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5年，成都。
北宋大军一路入蜀，剑门失守，前线接连崩溃。坐了三十多年皇位的孟昶，最后只能奉表投降。从宋军大举出兵到后蜀亡国，前后不过两个多月。
奇怪的是，这位亡国之君年轻时并不昏庸。他敢杀跋扈权臣，整顿贪官，劝课农桑，还专门写《官箴》约束地方官。蜀地也曾多年富庶安定。
一个曾经励精图治的皇帝，为什么最后连自己经营了三十年的成都都守不住？
公元965年，成都。
这座城已经安稳太久了。几十年里，中原政权更替不断，战火一轮接一轮，四川却凭借山川险阻和相对稳定的统治，长期保持着富庶与繁华。孟昶坐在皇位上，也已经三十多年。
可这一年，局势突然变了。
北宋大军分路入蜀，后蜀前线接连失守。孟昶任命王昭远等人抵抗，结果战事刚刚展开，后蜀军队便迅速暴露出问题。
王昭远出征前意气很盛，真正遇到宋军后却连续失利。宋军突破险要，剑门失守，后蜀苦心经营多年的北部防线被撕开。
成都一下子慌了。
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边境败仗。
剑门是蜀地北面的重要门户，一旦这里守不住，宋军就可以顺势南下。孟昶又让太子孟玄喆率兵增援，可此时前线已经失去主动，王昭远等人战败的消息直接让孟玄喆逃回成都。
一个看起来拥有山川之险、积蓄多年财富的政权，在真正面对一支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统一军队时，竟然没有打出多少像样的抵抗。
最后，孟昶选择投降。
从北宋正式发动灭蜀战争，到后蜀奉表请降，前后只有两个多月，六十六天。这个由孟知祥建立、孟昶经营三十余年的政权，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件事最值得追问的地方，并不是孟昶为什么不战死。
因为真正的悬念，其实早在宋军抵达成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孟昶并不是一个从登基开始就只会享乐的皇帝。
恰恰相反，他年轻时面对的后蜀并不稳定。
934年，孟知祥病重，孟昶被立为皇太子，很快继位。问题在于，这个新皇帝虽然名义上坐上了皇位，真正掌握军政资源的，却仍是父亲留下的那批旧臣宿将。
李仁罕、赵廷隐、王处回、张业等人，有兵权，有资历，也有各自的人脉。孟昶年纪轻，能不能压住这些人，并没有谁敢打包票。
李仁罕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此人自恃功劳，不仅权势很重，而且越来越不把年轻皇帝放在眼里。孟昶没有正面硬碰，而是先稳住局势，等机会成熟后迅速出手，将李仁罕处死。
消息传出后，那些原本仗着资历骄横的旧臣立刻收敛许多。
这一步很重要。
因为它说明孟昶并不是一个软弱的少年天子。他知道后蜀刚立国不久，最大的问题不是礼仪和排场，而是皇帝能不能真正控制朝廷。
但李仁罕倒下，不代表问题彻底解决。
946年，赵季良去世后，张业的权力迅速膨胀。张业长期控制禁军，甚至在私人宅第设狱、横征暴敛，引起强烈不满。
948年，孟昶再次动手，诛杀张业，又陆续罢黜王处回等旧臣。到这一步，父亲时代留下的强势辅政集团基本退出权力中心，孟昶才算真正完成亲政。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孟昶夺权之后，并没有立刻沉迷享乐。
相反，这一时期恰恰是他施政最有力度的时候。
他在朝堂设置渠道，让臣民能够上书反映问题；对地方上的贪官酷吏也并不手软。像申贵这样横征暴敛、借刑狱搜刮百姓的官员，最终被严厉处置。
孟昶还颁布《官箴》，要求地方官明白一个基本道理：俸禄来自百姓，权力不能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
后来广为流传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正是从这套训诫中演化出来的。
孟昶真正掌握朝政以后，后蜀进入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时期。
四川盆地本就土地肥沃，加上孟昶整顿吏治、鼓励农桑，社会生产逐渐恢复。
中原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后唐灭亡之后，后晋、后汉接连更替，北方又长期受到契丹牵制。
中原政权自己尚且站不稳，自然很难集中力量翻越秦岭、剑门，对后蜀发动一场灭国战争。
孟昶甚至利用这种混乱主动向北扩张。
947年前后，中原局势剧烈动荡，后蜀先后取得秦、成、阶等州，又攻取凤州，疆域一度扩大。
从表面看，这正是孟昶统治的高光时期。
朝廷稳定，成都繁华，疆域也有所扩展。蜀地凭借险要地形远离中原主要战场，在五代频繁改朝换代的背景下，反而过了多年太平日子。
可问题恰恰藏在这里。
后蜀的安稳，一部分来自孟昶的治理，另一部分却来自中原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能够长期稳定并向外扩张的强大政权。
只要北方继续混战，剑门天险就足以让很多对手望而却步；但如果中原结束内乱，能够调动更多兵力、粮草长期作战，后蜀还能不能守住四川，就是另一个问题。
公元955年，答案第一次摆到了孟昶面前。
后周世宗柴荣开始向后蜀用兵，目标正是孟昶此前取得的秦、成、阶、凤四州。
战争的结果并不理想。
后蜀虽然调兵抵抗，却无法挡住后周军队的攻势，四州最终全部失守。
这场失败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地图上少了四块土地，而是它打破了后蜀长期形成的一种安全感。
过去孟昶能够夺取四州，是因为中原混乱；如今后周能够把四州重新夺回，则意味着中原的力量正在重新集中。
游戏规则已经开始改变。
更严重的是，后蜀长期少有大规模战争。太平能够让百姓休养生息，却无法自动训练出一支强军。
将领缺少真正恶战的检验，军队也缺乏与中原精锐长期交锋的经验。
这些问题在成都繁华的时候并不起眼，一旦真正面对强敌，就会迅速暴露。
955年的失败，本来应该成为一次足够刺耳的警报。但他没有借这次失败彻底重建军事和用人体系。
后来负责抵抗北宋的王昭远等人逐渐进入军事核心，而后蜀真正能够承担大战的将领却十分有限。
偏偏外面的天下没有停下来等后蜀调整。
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
从后周到北宋，中原政权的发展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不再满足于守住北方，而是要结束长期割据。
这对孟昶而言才是最危险的变化。
他前半生面对的是一个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原，所以后蜀可以凭借四川险要从容经营，甚至趁乱扩张；到了后半生，他面对的却是一个越来越稳定、拥有明确统一目标的北方政权。
距离965年后蜀灭亡，还有十年。
可从四州失守那一刻开始，孟昶过去几十年赖以维持偏安的外部条件，已经开始消失。
成都依旧繁华，剑门依旧险峻。
只是山河没有改变，天下已经变了。
后蜀亡国，后来最容易流传的解释，是孟昶做了三十多年太平皇帝，渐渐沉迷享乐，把年轻时励精图治的劲头丢光了。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却解释不了全部问题。
孟昶统治后期，宫廷生活确实趋向奢华，长期安定也让君臣逐渐失去了创业时期的紧迫感。
但一些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比如宋太祖灭蜀后发现孟昶使用珠宝装饰的溺器，虽然在后世传播很广，史源本身却存在争议。把后蜀灭亡简单归结成皇帝太奢侈，反而容易忽略真正致命的地方。
比享乐更危险的，是孟昶的用人开始出了问题。
年轻时的孟昶并不缺决断。
李仁罕骄横，他敢杀；张业掌权敛财，他同样敢清除；申贵残害百姓，也受到严惩。那个时候的孟昶很清楚，谁会威胁皇权，谁会破坏地方治理。
可是到了后期，他解决了旧臣太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新臣是否真正有能力的问题。
王昭远就是最典型的一人。
他得到孟昶长期信任，逐渐进入军事决策核心。问题在于，后蜀几十年少有真正决定国运的大规模战争，许多将领缺乏与中原强军长期交锋的经验。
朝廷看起来并不缺将军，真正到了生死关头，却很难找到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帅。相关材料也把王昭远等人的受重用，视为孟昶后期用人上的明显问题。
军队同样如此。
长期和平让四川获得了发展机会，却也让后蜀军队越来越缺少大战锻炼。
这种问题平时很难察觉。
城池还在，关隘还在，士兵也有，军粮也能筹集，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可战争真正检验的，是将领能不能判断敌情、军队能不能迅速调动、前线失利后有没有第二套防御方案。
955年四州失守，本来已经给孟昶敲过一次警钟。
十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而且这一次已经没有补救机会。
965年北宋伐蜀，王昭远奉命抵抗。此前长期被寄予厚望的后蜀军事体系，在宋军持续推进之下迅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前线失利、剑门失守，孟昶又派太子孟玄喆领兵增援，却依然无法扭转局势。
此时孟昶面对的，也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四分五裂的中原。
他前半生最大的外部优势，是北方不断改朝换代。
后唐之后有后晋，后晋之后有后汉，中原自己尚且忙于生存，很难集中力量长期攻蜀。
可到了后周柴荣，再到宋太祖赵匡胤，中原政权的方向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从争夺生存转向结束割据。
孟昶变得安逸了，而天下却变得更加危险。
所以后蜀亡国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明君变昏君”。
孟昶仍然拥有他经营多年的成都，也还有四川的山川险阻和经济积累，但他没有建立起一套足以应对天下重新统一的军事体系，更没有在955年的失败之后完成彻底调整。
等到北宋真正进入蜀地，他才发现，自己过去几十年最熟悉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成都仍旧繁华。
只是繁华，再也挡不住宋军。
公元965年初，宋军越过剑门之后，后蜀最后一道真正能够依靠的北方屏障已经失去作用。
王昭远兵败被俘，前线军队迅速瓦解。孟昶又派太子孟玄喆率军抵抗，可此时后蜀的问题已经不是再换一名将领、再调几支军队就能解决。
宋军不断向成都逼近，地方守军失去信心，朝廷也拿不出能够扭转战局的办法。
摆在孟昶面前的选择越来越少。
继续抵抗，成都很可能遭遇兵灾；向北宋投降，则意味着孟氏经营两代的后蜀就此结束。
最终，孟昶选择奉表请降。
这个结局来得快得惊人。从北宋大举发兵到后蜀灭亡，前后不过两个多月。
一个在四川立足三十余年、拥有山川险阻和经济基础的政权，没有经历漫长的都城攻防，就退出了五代十国的舞台。
后蜀投降以后，孟昶离开生活了大半生的成都，被送往汴京。
宋太祖没有立即杀他，而是授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秦国公。
然而仅仅七天之后，乾德三年六月十一日，孟昶便在汴京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赵匡胤为他辍朝五日，又追赠尚书令、楚王，谥号“恭孝”。
从934年少年继位，到965年离开成都，孟昶在后蜀皇位上坐了三十多年。
他曾经从父辈旧臣手中夺回权力，也曾让蜀地在乱世中保持繁华；可等到天下重新走向统一，他才发现，过去保护后蜀的山川、财富与太平岁月，并不能自动变成战场上的胜利。
北去汴京时，孟昶身后留下的仍是一座富庶的成都。
只是他守住了三十年的成都繁华，却没能守住那个已经改变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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