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建军，三十四岁，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附近的一个工地上干了三年多水电。

工地是中国人承包的，盖一片新城区，十几栋楼同时起来，塔吊像树林一样密密麻麻地立着。我蹲在脚手架上面穿线管，手被铜丝划了好几道口子，好了又划，划了又好。工友们大部分是河南、安徽来的，也有几个四川的。我们住在工地旁边的活动板房里，一屋六个人，上下铺，夏天像蒸笼，冬天漏风。卡萨布兰卡的冬天不冷，但风大，从大西洋那边刮过来，带着咸味和海藻的气息，穿过板房的缝隙，像在反复摩挲一枚被放在风口太久的旧硬币，边角已经被磨得发亮了。

我们平时很少跟当地人打交道。语言不通，大部分工友不会法语，阿拉伯语更是只会说“你好”和“多少钱”。我比他们强一些，在来之前报过三个月的法语班，能磕磕绊绊地说几句日常用语，够去菜市场买菜、跟出租车司机讲价、在便利店问东西在哪。

认识哈桑是在第二年的夏天。她家住在工地附近一条巷子里，巷子窄，两边的墙刷成了浅蓝色，墙头爬着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的花瓣在风里落了一地，像一层被反复涂改过的旧漆面，正在缓慢地剥落自己的边界。她每天下午会端着一只搪瓷盆出来，在巷口的水龙头那里洗菜。她穿着一条深蓝色的长裙，头发用一块浅色头巾裹着，只露出一张脸。她的脸不大，颧骨高，眼窝深，睫毛很长，像被风反复抚过的旧窗纱。

我下班经过那条巷子，会放慢脚步，在她旁边那根电线杆上靠一会儿。她有时会抬头看我一眼，有时不会。后来有一天，她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法语，语速不快，发音很清晰。她说“你每天都从这里走”，不是疑问句。

我站住了，那根电线杆的背面有一道很深的刮痕，像被什么钝器劈开过。我说“是”。她说“你是中国人？”我说“是”。她没再说什么，低头把洗好的菜一片一片地码进搪瓷盆里，码好之后端起来，转身走进那扇蓝色的木门。门合上之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像一枚被翻到了另一面的旧硬币，没有停留，但已经用它的重量留下了压痕。

后来我开始带东西给她。有时候是工地食堂多出来的馒头，有时候是街上买的橘子，有时候是她喜欢的薄荷糖。她收下了，把糖纸叠好放进裙子的口袋里，第二天糖纸的折痕已经变成了一枚平整的方形，像一张被她反复翻阅过的便条，已经不再需要打开来读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谢谢”，但她的头巾边缘会在我递东西过去的时候微微抬起，露出额前一小片被太阳晒成浅棕色的皮肤。

我们是在入秋之后在一起的。那天傍晚下了雨，卡萨布兰卡的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蓝色墙壁上像一层正在被翻动的旧书页。我站在她家门口等她，那扇蓝色木门的漆面被雨水浸成了深蓝，边缘裂开了一道细纹，雨水正沿着那道纹路缓缓往下淌，像一枚正在被拆开的旧信封，封口的胶水被湿气慢慢泡软了。她拉开门的时候没有打伞，站在门框里看着我。她开口说“你要不要进来躲雨”，用的是阿拉伯语，但我听懂了。

她父亲第二天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刻意瞒，但也知道瞒不住。她父亲是一个瘦高的老人，穿着白色长袍，在巷口那家杂货店门口坐了三十年。他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就坐在那把旧藤椅上，看着来往的人，像一枚被合上了太久、已经不需要再被翻开确认内容的东西。他听她说完之后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像一枚被搁在桌面上等了很久的旧棋子，终于被拿起来放进了它该去的格子里。他没有对我说话，只对她说了几句阿拉伯语，语速很快。后来她告诉我，他说的是“让他上门来提亲”。

提亲的过程比我想象中简单。我带了两条烟、一袋糖、一些当地特产。她父亲坐在堂屋的那把旧木椅上，把烟拆开看了看，搁在桌角，然后说了一句话，她翻译给我听：“你要对她好。”那袋糖在她的指间被重新绑紧了，袋口收紧的边缘在棉线缠绕的瞬间发出轻微的声响，像一枚被合上了的旧书签正在缓慢地滑进它的位置，然后她抬起头来说“他答应了”。

婚礼在一个礼拜后举行，不大，十几个人，在她们家院子里。她穿了一件深红色的长裙，头发盘起来，戴了一顶精致的圆帽，缀着细密的银色线。院墙上那丛三角梅开得正盛，红色的花瓣和她的裙子几乎融为一体，像同一层颜色被光线和布料赋予了不同的边缘。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见她没有裹头巾，头发比我想象中长，在月光下泛着一层暗沉的光，像一枚被合上了很久的旧绸缎，在被展开的一瞬间还保留着原有的折痕。

婚宴在晚上十点多散了。我回到她的房间——那间她住了二十多年的小屋，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扇朝北的小窗。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床沿上铺了薄薄一层银白的亮光，像一道被放倒了的旧信封，开口朝上，里面是空的。她在门框那里站了一会儿，背对着窗，月光从她身后照进来，在她的侧脸边缘勾了一道细密的光弧，像一枚被压在旧书页里很久很久的书签，终于被抽出来了。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站了多久，她的脚尖在门槛内侧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做某个长时间以来的决定。

然后她开口了。她的声音不高，像一根被放平了的旧尺子，在桌面上搁着，没有多余的长度。她说了一句话——法语，五个字，发音清晰，每个音节都落在我耳朵里，比婚礼上的任何一句话都重。

“我结过婚了。”

房间安静下来。窗外的风穿过三角梅的叶子，发出细密的沙沙声。月光在她脚边的地面上铺了一层淡白色的光，像一扇被合上了太久、终于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条缝的门。

我坐在床沿上没有动，手指搭在膝盖上，指尖碰到那层粗布裤子的表面，像一枚被搁在太远地方、还差最后一格才能到达的棋子。我张了一下嘴，没有发出声音。她站在门框那里，她的手指捏着裙摆的一角，指腹在那层粗布面上来回摩挲着，像在反复读一个已经被合上了的地址。

她走过来，在我旁边的床沿上坐了下来，隔着一个手掌的距离。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她脚边铺了一小片亮光，她的脚尖在那片亮光的边缘停住了。她的手指搁在膝盖上，像一枚被合上了的旧锁扣，不需要再被拉开。她说：“他走了三年了，我父亲不知道。我父亲以为我嫁给了一个好人。我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他的姓了。你要是不愿意，明天你可以走，我会说你今天喝多了，我不怪你。”她的声音不高，像在念一段她已经在心里念了很多遍的话，每一个词都被她提前翻过很多次了，纸边已经卷了，但字还在，还是那一段话里的字，没有变。

我坐在床沿上没有站起来。月光在我们之间的地面上停着，像一道被合上了一半的门缝。风停了，窗外那些三角梅的叶子不再响了，整个院子里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隔着几堵墙，像一枚被反复拨动的旧指针，在刻度之间来回摆动着，没有找到停下来的位置。

我伸手把她的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搁在我的手心里。她的手指是凉的，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像一枚被反复翻阅过太多次的旧书页，边缘已经磨薄了。我没有看她，我说“我困了，明天再说”。然后我把她的手放回她的膝盖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台上搁着那只搪瓷盆，是夏天的时候她在巷口水龙头底下洗菜用的那一只，边沿的瓷已经磕掉了一块，露出灰色的铁皮。

第二天我照常去了工地。傍晚回来的时候她还坐在那扇窗边的椅子上，膝盖上摊着一件旧衣裳，她在补那件衣裳的袖口，针脚很密，一针一针的。她听见我进门抬头看了我一眼，她手里的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缝下去了。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那扇窗户的玻璃在暮色中倒映着我自己的轮廓，在那些三角梅和我自己的倒影之间，还有一个人的轮廓，她正坐在我的轮廓旁边，隔着一段窄窄的光影，她的针线穿进布面又穿出来，穿过布面的声音像一枚正在被缓慢合上的旧锁扣，每一次咬合都比前一次更紧，直到最后一线也被收进了布料的折痕里。那件衣裳的袖口补好了，她把线头用牙齿咬断，把针插回针线包上，站起来把衣裳叠好，搁在床尾，然后转身走进灶房，把晚饭端了出来，搁在桌上，她自己端着一碗坐在我对面，隔着那盘菜和两碗米饭，光线在桌面上被调成了一个更均匀的亮度，那层光在桌沿和她之间的空隙里微微调整着自己的边界，她的脸在那层光里比昨晚亮了一些，像一张被重新抚平的旧信纸，字迹还在，但那些字已经被合上了。那扇窗户开着一条缝，风把三角梅的影子吹进屋里，在墙面上晃了一下，又消失了。她端着那碗饭低头吃了一口，嚼了很久，然后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