天。那十天他什么正事都没干，每天吃了睡睡了吃，跟二婶串了两家亲戚，去棋牌室打了两回牌。老伙计们问他族谱续得怎么样了，他说快了快了。然后被老伙计们拉着打了一下午升级，输了十二块钱，乐呵呵地回来。

初十那天他重新坐回书桌前，二婶把笔记本从柜子里拿出来还给他。他打开第一页看了看，确认所有东西都完好，然后抬头冲二婶笑了一下。二婶白了他一眼，往桌上放了杯热牛奶，转身走了。

二月二那天，龙抬头。二伯的族谱第三卷草稿完成。他给三本初稿拍了一张合影发到群里，配文是："第一卷祖宗辈，第二卷祖辈父辈，第三卷我们这一辈往下。还差些细枝末节，清明前争取印出来。"

群里又是一片点赞。周然周岁刚过，周航在群里发了一段小姑娘走路的视频，摇摇晃晃地从客厅这头走到那头，走到镜头前面伸手抓手机。二伯把那视频看了好几遍，跟我说："把这段存起来，以后加进族谱的电子版附件里。"

"族谱还有附件？"

"怎么没有。你们这代人，照片视频什么的，往后都能存。不比光记个名字强？"二伯说得理直气壮。

二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去二伯家帮他整理那堆旧书信。那些信大部分是他爷爷那辈人写的，有的寄自河北老家，有的寄自山东，还有几封是从东北回来的。信封上的邮票很多都缺了角，邮戳模糊不清，但字迹还能辨认。

我拆开一封信，是二伯的爷爷写给自己的兄弟的，开头是"大章吾弟"，信纸发黄发脆，折痕处快要断了。信里写的是家里的近况、农时、谁家生了娃谁家嫁了女，最后一段写："岁数大了，不知今生还能否再见。想你了。"

我把信轻轻放平，拿给二伯看。二伯戴上老花镜看了一遍，沉默了很久。他用手掌慢慢抚平那张信纸的边缘，折好，放回一个专门的信封袋里，贴上标签，放进一个蓝色文件夹。

"这一封，到时候复印一份放族谱后面。太爷爷想他兄弟了，后来再也没见上。"二伯说着，把文件夹合上，在封面写上编号。他写字的时候手比刚才更稳，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笔尖落在纸面上的力度均匀而沉着。

那天下午太阳很好，二婶把桂花树搬出来晒太阳。那棵树跟去年比好像没怎么长高，但树干粗了一点，枝条也比春天硬朗了。二伯从书房出来，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树，阳光穿过秃枝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他眯着眼睛看了会儿，伸手摸了摸树干上刚冒出来的一个小芽苞。

"快发芽了。"他说。

二婶在屋里喊他喝药，他应了一声，又摸了摸那个小芽苞才转身进去。

三月初，二伯的身体出了点小问题。那天早上他照常出去走路，走了没二十分钟就觉得胸口发闷，在路边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回来之后他没跟二婶说，自己吃了片降压药躺了会儿。但二婶还是发现了他脸色不对，连拖带拽把他送去了医院。

检查结果说血压控制得不太理想，加上春天温差大，老人血管收缩功能差，建议住院观察两天。二伯一听就不愿意，说我族谱还有最后几页没整理完。二婶这回没让步，瞪着眼睛说："你连九十八的零头都还没活到，这就想把本钱搭进去？"

二伯被二婶这句话堵住了，老老实实住了院。我爸我妈去看他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床头柜上摊着一本笔记本，护士来查房的时候他就合上，护士一走他就翻开。

我爸说哥你住院就好好养，族谱不差这两天。二伯说我知道，我就看看，不动笔。但那天晚上护士巡夜的时候发现他打着手电筒在写东西，被没收了一回手电筒。

住院第三天的时候，二伯在病房里碰见一个人。那人六十出头，也是心脏不舒服来检查的，两人住隔壁床。聊了几句发现对方姓王，祖籍正好是二伯族谱里记载的那个"王家坳"——二伯的太奶奶就是从王家坳嫁过来的。

二伯当场就来了精神，问人家知不知道王家的辈分排序。对方说知道一点，他爷爷那辈排"玉"字，他爸那辈排"庆"字。二伯翻出笔记本对了一下，跟自己记的那个"玉、庆、德、文"基本吻合。他兴奋得血压直接上去了，被护士按在床上量了三次血压才稳下来。

出院那天二伯拿了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记了一堆王家坳那边的线索。二婶看了又气又笑："你住院住的，倒把族谱往前推了一截。算不算因祸得福？"

二伯说："算，算命先生说的九十八条命，我这才用了一条，还剩九十七条。"

二婶翻了个白眼，帮他收拾东西出院。回家路上二伯坐在后座，怀里抱着那本笔记本，看着窗外三月的田野。麦苗返青了，柳树发了新芽，路两边的油菜花零零星星地开着。他忽然开口跟二婶说："老伴儿，我觉得我今年能干完。清明前印出来，到时候给咱爸咱妈坟前烧一本。"

二婶开着电瓶车没回头，但声音里带着笑："烧什么烧，纸质版留家里，你去坟前跟他们念叨念叨就行了。你爸又不识字，你烧了他也看不懂。"

"那我给他念一遍。"

"行，你给他念一遍。他要是嫌你念得不好，晚上托梦骂你。"

二伯在后座笑了。春天的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他伸手抚了抚笔记本的封面，嘴角的笑意收不住。

三月中旬，族谱的最后一轮校对开始了。二伯把三卷稿子全部摊开在书桌上，让我爸和他一起从头到尾再过一遍。整整三天，两个人坐在那间小书房里，从早对到晚。我负责给他们端茶送饭，顺便当个活字典，偶尔翻手机查一下生僻字的写法。

校对过程中有一个发现。二伯在核对第二卷某页的时候，发现有一位曾祖叔公的过世年份写的是"一九五八"，但他手里有一封旧信，落款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初"，署名正是那位曾祖叔公。也就是说，年份记错了，差了整整一年。

二伯拿着那封信和笔记本对了又对，最后确定是笔记本抄错了。他拿起笔改过来的时候，手停了一下，说："这位曾祖叔公，多活了一年。以前记错了他，现在给他还回来。"

"就一年，能差多少？"我爸在旁边说。

"差一年就是差一年。"二伯把"八"划掉，工工整整地写上"九"，"一个人活了多少年，就是多少年。漏了一年，对他不公平。"

我爸没再说话，低头继续校对下一行。

三月二十号，全部校对完成。二伯联系了县城那家老字号的打印店，把三卷稿子送去排版打印。他选了一种米白色的封皮纸，封面字体用了他喜欢的楷体，还让打印店在扉页印了一句话："谨以此谱，纪念周氏一门百年来往之足迹，与那些认真活过的先人。"

印数不多，二十本。二伯说够了，一家一本，多的留着以后有新的分支能添。

三月二十五号，书印好了。二伯去打印店取货那天，我陪他去的。他拎着两大摞书走出店门的时候，在台阶上站了好一会儿。春天的阳光明晃晃的，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怀里的书，然后递了一本给我。

"你拿着。"他说。

我接过那本书，翻开扉页，看到那行字，再往后翻，是二伯写的序。序言不长，大约两页纸，开头写的是"予年六十八，忽闻有相者言可至九十八寿。予不信命，然信时日尚多，当为后人留一事。遂考故纸，访旧亲，历时十月，成此三卷……"

我抬头看他。他站在打印店门口，手里拎着一摞书，后背微微佝着，头发白了一大半，但那双手稳稳地拎着那些书，像是拎着一件值钱的东西。

"二伯，你写了序？"

"写了。不写不行，总得让人知道这书是怎么来的。"他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来，"那五百块钱花得值，你说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他把书放进电瓶车后座绑好，骑上去回头冲我喊了一声："走了，回家分书去。"

那天下午二伯家挤了一屋子人。我爸我妈我堂哥周航一家表姐周媛一家全到了，连在省城的赵大姐都托我爸带话来说恭喜。二伯把那摞书放在茶几上，一本一本发下去。每个人接过书的时候都翻了翻，周航翻到第二卷找到自己的名字，拍了张照发朋友圈。周媛翻到第四代那页看见了周然的名字，搂着二伯的胳膊说二伯你太好了。

二伯被一群人围着，脸上红扑扑的，嘴都合不拢。他坐在沙发中间，手边放着一本留给自己，扉页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自留本。若有后续，添在此册。"

人散之后，我和我爸留到了最后。二伯坐在沙发上翻他那本自留本，一页一页地看，手指慢慢翻过去，偶尔停下来在某页多停留几秒。客厅里安静下来，窗外的天色暗了，二婶去厨房煮汤圆，说今天是春分后第三天，该吃点什么补补。

我爸坐在旁边，点了根烟。二伯看了他一眼："医生让你戒烟。"

"你管我。"我爸叼着烟笑了笑，"你今天高兴，让我抽一根。"

二伯没再管。他翻到第三卷最后一页，那一页是空白的，底下用铅笔写着"待续"两个字。他看了那两个字好一会儿，合上书，靠在沙发靠垫上。客厅里暖黄的灯光照着他，二婶在厨房里忙碌的声响传过来，锅里煮着汤圆，咕嘟咕嘟的。

"哥，接下来干什么？"我爸问。

二伯想了想，把自留本放在膝盖上："休息。然后该干的事接着干。山东那边还有个分支没理清楚，等天气再暖些我过去一趟。桂花树该换盆了，明天去买个新盆和底肥。对了，你店里那个酸菜，给我送一坛过来，我爱吃。"

我爸一一应了。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说那我走了，明天把酸菜送来。

二伯摆了摆手。我跟着我爸走到门口换鞋，回头看了一眼——二伯还坐在沙发上，那本深蓝色封面的自留本摊开放在腿上，他低头看着那页"待续"，嘴角带着一个很淡很淡的笑。二婶端着汤圆从厨房出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坐在他旁边也凑过去看那页纸。

"空着干嘛？"二婶问。

"留给后面的人写。"二伯说。

门关上了。走下楼的时候，小区里的桂花树那棵还没长到房顶上去的小树在春风里轻轻地摇。月亮升起来了，三月末的夜空干净透亮，星星不多，但每一颗都清清楚楚。

我走在我爸旁边，手里捧着那本族谱，触感厚实，封皮微微凉。我翻开第二卷找自己的名字，在那一页停了一下。二伯在我名字旁边用铅笔写了一个括号，里面注了两个字："出息。"那大概是他对我的评价，写的时候没跟任何人商量，就那么悄悄地写在了我的名字旁边。

春分之后，二伯果然去了一趟山东。他没跟家里人多说，就跟我爸打了声招呼，说去个三五天，找到了就回，找不到也回。我爸要陪他去，二伯不让，说你店里走不开，我自个儿行。二婶这回没拦，只往他包里塞了降压药和两包饼干，说你到了地方给家里报个平安。

二伯走的第二天，二婶来我爸店里吃饭。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碗酸菜肉丝面吃了快四十分钟，面条都泡软了。我爸问她是不是担心，二婶放下筷子说："担心有什么用。他那个脾气你也知道，说了要去找，你不让他去找他心里挂着事，更难受。让他去了，找到找不到他都踏实了。"

我爸又给她盛了碗汤，说二婶你放心，我哥这个人看着粗，心里有数。二婶喝着汤没接话，但我看见她放在桌沿的手指一直在轻轻敲，像数着什么节拍。

二伯去了六天。第七天下午他回来了，风尘仆仆，脸晒黑了一截，但精神头比走的时候还好。他进门第一件事是放下行李去阳台看那棵桂花树，二婶给他换好了新盆和底肥，树已经挪进去三根了。二伯蹲在阳台摸了摸土，又看了看新芽，回屋里说："树长得好，我没白走这一趟。"

他在山东确实找到了线索。那边有个村子保留了一本老谱，里面记着周家一支清末迁过去的事，跟他手里的资料对上了好几处。他复印了十几页带回来，当晚就把新得的材料工工整整抄进了自留本的"待续"那页后面。二婶给他下了碗面条，他一边吃一边翻那叠复印件，面条里加了俩荷包蛋，他吃完了蛋才顾上喝汤。

之后的日子平稳下来。二伯不再像去年那么赶进度了，每天按点作息，上午整理材料，下午有时候出门走走，有时候去棋牌室打两圈。老伙计们问他族谱续完了还要干什么，他说树大了还要修枝，谱修好了也要添补，是个没完的活。老伙计们说那你九十八之前都忙不完了，他说忙不完才好，忙完了人就没念想了。

四月初清明，二伯一家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往年清明二伯都去得早，烧点纸钱说几句话就走。今年他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那本族谱的打印本，一样是保温杯里泡的茶。他在坟前蹲下来，把族谱翻开第一页，从头开始给爷爷奶奶念。

二婶和周航一家站在后面看着。周然还小，被周航抱在怀里，好奇地伸手去够墓碑前的花瓣。二伯的声音在春天的风里不太大，带着点沙哑，偶尔停下来翻页，偶尔抬头看看碑上的字，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念。

念完第一卷的时候他已经蹲了将近一个小时，膝盖有点发麻。二婶在后边说够了够了，你爸你妈听完了。二伯没应声，又翻到第二卷念了几页，最后合上书，对着墓碑说："爸、妈，家里的事我都理清楚了。你们放心，后人们都好好的。"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吧响了一声，二婶过去扶了他一把。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把那本族谱放在碑前用石头压着，说这本就留这儿吧，你们想看了自己翻。然后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二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清明上坟的事。他说他在坟前念族谱的时候，忽然想起小时候他爷爷带他上坟的情形。爷爷那时候也是蹲在坟前，指着碑上的字给他认，说这是谁谁谁，那是谁谁谁。他那时候才七八岁，觉得那些名字又冷又远，跟他没什么关系。

"现在轮到我了，"二伯在电话那头说，"我才明白我爷爷那时候是什么心情。一大家子人，你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是你身上的根。你把他们的名字传下去，他们就没真的死。"

我握着电话，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窗外四月的夜风带着花香从窗口飘进来。我说二伯你那个序里写的"为后人留一事"，现在我真的懂了。

二伯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懂了就好。

四月中旬，二伯家那个院子的桂花树新芽冒得很快，嫩绿的小叶子一层层地绽开，不到半个月就盖满了整个树冠。二伯每天早晚都要到院子里站一站，看看树的朝向、叶子有没有被虫咬、土干不干。二婶说他对那棵树比对她还上心，二伯说那不一样，你跟了我四十多年了，树才跟了我五年，得多照顾点。

这句话把二婶说得愣了一下，然后转身进屋了。二伯站在院子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我你二婶怎么走了。我说二伯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好了，二婶没话接。

"我说什么了？"

"你说她跟了你四十多年。"

二伯想了想，好像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他哦了一声，继续低头看那棵树。但我看见他耳朵尖红了——跟我爸一样，老周家的男人一不好意思就红耳朵。

日子到了四月底，二伯忽然宣布了一个新计划。他说族谱的事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他想做另一件事。他要把爷爷那辈人留下来的旧物件整理出来，每样东西拍照、记下来历、说明用途，做成一本册子。他翻出来那些旧物件摆了一桌子：一把锈迹斑斑的剃头刀、一只缺了口的青花碗、一个老式铜锁、一杆秤、一盏煤油灯、一本撕了半本的黄历。

二婶看着那堆东西直皱眉："这些破烂还留着干什么？"

"留着，都留着。"二伯拿起那把剃头刀，在窗户的光里照了照刀刃上的锈，说这是我爷年轻时给村里人剃头用的，那时候没理发店，谁家男人要剃头就来找他。这把刀剃过不知道多少颗脑袋，光是我们家这辈人小时候的头都是这把刀剃的。

二婶凑过来看了一眼那把刀，锈得刀柄都看不清纹路了，但她没再说扔掉的话。她接过那把刀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忽然说："你小时候头发就是你爷剃的，剃完脑门光溜溜的，跟个灯泡似的。"

二伯笑了："不光我，我爸、我叔、我那几个堂兄弟，都是这把刀剃出来的。"

从那天起，二伯的书桌上多了一台二婶淘汰下来的旧手机。他拿那手机当相机用，把桌上那些旧物件一件一件地拍。光线不好的时候就搬到阳台上去拍，把东西摆在桂花树底下，利用树影和天光调角度。二婶笑他拍得跟文物鉴定似的，二伯说这些东西就是周家的文物，得好好拍。

每拍完一件东西，他就拿笔记本记下来历。有些东西他自己记得，有些记不太清了就给我爸打电话问，或者去问街坊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老人们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但每次二伯去问，他们都很乐意坐下来聊一聊。聊着聊着就扯远了，从一把剃头刀聊到六十年前的剃头挑子，从一盏煤油灯聊到全村通电那年的热闹事。

二伯把那些聊出来的东西也记了下来，不一定跟物件直接相关，但他觉得有意思，就写在笔记本的空白处。我有一回去看他，翻了翻那本新开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了一大堆：哪年村里打了第一口井、哪年通了电、哪年谁家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谁家娶媳妇的时候办了全县第一场有录像的婚礼。

"二伯，你这个越记越宽了。"我说。

他把老花镜推了推，从镜片上方看我："宽了好。光记名字和年份太干巴了，加点这些事进去，以后翻着才有意思。你看那把剃头刀，光写'祖父剃头用'五个字，谁知道他给谁剃过头？我写上他给全村男人剃头、每回剃完留人喝碗茶、后来村里有了理发店他这把刀就收起来了，这么一写，这把刀就不是一把锈铁了。"

我服了。二伯这半年多下来，续族谱续出了方法论，整理旧物件整理出了哲学。他坐在那堆老物件中间，阳光从窗口照进来落在他摊开的笔记本上，整个人慢悠悠地、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好像时间在他身上走得比别处慢半拍。

五一那几天，二伯家热闹了一阵。周航一家从外地回来过节，周媛也带着孩子回来了。二伯把那堆旧物件的照片打印出来，摊了一客厅让两个孙女认。周然太小还看不懂，周媛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认出了那盏煤油灯，说课本上有。二伯给她讲煤油灯是怎么用的、灯芯点着了闻起来什么味道、他小时候在灯底下写作业写过多少回。小姑娘听得入了神，回学校之后还写了篇周记，题目叫《太爷爷的煤油灯》。

二伯把这篇周记复印了一份，贴在那盏煤油灯的照片旁边，底下注了行小字："第四代外孙女小艺观灯记。"

五月过半的时候，天气暖起来了。桂花树的新叶长成了深绿色，整棵树看起来比去年大了一圈。二伯每天在树下坐一会儿，拿把蒲扇扇着风看天。二婶从菜市场回来，老远就看见他坐在那儿，进院子的时候说了一句："你越来越像你爷了。"

"怎么像？"

"你爷老了也这样，搬把椅子坐院子里，什么都不干就看天。我妈说他是发呆，你爷说他是在看云。"

二伯把蒲扇放在膝盖上，抬头看了看五月的天。天空蓝得透彻，云朵被风扯成薄薄的一层，慢慢地漂。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帮二婶拎菜篮子进屋。

五月底，二伯家的书房里又多了一样东西。二婶给他买了台旧录音机，说是邻居搬家留下来的，还能用。二伯起初说用不着那玩意，但二婶说你不是要记东西吗，有时候说到一半人家走了你记不完，录下来慢慢整理省事。

二伯试了几次，发现确实好用。他去找老街那些老人家聊旧事的时候随身带着，录完了回来边放边整理。录音机里传出来那些苍老的、带着地方口音的声音，在书房的安静里一句一句地放。二伯戴着耳机，一边听一边往笔记本上记，有时候摁下暂停键，把某一句反复听好几遍才落笔。

"录音里的声音，比面对面的清楚。"他跟我爸感慨，"面对面的时候光顾着看人表情了，耳朵反而听不实。录下来就好，一句都不会漏。"

我爸去二伯家的时候碰见过一回他在整理录音。二伯把耳机分我爸一只，两个人并排坐在书桌前听。录音里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讲的是六十年前粮食紧张那阵子的事，语调慢悠悠的，带着那种经历过风霜的人特有的平静。我爸听了五分钟就把耳机摘了，说听不下去，太苦了。二伯把耳机戴回去，说苦归苦，记下来才是真的，不记就没了。

六月初，二伯的身体又查出来一个小状况。医生说他的血脂偏高，建议注意饮食，少吃油腻的。二婶当天就把家里的油瓶子收了一半，炒菜从放三勺油改成放一勺。二伯吃了几顿寡淡的菜，嘴上没说什么，但每次去我爸店里都盯着那盘红烧肉看。我爸心软给他夹了两块，二婶在对面一咳嗽，我爸又夹回去了。

二伯后来私下跟我抱怨，说你二婶现在管我跟管小孩似的。我说二伯你血脂确实高了，听二婶的没错。二伯叹口气，说那红烧肉我一年吃不了几回，你妈偏的不让我碰，素的我又不饿。我说你存着九十八的指标呢，现在把身体搞垮了划不来。他想了想说倒也是，然后乖乖回家喝二婶给他熬的杂粮粥。

那天我在二伯家蹭晚饭，二婶端上来的菜确实清汤寡水。一盘清炒西蓝花，一盘凉拌黄瓜，一盘豆腐蒸蛋，主食是杂粮饭。二伯看着那桌菜脸都绿了，但还是一筷子一筷子吃得干净。吃完他擦嘴的时候二婶给他倒了杯水，说你表现不错，周末准许你去你弟店里吃一碗酸菜肉丝面。

二伯的眼睛亮了一下："真的？"

"真的，但面要少油，酸菜多放肉少放。"

"行，少油就少油。"

我看着他们两个为了"少油"两个字讨价还价的样子，忽然觉得特别踏实。二伯从去年春天算命先生那句话开始，跟变了个人似的。但那种变化不是翻天覆地的，就是一点一点地、在他和二婶的日常生活里渗透进去。他不再只窝在沙发上看抗战剧，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整天泡棋牌室了。他有事可做、有念想、有目标，日子过得比以前稠密了许多。二婶嘴上抱怨他整天搞那些老东西，可每天晚上给他泡脚、早上给他熬粥、出门前叮嘱他吃药的人也是她。

六月中旬有一天，二伯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我到了之后他神秘兮兮地把书房门关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鼓鼓囊囊的，他拆开之后从里面倒出来一张泛黄的纸，折痕很深，边缘已经脆了。

"你猜这是什么？"二伯把那张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桌上。

我看了一眼，是一张手画的表格，用毛笔画的格子，格子里用工整的小楷填满了名字。纸虽然旧了，但字迹清晰可辨，最上面一行写着"周门历代宗亲"几个字。

"这是我爷从河北带过来的那份老谱，我一直以为丢了，昨天翻箱底翻出来的。"二伯的声音有点激动，手指悬在那张纸上面不敢碰，"你看见没有，这上面的辈分排法，比我从那些旧本子上扒出来的还全。从河北第一代老祖开始，到我太爷爷那辈，一共七代，一个不少。"

我凑近了看。纸已经发黄发脆，有些地方有水渍洇开的痕迹，但小楷写得工工整整，每个名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注着去向，有的写"居河北某县"，有的写"迁山东某地"，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名字旁边用小字写着"迁河北周家村"。

"二伯，你找了这么久，原来它一直就在箱底？"

二伯点点头，又摇摇头："不是箱底，是那个旧樟木箱子的夹层里。我昨天想把箱子清出来放别的东西，往地上一磕，夹层松了，掉出来的。"他反复摩挲着那张纸的边缘，像握着一件什么稀世宝贝，"这个东西，比我之前整理的所有东西加起来都珍贵。这份是最原始的那个根，后面那些都是从这个根上分出去的枝杈。"

他那天下午没干别的，就对着那张老谱跟他之前整理的三卷族谱逐条核对。有些名字对上了，有些对不上——老谱上记的某个先人，在他之前整理的资料里查无此人。二伯给那个名字旁边打了个星号，写下"待考"两个字，然后翻出电话本给河北老家的远房亲戚打电话。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那头是个老辈人，辈分比二伯还高一辈，按辈分二伯该叫人家叔公。那位叔公今年八十四了，耳朵不太好，二伯在电话里扯着嗓子喊了半天，终于把那个名字给对上了——老谱上记的那个"周茂林"，是二伯曾祖父的兄弟，早年间去了东北后来又回来了，但回来之后定居在别县，跟本家断了来往。二伯之前整理的资料里确实没提到这个人，因为那支人搬走之后，两边就没什么联系了。

挂了电话之后二伯坐在椅子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揉了揉眼睛。我给他倒了杯温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说："今天值了。这一下子，把之前空了那么多年的一个缺口补上了。"

"那你那三卷族谱是不是得重新编了？"

"不用重新编，在第二卷后面加一页附录就行。把这支的谱系单独列出来，注明跟本家的关系。"二伯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起钢笔，在笔记本上刷刷刷地记了几行，边记边说，"明天我去打印店，让他们重新排一下版。加这一页进去，三卷就齐了。等这一版出来，再送去印。"

他写完之后抬头看了看窗外。六月的傍晚天还亮着，夕阳的光从窗格子里斜斜地透进来，照在书桌上那堆散页和老谱上面。那张泛黄的老谱被二伯用一本厚词典压着角，纸上的小楷在斜阳里墨色沉静，一百多年前的笔迹跟今天的光在同一个平面上交汇。

二伯站在桌边看了那张老谱很久。他没说话，就那么站着，手扶着桌沿，微微弯着腰。最后他直起身来，小心地把老谱收进一个崭新的档案袋里，封口，在袋子外面写了三个字："原件，勿折。"

那个黄昏我离开二伯家的时候，院子里桂花树的叶子被夕阳镀了一层金色。二伯坐在树下的那把藤椅上，手里拿着那份老谱的复印件在看，腿上摊着老花镜盒子。二婶在厨房里切菜的声响传出来，笃笃笃的，节奏均匀。

六月下旬，二伯去打印店重新制版印了一批族谱，这次加了那页附录，也把一些小错误修正了。印好的新书送过来那天，二伯挨家挨户打电话让人来领。我爸去的时候带了一坛新腌的酸菜和一瓶好酒。二伯说酒暂时不喝，等血脂降下来再说。我爸说那就先存着，等你九十八的时候开封。

二伯被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拍着我爸的肩膀说，有你这句话，我高低得把这九十八活满了。两个老头儿站在门口笑着，一个穿蓝布衫一个穿灰夹克，头发一个比一个白，但笑起来的样子年轻得很。

七月，酷暑来了。老街的梧桐叶子被晒得发蔫，我爸店里的空调从早开到晚，食客们进门先找风口站一会儿才肯坐下点菜。二伯那阵子没怎么出远门，每天上午在小书房整理录音，下午等日头偏西了才搬到院子里桂花树底下坐着。树冠比春天又密了一层，在正午的毒太阳底下滤出一小片荫凉。二婶把茶几搬到树底下，给他摆上茶水、蒲扇和一盘切好的西瓜。

二伯坐树下吃西瓜的当口儿，我有时候下班路过进去坐坐。七月初那天我去，他正跟二婶拌嘴，说西瓜切得太厚了不好咬，二婶说明年夏天你自己切。俩人斗了半天嘴，最后二伯把最后一块西瓜吃完，二婶把盘子收走洗碗，一切又风平浪静。

那天二伯忽然问我："你说你二婶跟了我四十多年，她图什么？"

我愣了一下，这问题来得没头没脑。二伯摇着蒲扇看着树顶的叶子，嘴里问得随意，像是自言自语。我想了想说："图你这个人踏实吧。"

二伯嘿了一声："我这个人吧，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在厂里骂人骂出名。那时候你二婶刚嫁过来，我下班回家脸一沉她就紧张。后来年纪大了脾气收了，她反而跟我犟上了。你说这不是反过来的？"

"那她后来为什么跟你犟？"我问。

二伯把蒲扇放下，想了想："可能是觉得我不那么吓人了，敢说了。也可能是她觉得跟我过这么多年了，该说就说，不怕我甩脸子了。"他拿起西瓜皮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拍了拍手，"我这个人吧，一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年轻时候在厂里当班长，管七八个人，干到退休还是管七八个人。你二婶跟我吃苦吃了不少年，早些年家里穷，她一件外套穿了好几年都没舍得换新的。后来条件好了，她也不怎么跟我算旧账。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了四十多年。"

他停了停，看着树影里跳动的光斑，又说："算命先生说我还能活三十年，我就想，这三十年我得好好待她。以前的事做过的做过了，往后的事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没有接话。二伯也不需要我接话，他就那么摇着蒲扇在树下坐着，嘴里哼了两句老调子，我听不出是什么歌。二婶洗完碗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盘新切的桃子，放在茶几上，坐下来也摇了一把蒲扇。两个人并排坐在桂花树底下，各自摇着扇子，偶尔说一句话，偶尔不说。七月的蝉鸣在四周铺天盖地地响着，但他们坐在那片树荫底下，好像蝉鸣声也隔了一层。

七月中旬，二伯去了趟老街找我爸，两人商量了一件事。二伯想把那本旧物册子也印出来，跟族谱配套。他说族谱记的是人，册子记的是物，人跟物配着看，才立体。我爸说那你这活儿是干不完了。二伯说干不完就不完，又不赶工期。

那天他们在店里商量到天黑，最后决定先印一本试刊，印五本，各家分一本看看效果再调整。二伯把整理好的照片和文字说明装在文件袋里交给我爸，说排版你来弄，你的审美比我好。我爸接过去翻了翻，看见每张照片旁边都配了一段手写体的说明，文字不长，但每个物件都有一个故事。

那把剃头刀的说明写的是："祖父剃头刀，铁制，柄为木。祖父在世时全村民众多由此刀剃头，剃后留茶，聊家常。祖父六十三岁那年县里开了理发馆，此刀遂束之高阁。一九九八年祖父去世，此刀传于父手。父不善剃头，仅留为念。今传于予手，欲借此刀，记祖父手艺与为人。"

那盏煤油灯的说明写的是："曾用煤油灯，铁皮灯身，玻璃灯罩。祖辈夜耕归家用此灯照路，父辈小时在灯下习字，予小时亦在灯下习字。后村里通电，灯遂闲置。灯罩有一裂纹，为予幼年失手打碎，后用胶粘之，至今可见。"

二伯把这些说明写得平平淡淡，没有一句煽情的话，但每读一段都让人觉得隔着纸能摸到那件东西的旧主人。我爸在店里看完那叠资料，晚上回来跟我妈说起，我妈难得认真听了，听完说了句："你哥这人，以前没发现他有这耐心。"

八月初，试刊印出来了。二伯拿到手的那天反复翻了好几次，连书脊有没有歪都检查了三遍。确认没问题之后他给各家送了一本。送到我家的时候他进门坐下，接过我妈倒的茶，说："弟妹你看看，这册子还行？"

我妈翻开那本薄薄的册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到剃头刀那页停了一会儿，翻到煤油灯那页又停了一会儿。合上之后她说："二哥你这事做得细。这些东西留着有什么用，以前不明白，看了你这册子就明白了。"

二伯低头喝茶，耳朵尖又红了。

那之后二伯继续整理旧物件，又陆续找出来几样他之前遗漏的东西，全部拍了照做了说明。册子的内容慢慢厚起来，从最初的十几样增加到二十几样。他把新版修订的内容随时记在自留本的末页，等积累够了再出一版。

八月，天气依然炎热。二伯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下面待的时间越来越长，经常从下午坐到傍晚。二婶有时候在厨房做晚饭，窗户开着，能看见他在树下的背影。有次我路过听见二婶隔着窗户喊："别坐太久，起来走走。"二伯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坐回去，二婶在窗户里面摇头笑。

那棵桂花树确实长了不少。跟去年春天相比，树干粗了快有一圈，枝叶繁密到能把整个藤椅罩在底下。二伯坐在树底下的时候经常抬头看，看着新枝往哪个方向伸、叶子有没有发黄、树冠跟房顶之间的距离又近了没有。

有一天黄昏我陪他坐了一会儿。夕阳透过树叶洒下碎金一样的光，落在他的旧衬衫上。他忽然指着树冠最高处一个枝丫说："看见那个芽没有？那是今年新发出来的，朝南长的。按照这个速度，再有五年就能到房檐，二十年能到房顶。"

"三十年呢？"

"三十年，"他眯着眼估算了一下，"能高过房顶，从楼底下都能看见这棵树。到时候开花，全院的人都能闻见桂花香。"

他伸手碰了碰低处一片叶子，动作极轻，像碰什么贵重东西。我就坐在旁边看他，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坐在一棵还没长到他高的桂花树底下，认认真真地盘算一棵树三十年后会长成什么样。那个画面没什么戏剧性，但在我脑子里留了很久。

八月下旬，发生了一件很小但让我有点意外的事。二伯有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右小腿上长了个黑痣，之前没有的。他第二天去医院看了皮肤科，医生检查了说问题不大，就是个普通的色素痣，不痛不痒的不用处理，观察就行。

但二伯从医院回来之后，二婶发现他把书房里的笔记本收进了抽屉里锁上了。二婶问他锁什么，他说防止落灰。二婶说你有事瞒我，二伯说没有。二婶当晚给我爸打了电话，说我哥不对劲，你们去看看。

我爸第二天去了二伯家，发现二伯把书房收拾得异常整洁，所有东西分类装进了文件盒，贴着标签码在书架上。书桌上除了台灯、笔筒和老花镜，空无一物。我爸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二伯说没有，就是觉得书房太乱了，收拾收拾。

我爸坐在他对面，看了看书架上那些贴着标签的文件盒，说哥你要是有事就跟我说。二伯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那张皮肤科的诊断单，递给我爸。我爸看完松了一口气说没事啊，医生都说不用管。

二伯把诊断单收回去，说："我知道没事。但这几天我在想一个事。我今年快六十九了，我得把东西归置归置。万一哪天有个好歹，这些东西散得到处都是，你们收拾起来费劲。我现在给它分好类、贴好标，真要有什么事，你们拿起来就能接着用。"

我爸听了没说话，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拿起一个贴着"族谱资料·卷一"的文件盒打开看了看。里面是分类装好的散页，每一沓都用夹子夹着，侧面写了页码。他又抽开另一个盒子，是录音整理的文稿，按时间顺序排好，每个录音文件对应一份打印稿。

"哥，你想得可真远。"

二伯靠在椅背上，说："不想远不行。算命的说我还能活三十年，那是老天的安排。我自己的安排是，万一老天反悔了，我这些东西不能跟着走。你看见了吧，全都弄好了，谁来接手都行。"

我爸把文件盒放回去，关上柜门，转身走回二伯面前坐下。他说哥你放心吧，你这些东西我盯着，出不了错。二伯点点头，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交给我爸："书柜钥匙，给你一把。我那儿还留了一把。"

我爸接过去攥在手心里，说知道了。

那之后过了三天，二伯的生活又恢复了日常节奏。他又开始整理新找到的旧物件，又从书架上取下文件盒放在书桌上摊开来翻，又坐在桂花树底下摇着蒲扇看天。但书架上的文件盒没有再收回去，就那么整整齐齐地码着，标签朝外，随时可以抽出来看。

九月初，秋天第一场雨落下来的时候，二伯的老寒腿犯了。他在床上躺了两天，二婶给他熬姜汤、泡热水袋、揉膝盖，忙得团团转。二伯跟二婶说你别忙了，老毛病过两天就好。二婶一边给他揉膝盖一边说你这个人，夏天贪凉在树下坐太久，寒气进了骨头，不疼你疼谁。

二伯被二婶数落着，嘴上没反驳，但脸上的表情是舒展的。他靠在床头，手里翻着那本旧物册子的修订稿，腿上盖着毯子。窗外雨声淅沥，二婶的唠叨声在房间里绕来绕去，他听着听着居然就这么睡着了，册子滑到被子上，老花镜歪在一边。

二婶看见他睡着了，收了声，轻轻把册子和眼镜拿开放在床头柜上，给他拉了拉毯子。然后她坐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伸手把他嘴角一点口水擦了，起身关上门出去了。

九月七号那天，二伯六十九岁生日。没大办，就一家人凑了一桌，在我爸店里吃的。二伯这回没提要喝酒，主动倒了杯茶水举着跟大伙碰杯。二婶瞧他那自觉地样子，忍不住说了一句："去年这时候算命先生说你能活九十八，你给他五百块。一年过去了，你还剩九十七年，那五百块值不值？"

二伯端着茶杯想了想："值。去年今天我不信，今年今天我觉得信了也成。我这九十七年，能干的事多了去了。"

饭桌上笑声一片。周航端起酒杯敬了二伯一杯酒，说爸你九十八的时候我六十多，到时候我带着周然来看你。二伯说好，到时候让你闺女给我这老老头敬酒。周然坐在宝宝椅上手舞足蹈，不知道大人们在高高兴什么，也跟着拍起了小手。

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二伯忽然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五百块钱。我懵了，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还你的。去年春天那五百块钱是你二婶的私房钱，我拿她抽屉里的。后来补回去她又发现了，我又补了一回。这五百是她让我今天当着大家面还你的，她说做人要实诚，不能当着小辈面撒谎。"

我拿着那五百块钱看看二伯又看看二婶，二婶坐在桌子对面端着茶杯喝茶，一脸云淡风轻。我忍不住笑了，把钱收进兜里说："行，我收着了。二婶下次你藏钱换个地方。"

二婶终于绷不住笑了，茶杯差点洒了："你二伯这个人，藏不住事，我抽屉里少了钱他隔天就招了。我说你拿钱干嘛，他说算命先生给他算命他要给人家钱。我说你不早说，他说早说你就不给了。我说我给，你拿去吧，这钱算我出的。"

我爸在旁边听了直乐，说二嫂你大气。二婶把茶杯放下，看着二伯说："大气什么，他拿了钱去买个念想回来，换了一年好日子过。要是往后年年都能这么过，我就年年给他掏那五百。"

生日宴散场之后，我骑车送二伯二婶回家。夜晚的风凉下来了，路边的桂花还没开，但空气里隐隐约约开始有了甜意。二伯坐在我电动车后座，二婶坐在我前面，三个人挤在一条车上慢慢穿过老街。路灯的光一段明一段暗地经过我们脸上。

二伯在后头忽然说："过了这夏天，桂花就要开了。今年肯定比去年开得多。"

二婶在前面说："开了也白开，你又不能爬上树去闻。"

"你这句话说的，桂花开在树上，我站在院子就能闻见。谁说要爬上树了？"

两个人又一搭没一搭地拌起嘴来。我夹在中间听着，只觉得风在耳边呼呼地吹，秋天的夜凉丝丝地透进衣服里，后座上二伯的声音和二婶的声音交替着响，像这条路上最熟悉的背景音。

到了楼下二伯下车，二婶也跟着下来。我调转车头要走的时候二伯叫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递过来。我展开一看，是一幅用钢笔画的桂花树，画画的不怎么样，枝干歪歪扭扭的，但树冠处画了许多小小的圆圈，旁边用铅笔写着"估明年花量"。

"明年这个时候你再来看，这棵树的画就得换一张新的，更大、花更多。"二伯站在单元门口的灯光下面说。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头发被夜风吹得有点乱，但脸上的笑很笃定。

我说好，明年这个时候我来看。

回到家我把那张画夹进了那本族谱里，夹在我名字那一页的旁边。后来我再翻族谱的时候，每次翻开那页就看见那棵歪歪扭扭的桂花树，和那行"估明年花量"的小字。那画不漂亮，但那是二伯心里长出来的一棵树，不高不大，根扎得很深。

九月中旬，桂花真的开了。比去年早了大概一个礼拜。二伯早上推开门就闻见了，一路小跑到院子里绕着树走了三圈，仰着头看那些米粒大小的金色花朵密密麻麻藏在叶间。二婶被他惊动，披着衣服出来看，两个人就站在清晨的院子里仰着头看桂花。

那天二伯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那棵桂花树开花的特写，金色的花簇在绿叶里像碎金子。配文是："今年开得好，全院都能闻到。"

我爸第一个回复："改天来摘点做桂花糕。"

周航回："爸你这树养得不错。"

周媛回了一张周然在阳台上晒太阳的照片，说等明年周然大点了带她来看太爷爷的桂花树。

二伯在手机后面看着那些回复一条一条弹出来，把手机放在胸口的位置贴了一会儿。二婶进屋给他拿了件外套出来披上，说大清早别站风里太久。二伯把外套裹紧，又抬头看了一眼满树的桂花，这才转身跟着二婶进屋去吃早饭。

整个九月剩下的日子，二伯家的小院都飘着桂花香。风从南边来的时候，那股甜香能飘到隔壁单元楼里去。邻居上下楼经过二伯家门口都要停一步吸吸鼻子，说老周你家桂花真好。二伯就笑着跟人家说等落了给你筛一瓶桂花干泡茶喝。

他把那些落在地上的桂花收集起来，用细筛子筛干净杂质，摊在竹匾上晾在阳台。二婶拿一部分做了桂花酱，一部分裹了蜂蜜封进玻璃瓶里。二伯往我爸店里送了两瓶，让他在酸梅汤里加点桂花试试。我爸试了之后说确实不一样，把桂花酱放进甜品的菜单里，成了秋天限定的招牌。

我在九月底的一个下午去了二伯家。院子里桂花香浓得化不开，二伯坐在藤椅上，手里翻着那本旧物册子的新一版样书。旁边的小桌上放着一杯桂花蜂蜜水，二婶在屋里看电视剧，声音从窗子里透出来，低低的。

我在对面坐下，二伯把样书递给我看。新版比旧版厚了些，因为新增了几个物件。最新补进去的是一把旧剪刀，二伯标注的是："母用剪刀，剪布裁衣几十年，后传于二婶，二婶用它做针线活又二十年。至今刀刃依然锋利，但手柄缠的布条已经换过三次了。"

"这把剪刀你找出来的？"我问。

"你二婶翻出来的，放在针线盒底下。她说裁了那么多年衣裳，该让它歇歇了。"二伯喝了口桂花水，"我就给它拍了照，记了一笔。它剪过的布，做成衣裳穿在咱家不知道多少人身上。这把剪刀认识的人，比咱家里人还多。"

我翻着那本册子，每翻一页就觉得那件旧东西好像被二伯注了魂进去，不再是冷冰冰的旧物，而是带着温度、带着人气的活物。剃头刀认得全村男人的头皮，煤油灯认得祖辈的夜路，剪刀认得一家人四十多年的针脚。这些东西还在，握着它们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了，但它们把那些人的温度留了下来。

合上册子的时候我把鼻子凑近闻了一下，新印的油墨味里混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是二伯在阳台晾着桂花的时候顺手把样书搁在旁边沾上的。那个味道我后来一直记得。

九月的最后一天，二伯把新版旧物册子的定稿送去打印店。回来的时候在小区门口碰见去年那个算命先生。先生还在早市摆摊，但换了个人流多的路口。二伯经过他摊前的时候先生正在给一个年轻姑娘看手相，二伯没打扰他，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

等那个姑娘走了，算命先生抬起头看见二伯，愣了一下。他还记得二伯——毕竟当场给五百块的主顾不多。先生堆起笑脸说老哥又来算命？二伯摇摇头说不算了，今天就是路过。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过去，说上次谢谢你，你那句话管用。

算命先生接过烟，看了看二伯的脸色，说："老哥这一年的气色比去年好多了。"

二伯笑了一声："是吧？我也觉得好多了。走了，你忙。"

他转身往小区方向走。背后传来算命先生的声音："老哥，你那九十八，我看稳了。"

二伯没回头，摆了摆手。秋天的太阳斜斜地照着，他背着手慢悠悠地往前走，影子被拉得很长。小区门口那棵桂花树的香气飘过来，钻进他鼻腔里，他吸了一口气，脚步比刚才快了那么一点点。

九月的桂花开了又谢，二伯把最后一批落花收进玻璃罐子里封好。他在每个罐子外面贴上手写的标签，写着"二〇二六年桂花"，底下用铅笔注了一行小字："头茬花，最香。"

十月国庆那几天，周航一家回来住了三天。周然刚满一岁半，正是学走路的年纪，摇摇晃晃地在客厅里满地转。二伯把客厅能磕碰的地方全包上了防撞条，又在地上铺了一层软垫。周航说不用这么夸张，二伯说万一磕了碰了你妈回头又要念叨我。

周然对什么都好奇，尤其对二伯书桌上那些文件盒感兴趣。二伯把矮处的文件盒全挪到了高处，但周然不依不饶地指着书桌啊啊叫。二伯就从书架上抽了一本空白笔记本下来，让周然在上面乱画。小姑娘攥着圆珠笔在本子上涂了满满一页的圈圈和歪线，二伯在旁边认真地看着，等她涂完了，在页面底下写了一句："周然，一岁半，涂鸦第一幅。"

二婶笑他什么东西都要记一笔，二伯说记了好，以后她长大了看见自己画过什么，是件有意思的事。他把那页涂鸦小心地夹进了族谱的第四代附录里，还在旁边贴了一小条便利贴："此乃第四代周然周岁半涂鸦，保存。"二婶说他走火入魔了，二伯说这叫传承。

假期那几天，二伯家的小院特别热闹。周然追着桂花树底下的蚂蚁跑，二伯跟在后面护着怕她摔。周媛的女儿小艺拿着那本旧物册子看得认真，看见煤油灯那张照片就叽叽喳喳讲她在学校周记的事。二伯在厨房帮忙择菜，隔着窗子听见两个小姑娘的笑声，菜叶子都择得比平时快。

十月中旬，我爸跟我妈出了一趟短途。我妈老年大学组织去邻县看菊展，我爸说正好店里周三调休，就开车送她过去顺便自己也逛一天。出发前我妈给我爸挑了件新外套，说他那件灰夹克穿了三年了，出门穿新的。我爸穿上之后在镜子前照了半天，问我妈是不是领子太紧了。我妈说紧啥紧你脖子粗就是那尺寸。

这要在以前，两个人高低得因为这句话再呛几句。但我妈说完之后自己又补了一句"你要是觉得紧我给你拆一针"，我爸说不用挺好的，转身就出门了。我看在眼里，好像两个人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在一点点变薄，像春天的冰一点点化开，不声不响的。

那天他们去了菊展，我妈拍了一堆照片发群里。有一张是我爸蹲在一盆黄菊面前看花，表情很专注，手背在身后，像个认真观察的学生。我妈在底下配了一句："说他非要跟这盆合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二伯在群里回："我弟年轻的时候也爱菊花。"

我爸隔了半小时回了一句："别瞎说。我不是爱菊花，我是看那盆养得好。"

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开了，二婶发了条语音说她煮了菊花茶，周航发了周然跟洋娃娃的合影。我翻了翻聊天记录，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个群从一开始的沉默寡言变成了现在这样热热闹闹的。我爸在里面话还不多，但会回复。我妈偶尔发两张照片，二伯和二婶是常驻聊天主力。一个普通的家庭群，里面吵吵嚷嚷地聊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看着那堆消息记录，莫名觉得心安。

十月底，二伯家院子的桂花彻底谢了，树上只剩下墨绿的叶子。二伯把那些瓶瓶罐罐收进了厨房柜子里，留了两瓶放在书架上，说冬天闻不着桂花的时候就开一瓶闻闻。二婶说你这叫自欺欺人。二伯说香还在瓶子里，不算自欺欺人。

十一月，天气转冷。二伯的旧物整理暂时告一段落，他又有了新想法。他要把族谱里提到的那位去了东北的二曾祖那一支单独做一个小册子，把他在东北找到的那些资料和照片全放进去。他说那一支跟本家分离太久了，应该单独给他们立一个册子，完整地记下他们在那边的繁衍和日子。

我爸对这个想法持保留态度，说哥你又不累了？二伯说不累，累什么累，做喜欢的事不累。我爸说我给你打下手。二伯说好。

于是两个老头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合作。二伯负责整理东北那边的资料和照片，我爸负责把那些文字录入电子版、调整图片格式。每周他们有两天晚上在二伯家碰头，书桌上摊开一堆东北带回来的复印件和照片，两个人一边对着电脑一边讨论哪些内容放进去、哪些照片怎么裁剪。

有一张照片是二伯跟那边那位老爷子的合照，两人站在一片金黄的苞谷地里，都穿着旧棉袄，都戴着那种老式的前进帽。二伯说那张必须放进去，那是两支分离了七十多年后第一次见面的纪念。我爸把照片扫进电脑里调了调色，在图片下方加了一行注释："二〇二六年秋，河北周氏大章公后人周建平赴东北铁岭，与同宗周建业会面。此为两支分离七十六年后首次相见，时年建平六十八，建业七十三。"

二伯看着那行注释看了好几遍，说写得对，一字不差。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去二伯家送我爸落下的老花镜。门没锁，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两个并排坐在书桌前，我爸在敲键盘，二伯手里捏着一张照片在往扫描仪上放。台灯照着他们俩的侧脸，一个白头发一个花白头发，偶尔交谈一两句，声音低低的。

我没出声，把老花镜放在玄关的鞋柜上，悄悄退出来关了门。站在楼道里的时候我想起很久以前，二伯还没开始弄族谱的时候，他们兄弟俩聚在一起无非就是饭桌上喝两杯，我爸说店里的事，二伯说棋牌室的事。那时候的日子也不是不好，但现在这样，两个老头儿坐在同一个灯底下头碰头地做一件事，好像比喝酒更有滋味。

十一月末，东北那支的小册子做好了。二伯印了五本，用跟族谱一样的深蓝色封皮，扉页上印了四个字："异地同根"。他把其中一本寄去了东北，剩下四本留着自己家、我爸、周航、周媛各一本。寄出去那天他给我爸打电话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十二月初，下了今年第一场薄雪。二伯那天早上起来看见窗外白了，赶紧披了衣服出去看桂花树。雪落在树枝上薄薄的一层，压得细枝微微弯了弯腰。二伯站在树下仰头看了半天，伸手轻轻摇了摇树干，雪簌簌地落下来，掉了他一头一脸。

二婶站在门口喊他："大冷天的你在那干啥？"

"我看树压断了没有。"

"这么薄的雪怎么压得断。"

二伯抖了抖头发上的雪，笑着走回屋里。他的拖鞋踩在雪地上留下两行浅浅的脚印，从院门口一直延伸到桂花树下，又从树下折返回屋里。二婶看见那两行脚印，叹了口气，拿拖把把门口带进来的雪水擦了。

那个早晨我爸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店门口那棵梧桐树被雪覆盖的样子。二伯回了一张他拍的桂花树雪景。两个老头隔着手机互相对着树，一个梧桐一个桂花，树龄不同、品种不同、长在不同的地方，但落的是同一场雪。

冬至那天二伯家又聚餐了。饺子是我爸从店里带来的，白菜猪肉馅，里面放了苹果粒——这是我爸跟我妈去年琢磨出来的方子，现在成了家里的招牌。二伯吃了两大盘，二婶在旁边时不时看他一眼，见他吃完第二盘就把他筷子收走了。

二伯意犹未尽地咂咂嘴说再吃两个，二婶说一个都不行，你血脂上个月才降下来。二伯看看盘子又看看二婶，最后喝了口茶说行，听你的。

周航在旁边小声跟他妈说："妈你管得太严了。"二婶理直气壮："我不管他谁管他？指望他自己管自己，早就把九十八活成六十八了。"

二伯听到这话，端着茶杯笑起来。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深深的纹路堆在一起，嘴角边沾了一点饺子醋，看着很滑稽。但他在笑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亮得不像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周然坐在宝宝椅里，手抓着一个饺子啃得满脸都是。二伯凑过去给她擦脸，她咧嘴露出几颗小牙冲他笑。二伯被那笑戳中了似的，回头跟二婶说："你看周然像不像周媛小时候？笑起来眼眯成一条缝那个样子，一模一样。"

二婶探头看了一眼："像，都是你们周家的人。"

散了席之后我帮二婶收拾桌子。厨房的窗台上一溜排开那些桂花罐子，暗黄色的干花在玻璃瓶里静静躺着，旁边放着那把旧剪刀、那盏煤油灯的复印件照片、那本用了很久的笔记本摊开着。灶台上有二婶煮饺子的锅，还有二伯那把老茶壶，壶盖上落了点水汽。一个普通的冬至傍晚，厨房里灯光暖黄，窗外天已经黑透了，但屋里有饺子的热气在飘。

元旦那天，二伯又做了一个新决定。他要开始整理自己这一辈人的"记忆片段"——不是族谱那种正式的体例，而是散记式的，想到什么写什么。他记性还行，但有些事如果不写下来，等再过几年怕是真就模糊了。

他让我帮他开了个文档，名字就叫《周建平杂记》。第一天他写了三段。第一段是他七岁那年在老宅院里追一只蜻蜓撞上了晾衣杆，额头磕了个包，被他妈拿热鸡蛋滚了半宿。第二段是他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进县城，在供销社看见一个玻璃弹珠走不动道，站在柜台前面看了两个小时。第三段是他十七岁顶班进厂第一天，穿了他爸给他改过的工装，袖口太长了卷了三道，被师傅笑话了一整天。

他写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他口述我打字。他说一段就停一下，想一想，然后接着说。有些细节他记不清了，比如那个弹珠到底几分钱，他说好像是八分又好像是七分，最后让我打了个问号。有些细节他记得特别清楚，比如工装袖口卷了三道、师傅笑话他说"你这袖子能扫地了"。

"干嘛记这么细？"我问。

他靠在椅背上想了想："不记细就白活了。我就记得七岁那个蜻蜓是蓝绿色的，尾巴长长的那种，飞起来翅膀扇得特别快。要不是记这个事，我早忘了还有那么一只蜻蜓。"

"那你写这个给谁看？"

"给想看的人看。你们以后想了解我，就看这个。不想了解也没关系，我自己留着，以后翻翻也高兴。"他拿了支钢笔在手心里转了两圈，"去年算命先生说我能活九十八的时候我就想，还有三十年那么久，我怎么也得给自己留下点东西。以前在厂里干了半辈子，档案里除了名字和工作年限啥也没有，好像我这个人除了当工人没别的故事。可我自己知道我有，蜻蜓、弹珠、工装袖子，这些都是我的事。我得把它们写下来。"

那天我们录了三个小时。二伯的《杂记》从七岁写到十七岁，一共写了十一篇，每篇都不长，一百来字到两百来字。他用那种家常闲聊的语气口述，我照实打出来，除了偶尔加个标点以外不做任何修饰。打完最后一篇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二婶端了两碗醪糟汤圆进来，说你们爷俩可以歇了。

二伯接过醪糟碗，喝了一口，忽然说："我小时候在院子里追蜻蜓的时候，我奶奶坐在台阶上择菜。她一边择菜一边看我，说'慢点跑别摔了'。我那时候不搭理她，满院子追那个蓝蜻蜓。后来那只蜻蜓我追到了吗？我想不起来了。"

他低头又喝了一口醪糟，醪糟的热气扑在他脸上。他说："好像追到了，又好像没追到。但那个下午我记得，阳光从枣树叶子中间漏下来，院子里的地是土夯的，踩上去有点软。我奶奶坐在台阶上，穿了一件蓝布褂子，手里的菜叶子在择，嘴巴里一直在念叨。"

"念叨什么？"

"念叨我爷。我爷那时候在供销社上班，下班回来带一把糖果。我奶奶念叨的是'今天回来晚了，糖果又该被人抢光了'。"二伯说着说着自己笑了，"老两口一辈子就是这样，拌嘴拌了一辈子，我奶奶走的时候我爷坐在床边一句话没说，坐了一整夜。"

醪糟的热气慢慢散了，碗里的汤圆沉到了底。二伯放下碗，拍了拍桌面："今天就录到这儿，明天再录。"

从那天起，二伯每周固定录两到三次《杂记》。有时候我去帮他打，有时候他自己在书桌上写，写完了让我爸帮忙录入。内容从童年慢慢延伸到青年、中年，写进厂之后的事、写结婚那天穿的什么衣服、写周航出生的时候医院窗外的树是什么样子。零零碎碎，不成系统，但每一段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每一段里面都有一个人影、一声笑或者一句话。

有一天他写到当年跟我二婶相亲，写他第一次去二婶家的时候拎了一只烧鸡，路上被一条狗追了两条街，烧鸡的油纸包破了流了一手的油。他到二婶家的时候衣服上全是油渍，二婶她妈看着他就叹气。二伯说那次他以为这事黄了，结果后来二婶托人跟他说，那只烧鸡虽然破了相但味道还行。

二婶在旁边择菜听到这一段，拿菜叶子扔他："明明是你自己心虚，谁跟你说味道还行。"

二伯躲了一下，笑得眼睛眯起来："那你给我那句话是我瞎编的？"

二婶板着脸不说话，但嘴角压不住。我赶紧把这段录下来，在括号里加了一行注："据二婶本人现场反应，上述叙述存在演绎成分。"

二伯读了那行注，哈哈大笑，笑了好一阵才停下来。

十二月剩下的日子里，《杂记》攒到了将近四十篇。二伯把它装订成了一本薄薄的手写稿，用牛皮纸做了封面，在上面写了"周建平杂记"几个字，下面用小字写了一行："里头的事都是真的，但有的细节可能记岔了。"

他拿着那本手稿翻来覆去地看，找了个鞋盒把它装进去，搁在桂花树照片旁边。他说这本书先留着，攒够一百篇再印。二婶说照你这个速度得攒到后年去，二伯说那就后年，又不急。

跨年夜那晚，我回了爸妈那边吃饭。饭桌上三个人并排坐着，电视里放着跨年晚会，声音开得不大。我妈做了四个菜，我爸带了一碗他店里的狮子头来。吃到一半的时候群里响了，二伯发了一段语音，我点开听，是他跟二婶在院子里放小烟花的声音。二伯在语音里喊："新年好！桂花树明年接着长！"背景是二婶的笑声和噼噼啪啪的烟花响，声音不太清楚，但很热闹。

我妈夹了块狮子头放进嘴里嚼着，忽然跟我爸说："明年你店里要不要也弄点烟花？"

我爸想了想："老街不让放大的，小的那种仙女棒应该行。"

"那就弄点仙女棒，到时候叫上二哥二嫂一起来。"

"行。"

我妈嗯了一声，继续吃饭。电视里倒计时开始，十、九、八、七……数到三的时候我爸放下筷子，数到一的时候他举起茶杯，说了声新年快乐。我妈也举了茶杯，我也举了。三个杯子在空中碰了一下，茶水晃了晃，电视里烟花炸开的画面在屏幕上闪。

元旦过后，二伯的日常节奏又慢下来了。他每天上午花两三个小时在书房里继续写《杂记》，下午有时候去棋牌室坐坐，有时候在院子里跟桂花树待一会儿。二婶开始跟着老年大学的舞蹈班学广场舞，每周二、四晚上出门跳一个钟头。二伯起初不太乐意，说一把年纪了跳什么广场舞。二婶说那你别管我，我爱跳。二伯就真的不管了，但二婶每次出门他都在门口看着，等她走到路灯底下才关门回来。

有天晚上二婶跳完舞回来，二伯已经烧好了洗脚水。二婶在玄关换鞋的时候看见那盆水冒着热气，拖鞋旁边还摆了一双干净袜子，愣了一下，没说话。她坐下来泡脚，二伯在旁边剥橘子，剥好了一瓣一瓣放在碟子里推到她手边。二婶泡着脚吃着橘子，忽然说了一句："你最近勤快了。"

二伯说："一直勤快，你没发现。"

二婶把橘核吐在手心里："以前不这样。"

二伯想了半天，说："以前是你照顾我多，现在我照顾你，公平。"

二婶没再接话，但碟子里的橘子一瓣都没剩。那之后二伯每晚都给她烧洗脚水，成了雷打不动的事。

一月中旬，二伯的书房里多了一样东西。他从旧货市场淘回来一本《河北风物志》，是八十年代出版的，里面有一篇写的是周家村那一带的风俗。二伯把里面涉及周家村的部分复印下来贴进族谱附录里，又在那部分旁边用钢笔写了几个字："太奶奶曾说过此风俗，诚如书上所载。"

我爸看见了，说你连这都找得到。二伯说就是缘分，那天去旧货市场转悠，在一个地摊上一眼就看见了。摊主要五块钱，我还了两块，三块钱拿下来的。二伯说这个的时候得意得像捡了宝贝。

又过了几天，二伯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来一本老账本，是他爷爷那辈人记的，用毛笔小楷写了厚厚一本。里面记着某年某月买了多少斤粮食、某年某月卖了家里一头猪、某年某月给谁家随了份子钱。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字迹，排列得整整齐齐。

二伯把那本账本拿给我看，说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只是一堆数字，但每一条都是一个日子。某年某月买了十斤米，那天家里可能没什么吃的了，他爷爷攥着钱去了粮店。某年某月卖了猪，那天大概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了个好年。这些数字背后都是真实的日子，有难过的有高兴的。

"二伯，你打算把这账本也加进册子里？"

"不加。"他摇摇头，"这本账本我就原样保存着。加进册子里就变成我整理过的东西了，不是它本身的样子了。我想让它保持原样，以后谁想看，原原本本拿出来翻。"

他把那本账本用防潮纸包好，放进了樟木箱子的底层，跟那张老谱放在了一起。合上箱盖的时候他说："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有根有据。以后你们翻箱子，看见这些就看见从前的日子了。"

一月底，周然满两岁，周航一家回来庆生。二伯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给周然买了新衣服、小鞋子和一套彩笔。生日当天他把那本空白笔记本又拿出来，让周然拿彩笔在上面画。周然比一年前会画多了，画了一棵歪歪扭扭的树和几个圆圆的圈，嘴里念叨着"花"。

二伯把那张画收进族谱里，在周然那页的"周岁抓笔"旁边又加了一行："两岁，画桂花树，有小花数朵，颇具天分。"

周航在旁边看着直笑，说爸你这族谱快成周然的成长档案了。二伯不以为然地合上本子，说不是成长档案，是一个小姑娘在这个家里的痕迹。一家人哪能光留名字不留痕迹。

那天周然被二伯抱在腿上，小姑娘捏着二伯的鼻子咯咯笑，二伯任由她捏，笑眯眯地逗她说话。二婶在旁边看着，忽然跟我低声说了一句："你二伯以前没这么喜欢小孩。周航小时候他老绷着脸，嫌闹腾。现在不一样了，跟周然在一块儿的时候脸上有光。"

"人老了心就软了吧。"我说。

二婶看了我一眼，又看看那爷孙俩，说："不是老了心软。是他心里那些硬的地方，慢慢化开了。"

二月的头几天，二伯感冒了一场。不重，就是咳嗽、流鼻涕，但二婶紧张得不得了，天天熬梨汤煮姜水，把他关在屋里不许出门。二伯被关得闷得慌，站在卧室窗户前面朝外看院子里的桂花树，看见树梢上顶了一层薄薄的雪，急得想出去给树扫雪。

二婶说你消停点，树冻不坏。二伯说那我看看它枝条上有没有冻裂。二婶说你通过窗户看。二伯就真的隔着窗户看了半天，把二婶气得直摇头。

感冒好了之后二伯第一件事就是下楼站在桂花树前面，把枝丫上残雪轻轻弹掉，摸了摸树干凉不凉。确认没问题之后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吸了几口冷空气，被二婶拽回了屋。

二月十四那天，我路过二伯家楼下，看见他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小塑料袋。我问他买了什么，他神秘兮兮地打开给我看——里面是一小束红玫瑰，用牛皮纸包着，花店那种简易的包装。我愣了，说二伯你买玫瑰干嘛？他搓了搓被风刮红的鼻头说今天情人节，给你二婶买的。我问他以前买过吗，他说没买过，头一回，不知道她喜不喜欢。

那天晚上二婶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拍的是一束红玫瑰插在书桌上的一个玻璃瓶里，旁边是二伯那本摊开的《杂记》。配文只有两个字："头一回。"

我爸在群里回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我妈回了一个笑脸。周航回了一段语音，点开是周然在喊"太奶奶花花"。二婶的语音回了过来，里面二伯在旁边说："你别发群了多不好意思。"二婶说："我就发。"

那条消息在群里挂了一晚上，底下跟了一串点赞。

二月末，春天有了动静。院子里的桂花树在二月底冒出了第一批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枯了一冬的枝干上格外扎眼。二伯站在树下数新芽，数到第十二个的时候数乱了，又从头开始数。二婶问他在数什么，他说在数今年能开多少花。二婶说不都说了是估明年花量，数有什么用。二伯说明年的事明年再说，今年先数今年的。

数了一下午，最后说大概四十多个芽点，比去年多。他拿了个小本子记上："二月底，新芽四十八个，比去年多十二个。长势良好。"

记完那一笔之后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二月末的天空还带着冬天残留的灰，但云层薄了很多，太阳照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了暖意。他把本子揣进口袋，背着手走回屋里，拖鞋在水泥地上吧嗒吧嗒响。

三月初，我爸的店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有个常客是个退休的老太太，姓李，七十出头了，每周来吃两回面。那天她吃完面之后没急着走，跟我爸聊起来，说她老伴去世三年了，一个人住着闷，想找个地方学点什么打发时间。我爸听了之后想起了二伯，说你不如去我哥家看看，他在整理家族的老东西，缺个帮手。

老太太将信将疑地去了。后来听说她跟二伯一见如故，两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那把剃头刀聊了一整个下午。老太太的父亲以前也是剃头匠，二伯那把刀让她想起了小时候看她爸给人剃头的场景。二伯当场就邀请她帮忙整理那些旧录音的文字稿，说她耳朵好使，有些地方他听不清的没准她能听清。

二婶对我爸说你可真会给你哥找事。我爸说不是找事，是找个人陪他说话。老太太来了之后二伯的话确实多了一些，两个人一个整理录音一个核对资料，配合得挺默契。二婶嘴上抱怨书房里多了一个人走动不方便，但每次老太太来她都多泡一壶茶备着。

三月中旬有天下午我去二伯家，推门进去就看见二伯跟李老太太坐在书桌前，一人戴一副耳机对着录音机，中间摊着一沓稿纸。他们在听一段旧录音，是二伯去年录的一位老居民的讲述，口音重，有些词听不明白。两人反复放了好几次才确定那两个字是"磨坊"不是"米坊"，二伯记下来之后说了句"这回对了"。

二婶在客厅织毛衣，看见我进来冲书房努努嘴："你二伯现在有搭档了，干劲比之前更足了。"

我在沙发上坐下，隔着书房门看见二伯的背影。他坐在书桌前，肩膀微微前倾，耳机线垂下来搭在桌沿上，手里的钢笔一笔一画写得认真。午后的阳光从窗子照进来照在他手背上，那双布了老年斑的手握着笔纹丝不动。

"二婶，你觉得二伯变了吗？"我问。

二婶手里的毛线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织，一边织一边说："变了。以前他跟个闷葫芦似的，退休那几年天天坐客厅看电视，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我觉得他是对什么都没劲了，人活着活着把心气儿活没了。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什么？"

"看桂花树。"

"看桂花树，然后翻他那本杂记，看看昨天写了什么。"二婶把织到一半的毛衣抖了抖，"人有念想的时候跟没念想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以前他脸上那个表情，你看着都觉得累。现在他脸上那个表情——说不上来，就是看着顺眼多了。"

我转头往书房里又看了一眼。二伯侧对着我，正在稿纸上写字，李老太太在旁边翻一叠旧复印件，两个人偶尔交谈一句，语气平平静静的。书房里的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阳光从窗外透进来，两种光线混在一起把整个房间照得柔和。

三月底，二伯的《杂记》攒到了七十篇。他翻看了一遍，把其中几篇划掉说写得太啰嗦，又重新补了几篇进去。整理完之后他让我爸帮他打印一份新的，装进那个鞋盒里。鞋盒现在换了新的——二婶给他找了个硬纸板盒子，贴了张白纸在盖子上，写着"周建平杂记稿件"六个字，字是二婶写的，比二伯写的好看。

二伯对那个盒子爱惜得很，每次拿出来看了之后都要放回书柜的固定位置，跟那本自留族谱并排摆着。二婶笑他像个收藏家，他说我不是收藏家，我就是个看摊的，替这家人看着这些东西。

四月来了。清明之前二伯又去了一趟老宅，这次是去清点老宅里还剩的东西，准备把它们分类登记。老宅空了太久了，有些东西已经开始朽了，二伯搬了一把梯子爬上去检查房顶的瓦片，被二婶在下面喊了好几回"你下来"。二伯下来的时候膝盖上蹭了一层灰，头发上沾了蛛网，但脸上是满足的表情，说房顶还行，漏了一小块明年雨季前补上就行。

他在老宅的厢房里又翻出来一个木匣子，里面装着几封用红绳捆着的信，发黄的纸面上字迹娟秀。二伯拆开看了一封，是他奶奶年轻时候写的，收信人是他爷爷，信里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家里的鸡下了几个蛋、巷口谁家娶亲了、天气转凉记得添衣裳。信纸已经薄得透光了，但字里行间的语气还鲜活得很。

二伯把那几封信带回了家，小心翼翼地拆了红绳，平铺在书桌上晾了一天。二婶问他要不要加进族谱里，二伯说不加，这些信本身就是完整的。他就把信纸拍了照存档，原件用塑封袋封好了放进樟木箱子，跟账本和老谱放在一起。

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去老街夜市逛，正好碰见二伯和李老太太在街口吃糖炒栗子。两人坐在一个矮凳上，中间放着一纸袋栗子，边剥边聊着什么。二伯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递给我几颗热乎乎的栗子。李老太太冲我笑了笑，说你二伯跟我讲了好多你家的事，你们老周家有意思。

我在旁边蹲下来剥栗子。街口人来人往，霓虹灯亮起来，小摊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二伯剥了一颗栗子放进嘴里嚼着，腮帮子鼓鼓的，忽然跟李老太太说："我当年在厂里当钳工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闲着。一闲下来就心慌，觉得对不起那点工资。退休之后也怕闲着，天天泡棋牌室其实就是不想闲着。现在好了，手头永远有事做。"

李老太太剥着栗子说："有事做是福气。你这个人有福气。"

二伯被夸得又红了耳朵，低头继续剥栗子，剥了一颗又递给我。我就蹲在街口陪他们坐了一刻钟。夜风暖起来了，春天到了深处，老街两旁的梧桐叶子已经长满了，在灯光下面绿得发亮。

四月底，二伯做了一件让全家都意外的事。他把去年给算命先生那五百块钱的事写进了《杂记》里，还写了一段很长的感想。大意是：去年春天他路过早市，被一个陌生人说能活到九十八。他当场给了五百块钱，是因为那句话让他看见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以前他觉得前面的路短了，短到没什么可走了。可那句话把路拉长了，长到可以重新规划、重新种一棵树、重新坐下来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他在那篇杂记的末尾写："五百块钱买了一条长路。路走到哪算哪，但路在脚下就行。"

我读那篇的时候正好在店里帮忙，我爸在旁边端菜路过，瞥了一眼说："你二伯现在写东西有点意思了。"

"爸，你觉得二伯能活到九十八吗？"

我爸把菜端到桌上，回来站在我旁边擦了擦手，想了一下说："真活到九十八也好，活不到也好，他自己信了就够了。这人活着，有个东西信着，日子就有奔头。"

四月的最后一天，二伯把桂花树下的藤椅挪了个位置，往南偏了三十度，说这样下午的阳光刚好能晒到背上。二婶问他怎么知道这个角度好，二伯说试了好多天了，就这个位置晒太阳最舒服。

那天下午他坐在那把藤椅上，背对着夕阳，翻开那本自留族谱从头看起。夕阳照在书页上，他慢慢翻着，偶尔停下来看某一页上的名字，手指在名字上面轻轻摩挲一下，然后翻过去。

院子里桂花树的新叶在风里沙沙响，晚春的风穿过枝叶带着草木的清气。二伯就那么坐着，从扉页翻到末页，再从末页翻回来。太阳一点点往西沉，他的影子从短拉到长，最后跟桂花树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他的哪是树的。

二婶从屋里出来，端了杯热茶放在他手边的小桌上，没说一句话就回去了。二伯端起茶喝了一口，看着院墙外那一角天空慢慢从淡蓝变成浅金又变成紫灰。他合上书放在膝盖上，仰头靠在藤椅背上，微微闭上了眼睛。

五月的第一天，二伯家院墙上爬了一架蔷薇，是去年秋天邻居送的枝条插活的，今年头一回开花。玫红色的小花贴着墙开了密密一层，香气淡淡的混在院子里的空气里。二伯早起看见那架蔷薇，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转头对屋里的二婶喊："你看，蔷薇开了。"

二婶端着一碗粥探头出来看，也愣了一下。去年的光杆子她以为活不成了，没想到今年竟开得这样好。她看了半天，说："你给它浇过水？"

"浇过几回，不多。"

"那它倒是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