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碰见阿香的时候，她正拖着行李箱，轮子坏了一个，在地上蹭得刺啦刺啦响。她穿了一件羽绒服，袖口有点脏，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看见我，笑了一下，叫了声哥。我差点没认出来，她嫁到南京三年，胖了一些，脸圆了，但眼神还是那样，怯怯的。

她这次是一个人回来的。老公没跟着，说是请不到假，货车不能停。走的时候给了她1800块钱，让她路上买点吃的，再给娘家带点东西。她没舍得花，下了火车直接去了批发市场，买了几件衣服，几包零食，还有一只真空包装的桂花鸭。行李箱塞得满满的，拉链都快崩开了。

到她家的时候，她妈正在院子里剥花生。院子角落晒着几件衣服，风一吹，衣架撞在一起叮当响。她妈看见她，愣了一下，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接过行李箱。箱子比看起来重，她妈差点没提住。阿香说，妈，我给你买了件衣服。她妈没说话，把箱子放在地上，拉开拉链。

里面东西乱糟糟的。衣服是那种几十块钱的印花T恤，颜色艳得扎眼。零食是散称的饼干和糖果，用塑料袋装着。桂花鸭压在底下，包装袋已经有点漏油了。她妈把衣服拿出来，抖开，看了看，又叠好放回去。然后她拿起那包桂花鸭，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没说话。她爸坐在门口，抽烟，也不吭声。整个院子就剩风吹花生壳和衣架叮当的声音。

我表妹也嫁到外地，河南，有一年回来带了一箱方便面，说我姑说那边便宜。我姑当时什么都没说，晚上偷偷跟我妈说，闺女在那边受苦了，连方便面都当宝贝。后来表妹离婚了，回来待了半年，又嫁到了浙江。现在过得还行，但很少回来了。

阿香她妈继续翻箱子，底下压着一双鞋，男式的，灰扑扑的。阿香说，给她爸买的。她爸看了一眼，没说话，把烟头摁在地上。她妈把鞋拿起来，用手摸了摸鞋底，又放回去。然后拉上拉链，提着箱子进了屋。

我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说什么。阿香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爸旁边。她爸又点了一根烟。1800块钱，买一堆破烂回来。她老公也是，就给这么点。但转念一想，她老公跑货车的，一个月挣五六千，还要还房贷，能拿出1800也不容易了。阿香说她在南京电子厂上班，一个月能挣三千多，自己攒一点，给家里寄一点。她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是笑着的，但我总觉得那笑底下有点别的什么。

村口老周说，现在村里缅甸媳妇越来越多，光我们村就好几个。有些是中介带来的，花十几万，到手了人又跑了。阿香是正经谈恋爱嫁过来的，她老公以前在云南打工，认识的。老周说，这样的算好的，起码是自愿的。我说，那也不容易。老周说，有什么办法，总比嫁不出去强。

我有时候想，我有什么资格说人家。我自己不也是，从农村出来，在城里打工，租着房子，还着房贷。我姐嫁到隔壁县，不过四十公里，她都嫌远，一年回来两三趟。阿香回一趟家，要坐两天一夜的车，还要转大巴。她说她不敢想家，一想就睡不着。

阿香她妈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那件印花T恤，在身上比了比，又放下。阿香说，妈，你穿上试试。她妈说，留着以后穿吧。然后她又去翻箱子，把桂花鸭拿出来，看了看生产日期，说，还能放几天。阿香说，真空的，放不坏。她妈把桂花鸭放在桌上，又开始剥花生。

这时候她弟弟放学回来了，背着书包，鞋上沾着泥，书包带断了一根，用绳子系着。看见阿香，叫了声姐，就跑到箱子跟前，想翻东西。阿香说，有篮球，在底下。弟弟翻出来，篮球是瘪的，没气。阿香说，回头买个打气筒。她妈说，买什么，你走了谁打。弟弟没说话，把篮球扔在一边，自己去拿饼干吃。阿香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没说。

我后来走了。走的时候，阿香送我到村口。她说哥，你什么时候去南京，我请你吃饭。我说好。她又说，其实南京也没什么好的，但比这里热闹。我说你多回来看看。她没接话，低头看着自己的鞋。

我走出去老远，回头看，她还站在村口。风吹过来，她缩了缩脖子，羽绒服有点薄。那只黄狗趴在地上，头搁在爪子上，眼睛半睁半闭。风一直吹，衣架还在响，远远的。

回到家，我妈问我见着阿香没。我说见了。她问，她老公给了多少钱。我说1800。我妈叹了口气，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她妈心里肯定不好受。我说，阿香自己觉得还行。我妈说，行什么行，出门在外，谁不想风风光光地回来。但这话她没说出口，我知道。

我进屋里，打开电视。电视里在播什么，我没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