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伶仃洋对岸的他山之石丨军亦吾之民（九）|万历|军亦吾之民|屯田|康熙|明朝|进士

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包括后来的新安县的东莞县，也有大面积的屯田，包含广州前卫、南海卫、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的屯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裁掉了很大一部分军屯。

嘉靖《广东通志》两套屯田体系（东莞县部分）的记载

跟香山县一样，嘉靖《广东通志·民物志七·屯田》同样用两套体系来记载屯田，其中一套体系按照卫所记载每个卫所所辖的军屯以及各屯屯田面积和屯粮数额，这一套体系才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屯田。

新安县的屯田

康熙《新安县志·田赋志·屯田沿革》开篇记了一系列坐落在万历元年（1573）分出的新安县域内，原本广州前卫和广州后卫的军屯，并且提到“后以二卫之屯僻远，裁革给民，即今县赋之屯军田是也”。这一段记载不知道抄自何处，既跟现存明朝的记载略有出入，也找不到对应的“县赋之屯军田”。现存明朝的记载里面，原本的东莞县域内并没有广州后卫的军屯，广州前卫的军屯，大致就跟康熙《新安县志》这一段接近。

康熙《新安县志》所记载的屯田

这些被裁革的军屯，年代久远，有可能早在正统年间由“屯三守七”改为“屯二守八”的时候就已经裁了，仅仅凭借那些个军屯名也未必能考证出到底坐落何方——有些也许根本不在后来的新安县域内，更不用说里头还很大概率有抄错的。倒是南海卫后千户所原本有罗租、唐家村和栗木冈三个军屯，比较明确是位于后来的新安县域内。

罗租、栗木冈、唐家村的位置

不过，崇祯《东莞县志·兵防志·兵署》提到：“后千户所在衙门右，正统五年，官军全伍调灵山所，宇改作谷仓。”康熙《东莞县志·屯田》也提到同样的事件：“明正统五年，后所全伍调灵山，其屯田俱给民耕种，属县征。”也就是说，罗租、唐家村和栗木冈这三个军屯早在正统五年（1440）就已经裁撤了，正是在是“屯三守七”改为“屯二守八”之前。

崇祯《东莞县志》关于南海卫后千户所军屯裁撤的记载

最终，在新安县建县的时候，县域内就只有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的军屯了。

原本这两个所都各有三个军屯：东莞守御千户所的月冈屯、莆隔屯和翟屋边屯，大鹏守御千户所的王母峒屯、盐田屯和葵涌屯。但是早在嘉靖年间，翟屋边和葵涌这两个军屯也都没有屯粮征收了，实际上也裁撤了，裁撤时间有可能也是正统年间。因此，新安县建县的时候，县域内的屯田就不多了。

可能为王母洞屯屯丁居住的王母围

按照一个军屯22顷40亩的屯田面积的标准，四个军屯总共89顷60亩的屯田面积。康熙《新安县志·田赋志·屯田沿革》提到军屯“间有子屯附焉”，现在能够知道的子屯，就是王母峒屯的两个子屯乌涌屯和碧州屯，记录在《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上——大鹏半岛山地多平地少，比较难得的平地大概都需要用于屯田。

《粤大记·广东沿海图》所载的王母峒屯及其两个子屯碧州屯、乌涌屯

新安的明朝进士

寻找新安县源自明初的军户家族，是不容易的。新安县事实上在明朝是没有出过军籍进士的。康熙《新安县志·选举志·甲科》记录了郑士忠、翟镐、陈果和陈向廷四个进士。

康熙《新安县志》记载的明朝四位进士

郑士忠、陈果和陈向廷这三位都是灶籍进士，分别对应西乡郑氏（西乡周边倒是有不少郑氏，但不知道哪支是郑士忠的后人）、南头陈氏和燕川陈氏，这些地方都有盐场，这三位出身灶籍是合理的。

明朝新安三位灶籍进士的题名碑

郑士忠，广东广州府东莞县灶籍

陈果，广东广州府新安县灶籍

陈向廷，广东广州府新安县灶籍，东莞县人

镇南卫的翟镐

翟镐，在嘉靖十一年（1532，康熙《新安县志·选举志·甲科》还错记为嘉靖十三年）的进士登科录上面，写的是“贯镇南卫旗籍，广东东莞县人，国子生，治《易经》；字周甫，行三，八月初九日生；曾祖但骘，祖荣，冠带总旗，父全，冠带总旗，母石氏，具庆下，兄镇、鑑，弟钺、钦，娶王氏；顺天府乡试第一百二十七名，会试第二百六十三名”。

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翟镐

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翟镐

嘉靖十一年新安县还没有从东莞县分出，仅凭此无法断定翟镐的原籍后来划入新安县。嘉庆《新安县志·选举表·甲科》把翟镐记为“邑之福永人”，但现在福永并没有翟姓的本地家族。

重修于民国九年（1920）的《翟氏族谱》，实际上是广东省内的翟氏的联宗谱，以东莞的翟氏家族为主干所修，其中包含大宗族罗村翟氏和周溪翟氏。

《翟氏族谱·新安福永世系图》

《翟氏族谱》里面倒确实有一支“居新安福永白冈下”，而且翟镐也确实在世系中，曾祖父、祖父、父亲、四个兄弟的名字都能一一对上。但是，族谱所记与登科录所记有两点对不上：其一，族谱记载翟镐“字宗周”；其二，更为关键的一点，族谱记载翟镐“由东莞学领嘉靖乙酉乡荐壬辰进士”。

翟镐考中举人那一科的《嘉靖四年顺天府乡试录》也保留下来了，上面明确写着翟镐为“顺天府学增广生”。以朝廷对科举考生户籍履历登记的严格，翟镐在京师成长、读书、考试，是没有疑问的，他祖父和父亲的头衔都是冠带总旗，实际上是授予参加武举获得一定成绩的卫所军户子弟的一种头衔。翟镐的家族作为卫所军户，跟原籍军户大概也没有很强的联系。

《嘉靖四年顺天府乡试录》

第一百二十七名翟镐，顺天府学生，诗

《翟氏族谱》记载了一个六世的翟仲鸾“去南京宁国府镇南卫未回”，自然，也就没有记载他的后人。“南京宁国府镇南卫”并不是一个历史建置，宁国府隶属于南直隶而不隶属于南京，镇南卫倒确实在明朝开国之初位于南京，永乐十八年（1620）调往北京。

宁国府是朱元璋最早控制的地区之一，“南京宁国府镇南卫”这样的说法，大概背后指的是翟仲鸾这个人在明初就从军镇南卫，而且很可能是被何真收编进镇南卫的。翟镐家族是翟仲鸾的后人，应该才更加合理，只不过在联宗修谱的时候，翟镐被有意无意地编入新安福永翟氏的世系里面。

万历《祁门志》关于翟镐的记载

翟镐这个人物即便中了进士，似乎也没有卓著的功业，以至于他曾经任职的地方，在地方志上面都找不到他的传记。颇为有趣的是，翟镐曾任祁门知县，万历《祁门志·人物志·官师》记录他为“京师人”，而修志之时的祁门知县余士奇，恰恰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侯山余氏所出的进士。

万历《祁门志·序》

东莞余士奇才伯甫撰

南海卫的郑敬

嘉庆《新安县志·选举表·甲科》增加了一位明朝的进士郑敬，并且记为“邑之梅林乡人”。

嘉庆《新安县志》，新安县明朝进士变成了五个

正统七年（1536）的进士登科录记载：“郑敬，贯福建福州府福清县，军籍，广州府东莞县学生，治《春秋》；字德聚，行三，年三十，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曾祖诚，祖贤，父美，母陈氏，具庆下，兄斌、敷，弟敏，娶郏氏；广东乡试第二十九名，会试第五十四名。”

正统七年进士登科录·郑敬

郑敬在所处的年代是一位名士，祁顺为郑敬写了墓志铭《中宪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致仕郑公墓表》，收录在《巽川祁先生文集·卷之十五·墓表》，文中这样写：“公讳敬，字德聚，厥先家闽之福清，曾祖诚、祖贤，俱有隐德，父讳美，字用和，母陈氏；洪武初募兵于民，用和隶广东南海卫，生四子，遂占籍于东莞。”郑敬出身于南海卫的军户家庭，父亲是外地垛集从征到南海卫的军兵，这种情况更大可能会是守城的旗军，这样郑敬一家就会落籍在东莞城内。

《中宪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致仕郑公墓表》

出现郑敬是“梅林乡人”这样的记载的原因，可以从南头郑氏的族谱里面看出一些端倪。郑氏南莆祖五大房现存最古老的《郑氏五大房族谱》修于光绪二十七年至光绪三十年（1901-1904）之间。这部族谱其实是一部联宗谱，里面把郑敬记入二房下梅林义祖房里面——看得出是生硬地把郑敬以及父亲郑美嵌入到世系中，曾祖、祖父对不上号，母亲没有记载，三个兄弟没有记载，妻子没有记载，三个儿子也没有记载，最终郑敬父子在郑氏宗祠里面也没有牌位。

《郑氏南莆祖五大房族谱》记载的郑敬世系：郑达裔-郑必成-郑美-郑敬

关口郑氏大宗祠所供奉的牌位（一至九世祖）

这部族谱甚至收录了陈琏所写的《谨录前人世系序》，里面就提到“自九世讳敬此则登正统壬戌进士”。这篇谱序并没有出现在《琴轩集》里面，不管是不是陈琏所写（其实这篇谱序的笔法跟《琴轩集》里面收录的谱序相差甚远），实际上都在宣告郑氏五大房与郑敬联宗——这当然是某个年代的现实需求，具体为何，无法得知。

《谨录前人世系序》

不过，郑敬在嘉庆《新安县志》中才出现，这个时间点倒是耐人寻味。修志之前，新安县经历了前后跨越六十年的客籍学额事件——这个事件的前后因由记录在《新安客籍例案录》里面（《。客籍学童最早在乾隆十六、十七年（1751、1752）被本地生员郑观成、文蔚指摘占学额。

《郑氏南莆祖五大房族谱》记载的郑观成

郑观成，正是下梅林义祖房的二十世，也许当时下梅林义祖房需要郑敬这样的一个祖先来表达本地人的身份和士大夫的血统。不管如何，无论郑敬还是翟镐，其实都不是新安县所出的军籍进士，也就不可能从他们出发追溯新安源自明初的军户家族。

军屯附近的家族

能够定位的军屯周边，追溯到明初的家族，例如罗湖袁氏以及其分支石桥头袁氏、蔡屋围蔡氏、水贝欧阳氏，都有源自屯田军户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家族的族谱中并没有提及。

《始平冯氏世代家谱传流·余奉祖与父命照历代祖艰辛屡迁编序》

香港新界，靠近深圳河和梧桐河交汇处的料壆村，料壆冯氏是族谱明确记载的月冈屯屯田军户。修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始平冯氏世代家谱传流》，里面有一篇《余奉祖与父命照历代祖艰辛屡迁编序》，就提到：“四世祖敬思，性情旷达，胸襟磊落，募治屯田，至月岗屯，遂家焉。”

此外难得能够看出是军户出身的还有深圳张氏（包括水贝、向西、湖贝、黄贝岭的张氏）。

深圳张氏分布

重修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西溪家乘》（向西张氏的族谱），收录了一篇深圳张氏的始祖张景登（号梧峰）写于洪武十年（1377年）的《清河小引》，这相当于是一篇自传，里面写道：“是时天下纷乱，粮差公务困苦难堪不已，于洪武二年己酉岁饮萸之月弃业直徙车（原文中的‘徙车’，确实可能是‘徙居’的异形写法，但这种写法非常冷门，而‘徙车’与‘從军’字形非常相近，因此笔者猜测这里有可能是早期版本的抄错，或者就是刻意为之隐去军户的身份）；母携男去莞踰鹏，次年仲春迁于九墩岭之下居焉，非择而处之，不得已也。”

《西溪家乘·清河小引》

“粮差公务困苦，难堪不已”，“非择而处之，不得已也”，这类形容其实非常符合明初建立新制度时候的场景，尤其对于服军役迁徙到远方的军户而言，更是有种情非得已的感受。此后的谱序，不再出现“徙车”字样，而这位始祖梧峰公，就不像横刀立马的军人形象，而是“尚诗书”、“好词赋”的文人形象。

不过，“粮差公务困苦难堪”却是不止一次被提及。另外有一篇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隔塘玉轩祖派小引》，再次提到“时丁国势战争粮务又复纷重，抽民御敌，荷戈守征，肝脑涂地，不啻亿万，凡有血气者末不呼天”——这里讲的是清初的事情。反复提及有战事之时的“粮差公务”，比较像是以屯丁的口吻讲出来的。

深圳墟东侧的湖贝、向西、黄贝岭三村

深圳张氏位于月冈屯的周边，成为屯田军户，应该也是合理的。事实上，向西张氏也确实曾经持有屯田——当然，这并不可以当作明初屯田军户的充分条件。向西张氏的邻居向东杜氏，土地改革之前带了一批二十九张地契到香港，后由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教授和陆鸿基教授所得，两位教授在1980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简介过这批地契。这批地契里面，就有屯田买卖的地契。

有一块屯地，原属向西张氏，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时候，在向西张氏内部交易，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由向西张氏典予向东杜氏，并最终在光绪六年（1880）卖给向东杜氏。这里头有趣的是，卖屯地用的字眼是“推（也有用‘退’）”，这是一种有历史渊源的写法，因为屯地本为官地，不允许买卖，因此民间出现了推契来代替卖契，相当于佃权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