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空调嗡嗡响着，我站在长桌这头，手里的辞呈纸薄薄一张，折痕处已经被我攥出了汗印。老板老陈戴着老花镜低头看那张纸，一开始眉毛没动，像看份普通文件似的。可当他目光落在薪资那一栏，手指头顿住了，镜片后面的眼皮慢慢抬起来，从镜框上沿扫了全场一圈。那个眼神我见过，去年财务出错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看的——不出声，但气压一下子就矮了半截。

所有人的脖子都往同一个方向转，先看左边坐着的副总经理，再看副总旁边那位年轻助理。我也跟着他们的目光侧了侧脸，其实不用看我也知道，他俩的表情我已经猜了千百遍了。副总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瓷盖碰到杯沿“叮”一声，响得格外清楚。助理则低着头翻笔记本，翻得哗哗响，像要从里头翻出什么救命稻草来。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四年零三个月，食堂切菜、仓库理货、前台替班，后来固定到后勤组跑腿，什么都做。刚来的时候说好两千二，扣完五险到手一千八，年底有奖金。头一年年底发了两千红包，第二年变一千，第三年直接就没了，说是效益不好全员共渡难关。今年四月人事把我叫去，说工资结构重新调整，我这个岗的基本工资定一千四百五，加上绩效“看情况”。我当时站在人事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调整确认单，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跟我打招呼我也没听见，就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一会儿。

一千四百五，我在重庆租房八百，水电一百多，公交卡一百，剩不到四百块吃饭。我四十七了，不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我拉不下脸去找谁哭，也晓得哭没用。那次我硬着头皮去找副总的助理，人家年轻姑娘涂着口红，头也没抬说“这是按制度来的，你签字就行”。我嘴笨，站了几秒钟，搓着手说“能不能帮我问问副总”，她手一摆，说副总在开会。那天回仓库的路上我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烟，坐在货架后面抽了两根，呛得眼泪直流。

其实不是没想过走，可我这岁数，腿上有旧伤，跑不了外卖，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接单。这公司好歹有个固定地方，同事熟了，保安老周每天帮我留个停车棚的位子。我就像个拧了太久的螺丝，锈在孔里了，明知道不对劲也懒得拔。

上个月仓库盘点，我发现三箱货的标签贴错了，按流程报了主管。结果第二天助理把我叫去，说那批货耽误了发货，要扣我两百块绩效。我争了两句，说我是发现问题报上去的，助理看着电脑屏幕，手指敲着键盘，轻飘飘一句：“那你为什么不早发现？”我当时站在她办公桌前，后腰靠着文件柜，整个人像被抽了一棍子。我早发现？我每天搬货理货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仓库灯管坏了两根都不换，我举着手机手电筒一个一个对条码，我还不够早？

那晚上我没睡，把我四年来调过的所有薪资条翻出来，一张张摊在床上。第一张一千八，最后一张一千四百五。我拿出计算器摁了一遍，四年不到，我少拿了两万多。两万多，够我老母亲换一副好点的假牙了。我把工资条整整齐齐叠好塞回信封，凌晨三点给老陈发了条微信，说我明天递辞呈。微信发出去之后，手机屏幕暗下去，我在黑暗里坐着，听见窗外雨棚上滴滴答答的雨声，忽然觉得松快了些，是那种把憋了四年的一口气吐出来的松快。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十几秒，老陈把辞呈搁在桌上，手指头按在上面，没签。他转头看副总，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沉：“小王这个岗位，当初定的级别是多少？”副总的茶杯还在嘴边，放下来的时候嘴角抽了一下，说“按C档”。老陈又问：“C档底薪多少？”副总没接话，助理这时候终于抬起头来了，脸有点白，嘴唇动了动也没出声。满屋子的人——财务老张、人事小刘、市场部的两个主管——他们的目光像聚光灯，把副总那张办公椅照得无处可躲。

我站在那儿，忽然不紧张了。我看着副总微微发红的脸，看着助理不停转笔的手指头，心里头既没有解气也没有难过，空落落的，像仓库清空之后的水泥地。我在这公司的最后一个下午，终于有人肯认真看我那张工资条了。可他们看的不是我这个人，他们看的是一个数字怎么被人做低了，一条缝怎么钻了四年的空子。

老陈最后把辞呈推回来，说你回去等通知，我们再研究。我没多说什么，点了点头往外走。推开门的时候听见背后有人小声嘀咕“一千四百五怎么活啊”，我没回头。走廊上光线白惨惨的，我走着走着忽然觉得步子轻了，鞋底擦着地砖的声音都变得脆生了。

下楼梯的时候碰见保安老周，他问我办完了？我说办完了。他递了根烟过来，我接住没点。我俩站在楼门口，外面太阳晒得柏油路泛油光，知了叫得撕心裂肺。老周忽然说：“下家找好没？”我说没有。他嗯了一声，把烟别到耳朵后头，嘟囔了一句：“走了也好。”

我没告诉他，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下礼拜去劳务市场转转，实在不行就回綦江老家，种两垄菜，喂几只鸡，钱少就少花。至少在那儿，没人给我定什么C档底薪，也没人让我蹲在黑灯瞎火的仓库里举着手电筒对条码。

往外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公司那栋楼，四层灰扑扑的楼，空调外机生锈的支架上蹲着一只麻雀。我在这楼里上上下下爬了四年，膝盖疼了两年，到头来让人记住的是一张一千四百五十块的工资条。可那张条子现在摊在老板桌上，整个会议室的人都看见了。

够了。他们看见的不是我，可至少他们得看见那数。那数是我四年青春最后换来的一个字条，往后他们再招人，再定岗，再有人拿着确认单站在走廊里发愣的时候，兴许能想起今天这间会议室里安静的那十几秒钟。

我攥着那根没点的烟往回走，走到公交站台，抬头看见广告牌上写着“重庆，行千里，致广大”。我看了两遍，把烟放进口袋，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