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的灯白得发冷，消毒水味压过了窗台上那盆栀子花。婆婆睡不安稳，喉咙里偶尔滚出一声低喘。
我坐在陪护椅上，膝头摊着一本《简爱》。书页已经发黄，是女儿李欣雨从学校寄回来的。
我读到那几行，大意是人得足够强大，才能坦然面对任何离开。外面推车经过，轮子压着地砖缝，咯噔，咯噔。
我把那一页读了两遍。没有忽然轻松，只觉得肩膀上的酸痛，一寸一寸有了知觉。
八年了。我从三十七岁熬到四十五岁，给偏瘫的婆婆擦身、喂饭、换尿垫，记住她每一种药的颜色。
床头柜上摆着半碗凉粥。我的手背沾了一点米汤，干了以后，皮肤绷得紧紧的。
李建明推门进来，领口带着外面的凉气。他四十七岁，头发修得齐整，看上去比我精神许多。
“妈今天怎么样？”
“下午吐了一次，医生调了药。”
他点点头，低头回消息。屏幕的光在他脸上晃了几下，我合上书，放进帆布包。
“李建明，我要跟你离婚。”
他的手停住，像是没听清。我把凉粥端起来，倒进洗手池，又把碗沿擦干净。
“你又累糊涂了吧。”
“没有。我想得很清楚。”
说完这句，我去检查输液管。液体一滴一滴落着，病床上的孙秀兰睁开眼，嘴唇动了动。
李建明压低声音，说这里不是谈事的地方。我没接话，只把被角掖到婆婆肩下。
过去我也总等一个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等孩子考试结束，等婆婆病情稳定，等他的工作不忙。
后来才发现，日子没有空当。水壶会空，药会吃完，病人会在半夜按铃，而我总排在最后。
孙秀兰听见离婚两个字，右手忽然抓住床栏。她手背瘦得只剩青筋，眼睛却一直追着我。
“妈，您别使劲。”
我俯身替她松开手。她张了张嘴，只吐出含混的气音，又慌忙去看自己的儿子。
李建明把手机塞进口袋，脸色沉下来。我拎起热水壶，走向开水间，鞋底踩过湿漉漉的地面。
身后传来床栏轻响。一下，又一下。很轻，却跟了我一路。
01
八年前，孙秀兰第一次中风时，我三十七岁。
那天我正在公司核一批瓷砖的成本。计算器按到一半，李建明打来电话，说母亲倒在厨房，已经送去医院。
我赶到急诊时，他蹲在墙边抽烟。李静从超市跑来，围裙还系在腰上，手里攥着一串钥匙。
医生说命保住了，左边身子很难恢复利索。以后吃饭、穿衣、上厕所，都得有人照应。
李建明当时三十九岁，刚升销售主管，经常去外地跑项目。李静三十五岁，守着一家社区超市，早晚都离不开人。
女儿李欣雨才十二岁，读初一。晚自习放学后，她抱着书包坐在医院走廊，困得脑袋一点一点。
家里开过两次会。李建明说请全天护工太贵，李静说超市刚盘下来，还欠着货款。
最后，两个人都看向我。我手里那份成本会计的工作，收入不算高，胜在稳定，五险也齐全。
“先请假照顾一阵吧。”
李建明说得很慢，还替我倒了杯热水。纸杯太薄，捏在手里发软，我没马上答应。
可婆婆出院那天，护工临时加价。她坐在轮椅上，半边嘴角歪着，尿湿了裤子也说不清。
我把她抱起来时，腰猛地闪了一下。她伏在我肩上哭，口水浸透了我的衬衫领子。
第二天，我向公司交了辞职信。领导留过我，说可以调去内勤，迟到早退也能商量。
我还是走了。那时想着，等婆婆能拄拐，最多一年，我再找份工作，账目这东西不会生疏。
一年过去，她能扶着桌沿站一会儿，却迈不开腿。我的生活也渐渐按她的药点切成许多小块。
早上六点熬粥，七点喂降压药。九点做康复，十一点擦身。午睡醒来，还要翻身、拍背、洗床单。
冬天最难。她怕冷，门窗不能开久，屋里混着药味、尿味和饭菜味，暖气烘得人脸发干。
李建明负责挣钱。他每月转一笔生活费，常说销售款难收，让我省着点用。
我把买菜、尿垫、药品都记在旧账本上。哪怕一把青菜三块五，也规规矩矩写清楚。
李静每隔一阵送来些钱，有时五百，有时一千。她进门总是匆匆的，先看手机，再摸摸母亲的额头。
“嫂子，店里缺人，我晚点再来。”
起初我还给她热饭。后来饭凉透了，她也没回来，我便把那只碗扣进冰箱。
她不是完全不管。逢年过节会送鸡蛋、牛奶，偶尔替婆婆剪头发，只是很少待满半天。
有一回我发烧到三十九度，给她打电话。她说盘点走不开，让我叫李建明早点回家。
那晚李建明十点多才进门，带回一袋退烧药。他见锅里没有饭，皱眉问了一句。
“妈吃过了吗？”
我躺在沙发上点头。他给自己煮了面，锅盖碰得叮当响，没问我吃没吃。
第二天退了烧，我照常给婆婆洗脸。她用还能活动的右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小声说，苦了你。
这句话让我撑了很久。可说完以后，尿盆还是要我倒，脏衣服也还是堆在卫生间。
李欣雨慢慢长大，学会放学后自己热饭。她趴在餐桌上写作业，我在旁边给奶奶揉僵硬的手臂。
“妈，你以前上班什么样？”
她偶尔会问。我说整天跟数字打交道，月底忙得顾不上喝水，却没告诉她，我有时很想念那种忙。
至少那时，做完一张表，有对有错，有人签字。家里的活做完便没了痕迹，第二天还会原样回来。
第三年，婆婆又住了一次院。收费窗口前排着长队，李建明拿着单据跑上跑下，不让我跟着。
他说治疗花销大，票据他统一收好，年底也许有用。我信他懂这些，便只记下每天交了多少生活费。
回家后，我整理药盒，随口问起住院费用。孙秀兰正在喝水，杯沿碰着牙齿，发出细碎的响声。
她没有回答，只把脸转向窗外。楼下有人晒被子，竹竿敲在栏杆上，声音清脆。
后来每次谈到治疗花销，她都这样。不是说累了，就是催我去关燃气，眼睛总落不到我脸上。
我以为她心疼钱，也就不再多问。可那本账越记越厚，我原来的工作证，却在抽屉深处落满了灰。
到了第五年，我试着在网上接过一份小公司的成本表。刚核到一半，婆婆在厕所摔了。
她没有伤到骨头，我却整夜没睡。第二天把文件退回去，还赔了对方两百块误工费。
从那以后，我不再接活。每天推她去楼下晒太阳，看同龄女人买菜、上班、约着去跳操。
她们问我怎么总在家，我笑着说老人离不开人。说多了，这句话像一件旧围裙，顺手就套在身上。
八年里，李建明职位升了两次，李静的超市扩了一间门面，李欣雨考去了外地读大学。
只有我的时间还停在药盒和尿垫之间。偶尔照镜子，会发现鬓角又多了几根白发。
孙秀兰坐在轮椅上，从镜子里看我。她想说什么，最后只问，今天的药是不是涨价了。
我说涨了三块。她低下头，右手在毯子边缘来回捻着，再没抬眼。
02
我重新翻家里的账，是在孙秀兰住院前两个月。
那天燃气公司上门检修，我找购房材料确认管道改造时间。文件袋还在柜子顶层，里面却少了房产证。
婆婆住的是一套两居室。我们搬来照护后，主卧给了她，我和李建明睡次卧，女儿放假只能睡客厅。
证件原来都放在一个棕色皮包里。我记得清楚，因为每年清理柜子，都要把它拿出来擦灰。
我问孙秀兰是不是换过地方。她愣了一会儿，说自己手脚不便，哪里动得了那些东西。
李建明晚上回来，我又问了一遍。他脱鞋的动作没停，只说可能是妹妹拿去办事了。
“办什么事要拿房产证？”
“她店里杂事多，我哪知道。”
他说完就去洗澡。手机留在餐桌上，震了两次，他隔着卫生间的门喊，让我别碰。
第二天李静来送水果。我把证件的事提出来，她削苹果的手顿了顿，果皮断在膝盖上。
“房子是妈的，谁都不能乱动。”
“我只是想知道证件在哪儿。”
她把苹果切成小块，声音硬了些，说放在哪里不重要，只要没人擅自处理房子。
我听着别扭。家里没人说过要卖房，她却像早早守住了一道门，连门外站的是谁也不肯讲。
婆婆靠在床头吃苹果，嚼得很慢。李静问她是不是这个理，她含糊地点了下头。
我没再追问，却把文件袋里的材料重新排了一遍。购房合同、维修收据、物业票据都在，唯独少了最要紧的证件。
那晚，我把八年的账本全搬到餐桌上。纸张受了潮，边角卷曲，油烟把封皮熏成暗黄色。
从前做成本会计，我习惯先核总数，再查明细。可家里的钱一直混着用，许多支出只有李建明口头说过。
他每月转来的钱并不固定。多的时候一万，少的时候四五千，还常备注项目没回款。
婆婆的退休金由李建明代管。李静给的钱没有规律，住院押金和治疗费也很少经过我的手。
我只能查出菜钱、药钱和日用品，其他部分像一团泡过水的纸，揭不开，也拼不拢。
抽屉里还放着几张旧票据，是八年前第一次住院留下的。日期断断续续，缺了好几页。
我按顺序摆好，发现缴费金额接不上。中间有一段空得厉害，前后合计也对不上李建明当时说的花销。
婆婆半夜起来喝水，看见餐桌上的票据，脸色有些发紧。她扶着助行器，在门边站了许久。
“这些旧纸，还留着干什么？”
“我想把账理清楚。”
她说过去太久，算不清就别算了。随后慢慢挪回房间，拖鞋在地板上蹭出沙沙声。
第二天，李建明把那些票据收走了。他说销售报销也要夹材料，家里的东西别让我弄混。
“这是妈的治疗票据。”
“我知道，所以才由我保管。”
他把文件夹塞进公文包，拉链一下拉到底。我看着他的手，忽然记起这些年，他从没让我完整看过那批单子。
我问他到底花了多少。他说一把年纪了还算旧账，有那个工夫，不如陪母亲多练两圈走路。
话说得不重，却把我堵得严严实实。婆婆坐在阳台边，膝上盖着毛毯，始终低着头。
从那以后，李建明回来得越来越晚。起初说陪客户，后来连理由也省了，进门先洗澡，再抱着手机去阳台。
衬衫上偶尔带着陌生的香味，不浓，像商场试衣间里喷过的空气清新剂。
我问过一次。他笑我整天不出门，闻见点味道就乱猜，说那是客户席间坐得近。
那时我还没有证据，也不想凭一件衬衫定什么。我只是把他晚归的日期记进新本子。
李静又来过一次。她在厨房堵住我，重复说房子的事谁也别自作主张，尤其不能趁老人糊涂做决定。
“到底是谁想动房子？”
她把水龙头拧紧，甩了甩手上的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自己只是提前把丑话说清楚。
我看向客厅。孙秀兰正望着我们，发现我回头，立刻拿遥控器换了台。
电视里放着热闹的做饭节目，油下锅时哗啦一声。屋里三个人，却谁也没说话。
当天晚上，我又去翻棕色皮包。夹层里有一道新压痕，像是原先塞过一个硬壳本，刚取走不久。
李建明回家已经过了十二点。他在玄关换鞋，公文包抱在胸前，没有像往常那样随手放下。
我替婆婆关好房门，站在昏黄的过道里。账目缺口、旧票据和不见的房产证，第一次连到了一起。
可它们中间仍隔着几块空白。我伸手去接他的公文包，他往旁边让了半步。
“里面都是公司的东西。”
我收回手，闻见他衣领上那股淡淡的香味。厨房水龙头没有拧严，一滴水落进不锈钢水槽。
我听着那声音，一直听到他关上次卧的门。
03
孙秀兰再次住院，是在一个下雨的清晨。
我给她穿袜子时，发现她右脚也使不上力。她想说话，嘴角却不停往下坠，半杯温水顺着下巴淌到衣襟上。
救护车来得快。担架从狭窄楼道抬下去，轮子几次碰到墙角，孙秀兰一直抓着我的袖口。
医生看完片子，说脑血管情况不好，需要住院观察。若继续恶化，可能要做手术，让家属尽快商量。
李建明接到电话，下午才从外地赶回。他先问医生风险，又出去接了两个工作电话，鞋底沾着泥水。
李静傍晚关了超市赶来。她放下保温桶，没问母亲吃了多少，先把我叫到楼梯间。
“嫂子，房子的事得先说清楚。”
楼梯间有人抽过烟，墙根堆着两个纸箱。我站了一天，腿肚发胀，半天没听明白她的意思。
“妈现在病成这样，谁也别动房子。”
“我没说要动。”
“你没说，不等于以后不想。”
她两手抱在胸前，说哥哥一家在里面住了八年，我又照顾老人这么久，将来很容易说不明白。
我看着她。原来八年的擦洗喂药，到了她嘴里，先变成了一笔可能拿来换房子的账。
“你觉得我是为了房子？”
李静抿了抿嘴，说亲兄妹也要把丑话放前头。病房里传来仪器报警声，我没再理她，转身推门进去。
孙秀兰的输液管折了。我替她摆正手腕，又拿棉签蘸水润嘴唇，她一直盯着楼梯间的方向。
晚上十点，李建明拿来一张打印纸。他把纸压在床头柜上，又递给我一支笔。
上面写着，我自愿放弃对孙秀兰名下房屋及相关收益提出任何要求，今后不得以照护为由主张权益。
字不多，句子却绕。我从头看了一遍，把笔放回柜面。
“谁写的？”
“网上找的格式，先签了省事。”
“省谁的事？”
他把声音压低，说母亲还躺着，妹妹已经闹起来，签个声明，好让大家安心。
病床上的孙秀兰闭着眼，呼吸一粗一细。我掀开被子看她的脚，脚背凉得像刚洗过的瓷碗。
李建明又把笔塞到我手边。
“你本来也没惦记房子，签了又怎样？”
我问他，既然我没惦记，为什么非要现在签。他说家里就怕以后扯皮，早点讲明白对谁都好。
“那你和李静也签。”
他眉头一下皱起来，说他们是亲生儿女，情况不一样。我把那张纸折好，放回他公文包上。
“我不签。”
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当着他们兄妹的面，把一句拒绝说得没有余地。
李静听见动静，从门外进来。她说房子本来就是母亲的，我一个儿媳妇，有什么舍不得放弃。
我刚给婆婆换下湿尿垫，手上还带着消毒液的味道。垃圾袋扎到一半，我停了下来。
“我照顾她八年，是因为她需要人。不是因为我低你们一等。”
李建明摆摆手，让我别在病房里吵。那样子，像我才是无端生事的人。
“照顾老人，本来就是儿媳该做的。”
他说得顺口，连一秒停顿都没有。
我低头扎紧垃圾袋。塑料勒进掌心，疼得清楚。八年里他说过辛苦，说过以后补偿我，却原来都排在本来应该后面。
“既然是我的本分，房子就是你们的本分？”
李静脸色不好看，转头问李建明，这些年到底跟我说过什么。兄妹俩越说越急，孙秀兰在床上喘起来。
我按铃叫护士，先把两人赶出病房。等老人呼吸平稳，我才走到走廊。
那张纸还在李建明手里。他说我现在情绪不对，过两天再谈，房子和住院费都不要翻旧账。
“我只要求核清楚。”
“不行，房子的账不能重查。”
话一出口，他自己先停住了。走廊尽头的窗没关，雨丝飘进来，在地上积了一小片水。
“为什么不能？”
李建明把纸揉了一下，很快又铺平。他说自己讲错了，是老人病重，经不起家里折腾。
我没有追着问。只是伸手拿过那张声明，当着他的面，从中间撕成两半。
纸裂开的声音不大。李静看着我，孙秀兰隔着病房玻璃也在看，嘴唇轻轻发抖。
我把碎纸放进垃圾桶，回到床边。婆婆伸手碰我的袖子，我没有躲，也没有握住。
04
孙秀兰住院第三天，李建明去外地见客户。
他走得匆忙，把平板落在次卧。那台平板和家里的共同账户连着，晚上忽然跳出一笔酒店餐厅的消费提醒。
地点在本市，时间是前一晚九点四十。可他发给我的消息说，自己已经到了邻市，正陪客户吃饭。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没有立刻往坏处想。二十二年夫妻，总不能靠一张账单定罪。
紧接着，屏幕上弹出一条信息。
“你到家了吗，我还在想昨晚。”
发信人的名字只有一个梅字。消息很快被撤回，通知栏里却还留着前半句。
我坐在床沿，把平板调到共同账户。近两年的消费一笔笔拉出来，酒店、女装、双人餐，还有几次鲜花付款。
其中一家酒店，他去过十一次。日期大多落在他说出差或陪客户的晚上。
窗外有人收废品，喇叭拖着长音。我把每笔消费拍下来，按日期建了一个表。
数字不会脸红，也不怕被追问。它们排好以后，比任何解释都清楚。
平板里还同步了几张照片。女人只露出半张脸，穿着我从没见过的男式衬衫，袖口是李建明常用的款式。
照片角落有时间。我往前翻了很久，最早一张接近两年前。
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正在开会，晚点回。我问他是不是还在本市，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翻我东西了？”
“今晚回来谈。”
他凌晨一点进门。进来先看桌上的平板，又看我面前那叠打印出来的账单。
李建明没有像从前那样发火。他去厨房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完，才说只是应酬时走得近了些。
我点开那张照片，推到他面前。
“应酬要去酒店十一次？”
他低头摸烟，摸到空烟盒，又把它捏扁。过了半晌，说确实越了界，但没有我想得那么严重。
“多久？”
“记不清了。”
“快两年，对不对？”
他没回答。厨房冰箱忽然启动，低沉地响着，桌上那杯水被碰出一圈水印。
我把账单按月份排好。他看了两眼，终于承认那段关系持续了将近两年。
对方是合作公司的业务员，跟他一起跑过项目。开始只是吃饭，后来觉得彼此聊得来。
说到这里，他忽然抬头看我。
“这个家早就不像家了。”
我没有接话。他便继续说，我这些年只顾母亲，满嘴都是药、尿垫和复查，夫妻之间连句像样的话都没有。
“妈是谁的妈？”
他愣了一下，说现在谈的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不要什么都扯到老人身上。
我看着他鬓角刚染过的头发。上个月他嫌我买的染发膏便宜，自己去理发店花了四百多。
而我去医院陪床，连一双防滑拖鞋都比较了三家，最后买了十九块九的那双。
过去我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饭菜凉了，是我没算准他回家的时间。屋里有味，是我护理得不周到。
如今这些账摆在桌上，我才明白，他每一次晚归都有自己的选择，不是我少说一句软话逼出来的。
“你可以说累，可以要求分开。”
我把照片关掉，声音很轻。
“但你不能一边让我照顾你妈，一边拿我当借口。”
李建明靠在椅背上，说事情已经发生，再追究也没用。他会跟那个女人断掉，让我别把家闹散。
“先把婚内财产核清楚。”
他猛地坐直，问我什么意思。我说要离婚，房产、存款、账户流水，都按规定核对。
这句话比我质问那段关系更让他慌。他拿起水杯，杯底在桌面磕了一下，水洒到裤腿上。
“你非要做到这一步？”
“是。”
他去阳台抽烟，来回走了几趟。隔着玻璃，我看见他连续拨了两个电话，都没有接通。
第二天上午，李欣雨从学校打来视频。她看见我眼下发青，问奶奶是不是又不好了。
我没有提照片，只说准备跟她爸爸分开。女儿沉默了一会儿，伸手关掉宿舍里的音乐。
“妈，是不是因为那个梅姨？”
我握着手机，没有出声。
她说去年暑假见过父亲在商场停车场接一个女人。两人靠得很近，父亲看见她后，只说是客户。
后来李建明还叮嘱她，别拿工作上的事烦我。她觉得不对，却怕自己猜错。
“对不起，我早该告诉你。”
女儿说着低下头。我看见她桌上摊着专业课本，边角贴满了彩色便签。
“不是你的错。你不用替大人看家。”
挂断视频后，我去卫生间洗脸。水很凉，镜子里的女人眼皮浮肿，发根露着白。
我没有哭。把毛巾拧干，挂回原处，又在账本上记下共同账户的余额。
李建明晚上回到医院，给婆婆带了新毛毯。他没有看我，只说离婚可以谈，旧账没必要全翻。
我替孙秀兰翻身，把枕头垫在她腰后。
“所有账，都要核。”
他站在床尾，手还搭在毛毯包装上。塑料袋被攥得沙沙作响，半天没有拆开。
05
我先找了一名护工。
对方五十多岁，做过多年卧床护理，会鼻饲，也会简单康复。价格不便宜，我仍先交了一周定金。
我把孙秀兰每天的药量、翻身时间和饮食禁忌写了三页，贴在病床旁边。
护工来试了一上午，婆婆不大习惯，总转头找我。我替她擦净嘴角，只说以后有人陪着，不会没人管。
她听懂了，眼圈慢慢发红。右手抓住我的衣摆，我停了几秒，还是轻轻拨开。
“我得把自己的事办了。”
李建明知道后，先说护工不可靠，又说家里开销大，没必要花这个钱。
我让他和李静轮流来。他立刻不说话，低头看手机，像没听见。
李静下午赶到病房，见护工正给母亲按摩腿，当场问我是不是准备撒手。
“不是准备，我会离开。”
“你跟我哥闹，别拿妈出气。”
我把护理记录递给她。八年来的用药变化、褥疮处理和复查时间，都分门别类记着。
“你们按这个做。不会就问护工。”
李静没有接，反而问我离婚以后是不是还要争两居室。李建明站在门口，脸一下沉了。
“妈还没走，你急什么？”
“你不急，怎么让嫂子签放弃声明？”
兄妹俩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吵起来。李静说房子是母亲养老的底，谁也不能算计。
李建明说自己这些年出钱最多，以后手术、康复都得花钱，房子怎么安排，应该先顾实际。
孙秀兰躺在病床上，眼珠跟着两人的声音转。她想坐起来，身体却只抬起一点，又重重落回枕头。
我按铃叫护士。护士进来后皱着眉，让家属出去吵，病人血压已经升高。
检查结果在傍晚出来。医生说脑血管狭窄加重，药物控制效果有限，建议第二天早上六点手术。
风险告知书列了许多可能。李建明签字时，手抖了一下，问成功率能不能再高些。
医生只说会尽力。走廊里送饭车经过，蒸汽混着饭菜味，孙秀兰一口也没吃。
李静去超市安排店里的事。李建明接到公司电话，也走到楼下。我和护工留在病房，为术前禁食做准备。
晚上九点，孙秀兰忽然指了指床下。
我俯身去看，只有一双旧布鞋。她摇头，又费力指向床头柜，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
柜子里放着毛巾、纸杯和两件换洗衣服。我一样样拿出来，她都摇头，急得额角渗汗。
最后，我摸到柜子后面有一截布带。拉出来，是个巴掌大的红布袋，袋口用旧棉绳系着。
孙秀兰看见它，呼吸才慢下来。她把袋子往我怀里推，右手一直按着，不肯松开。
“给我？”
她眨了两下眼。
我以为里面是她随身带来的首饰，想放回柜子。她却用力摇头，指着门，又指我的包。
我只好解开棉绳。红布袋里不是首饰，而是一份折得整整齐齐的手写遗嘱。
纸上写着，她去世后，名下两居室由我继承。落款是孙秀兰，旁边按着红色手印，日期在三个月前。
我看了两遍，胸口像压进一块湿棉花。她明明知道儿女正在争，却一直没有提过这张纸。
遗嘱下面，还压着一张银行转账回单。纸面已经发黄，金额栏清清楚楚写着四十万元。
日期是八年前，付款账户是我的名字，收款账户却不是医院。那串账号，我一时认不出来。
我把回单翻到背面。孙秀兰用歪斜的字写着两句话。
钱是建明拿走的。房该还给慧。
墨水有深有浅，有几个字写坏后又描了一遍。我抬头看她，她嘴唇颤着，眼泪顺着鬓角滑进枕套。
“这钱到底去了哪里？”
她张嘴想说，喉咙里只有含混的响声。右手在被面上抓了几下，急得监护仪数字往上跳。
我赶紧让她平躺，按住呼叫铃。护士进来调整吸氧管，提醒我不要再让病人激动。
等数值稍稳，孙秀兰仍死死盯着那个布袋。她明早六点要做高风险手术，术后会怎样，谁也说不准。
门外传来脚步声。李建明推门进来，一眼看见我手里的回单和遗嘱。
他的脸色瞬间变了。
“妈把这个给你了？”
我没有回答，把材料装回袋子。他快步走到床边，伸手来拿。
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腰撞上床头柜，纸杯掉到地上，滚到护工脚边。
李建明压着声音，让我把东西交给他，说母亲术前神志不清，写下的内容不能当真。
病床上的孙秀兰忽然抬起右手，重重拍了一下床栏。她盯着儿子，嘴里挤出一个模糊的“不”字。
李静也赶了回来，站在门外问发生了什么。李建明的手已经碰到布袋边缘。
我若公开，母子兄妹会当场翻脸。若装作没看见，离婚后，我连暂时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六点手术，眼前只剩几个小时。孙秀兰可能醒来，也可能再无法开口。
门外的李静正在推门，床边的李建明再次伸手，抓住了红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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