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后，1945年胡适作为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伦敦筹备大会，当时中国有三个代表出席，语言学家赵元任教授，历史学家陈恒，胡适当选大会副主席，参与起草、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参与者之一。

胡适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奉献，支持将**“科学（Science）”加入组织名称**，把科学事业和教育、文化并列，确立教科文组织“教育‑科学‑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职能，这也是今天UNESCO名称的由来。二战原子弹的冲击下，他强调科学技术既可以造福人类，也潜藏巨大风险，主张国际组织应当介入科学治理，把科学纳入全球战后和平建设框架。

胡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的发言，首次在国际重大会议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把近代中国重视科学启蒙的理念带到国际制度设计当中。

当时大会为了平衡苏联，美国，英国之间的利益分配，曾有意推举胡适出任教科文组织首任总干事，被胡适婉拒，理由有两条，第一是他的夫人江冬秀担心他的身体，不允许他继续担任繁重的工作，第二是他在1938年担任驻美国大使之前给北京大学学生们承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将继续为北京大学服务，他必须实现这个承诺，因此他选择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胡适当选执行委员,

1952年在美国定居的胡适受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

参与大型全球通史的审稿、学术研讨，代表东亚学者参与世界文明史的书写工作，把中国历史文化纳入全球人类文明叙事框架。

胡适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教育、科学、文化巩固和平”的宗旨，主张用思想、学术交流消弭战争隔阂，

将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思想宽容、文明互鉴带到国际会议，为战后国际文教治理提供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