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赞比亚待了七年。

不是去修路，也不是去开矿，更不是做什么援外工程。我就是在赞比亚一个叫卡皮里的镇上，开了一间小卖部。不到四十平米，铁皮顶，木板墙，门口挂一块手写的牌子，蓝底白字，用英文和当地话写着“中国商店”。卖的东西杂七杂八，有塑料拖鞋、搪瓷碗、电池、手电筒、花露水、蚊香、塑料桶、针线包，也有花生米、饼干、白糖、食盐，还有几袋从国内运来的辣条和方便面。

这店，我一开就是七年。七年里，我没回过一次国。不是不想回，是回不起。来回机票加上停业损失，算下来小两万。两万块，我得卖多少双拖鞋才能赚回来。我算得清，所以一直没回。我爹去年过世，我也没赶上。电话里，我娘说，你忙，不用回，你爹知道你心里有他。我握着手机，站在赞比亚的太阳底下，脸上烫得厉害。那天的太阳真大，大得让人睁不开眼，也分不清脸上流的是汗还是泪。

我姓周，叫周大强。河南周口人。家里三代都是农民，我爹种麦子，我娘养猪。我上面两个姐姐，底下还有个弟弟。我初中没念完，就跟着村里人去东莞打工。那年我十六，个子矮，人又瘦，工厂嫌我小，不要。我只好在工地上搬水泥。一包水泥，五十公斤。我那时候才九十来斤。可我不敢说不行。说出来，连搬水泥的活都没了。从那以后，我干过保安，送过外卖，开过小货车，也跟人合开过麻辣烫店。赚过钱，也赔得精光过。三十岁那年，我跟媳妇结婚。她是我老家邻村的，在县城卖衣服。我们本来打算开个小店，不折腾了。可生活这玩意儿，专治各种不服。我们开店的计划还没落地，她娘查出来肺癌。治了半年，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七八万外债。人也没留住。媳妇说，出去吧，家里这窟窿，光靠种地填不满。我们俩一商量，就跟着一个远房表舅去了赞比亚。那表舅在赞比亚做旧货生意，说那边缺做小买卖的。我们信了。把两岁多的儿子扔给我娘，一人一个蛇皮袋，就这么出了国。

刚到卡皮里那天，下了雨。赞比亚的雨，不跟我们那儿一样。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可下起来是真大，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像往脑袋上倒豆子。我和媳妇站在一间空荡荡的铺面里，你看我，我看你。那铺面地上全是灰，墙还是裸砖。没有门，没有窗，房顶漏雨，滴答滴答，像在数我们兜里仅剩的那点钱。表舅说，就这儿，你们先干起来。我问他，能行吗。他说，怎么不行，谁不是从零干起来的。他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们两口子，大眼瞪小眼。那天晚上，雨停了。空气里全是土腥味。我蹲在门口抽烟，媳妇在屋里收拾。她把蛇皮袋里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摆在地上。几十双拖鞋，几包针线，两捆手电筒，还有我们家最后的一千多美金。我看着那些货，说，这就叫店？媳妇说，对啊，这不就是店吗。只要有货，有人买，就是个店。她蹲在地上，把拖鞋一双双摆整齐，码成两摞。那样子，像在老家摆地摊。我看着她，心就安了一半。

开张头三天，卖出去一双拖鞋。五万赞比亚夸查，换算下来，不到人民币二十块。媳妇拿着那张皱巴巴的钞票，翻来覆去地看。她说，还行，至少开张了。我苦笑着，说，照这速度，过年都回不了家。她瞪我一眼，说，你急什么，慢慢来。第四天，还是没生意。我坐不住了。别人开店，我们也开店，怎么就没人进来？隔壁是个卖玉米面的黑人老太太，叫娜琪。她跟我说，你这店连个门头都没有，人家哪知道是卖东西的。我一听，对啊。第二天，我找来一块木板，用油漆写了“中国商店”几个字。不会写英文，就写中文，下面画了几个图，画拖鞋，画手电筒，画锅。娜琪看了，笑得直不起腰。她说，你这画得像鬼符。可她笑归笑，还是帮我在门头上钉了一面旗子。红底，金边，旗子上画着个我看不懂的图案。她说，这是本地人会认的标记，表示你这里欢迎所有人。那旗子飘在门口，被风吹得啪啪响。说来也怪，从那天起，店里慢慢有了人。先是几个小孩趴在门口看，后来是主妇们进来买盐、买洗衣皂。再后来，男人们下班了，会进来买包烟，买瓶汽水。我的中国商店，就这样，活了。

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不会英语，更不会当地的奇尼扬贾语。卖东西，全靠比画。客人要买盐，我就把盐拿给他。要买糖，我拿糖。有时候，人家说了一长串，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就傻站着笑。客人也不恼，就蹲下来，自己指着货架上的东西，掰手指头跟我算。一个赞比亚的老头，叫姆巴塔，常来买电池。他跟我说，你卖东西，得会笑。笑是不用翻译的。我觉得有道理，从那以后，只要有人进店，我就先笑。笑得我脸上的皮都快僵了。可这招真管用。来店里的人越来越多，不买东西，也来坐坐。有几个年轻人，天天下午蹲在我门口聊天。我给他们端小板凳，他们也不坐，就蹲着。后来我也蹲，蹲在门口，跟他们一块儿看街上的行人。他们问我，中国怎么样。我说，跟这儿差不多，就是人多，车多。他们不信，说，中国肯定特别好。我就给他们看手机里的照片。他们围过来，眼睛瞪得溜圆，嘴巴里不停发出“哦”“啊”的声音。有一张是老家赶集的照片，人挤人，卖啥的都有。有个叫卡塔的年轻人指着照片里的肉铺说，中国也有卖肉的？我说，当然有，而且好多人天天有肉吃。他们几个对视一眼，脸上全是羡慕。一个说，你们真幸福。我听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那照片里的日子，在我老家再平常不过了。可在这儿，在他们眼里，竟成了幸福的模样。

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人在异国他乡，用“幸福”这词儿来形容我老家。我坐在小板凳上，晒着赞比亚的太阳，突然就觉得，我以前在东莞搬水泥时的日子，也没那么苦。至少，我还有肉吃。

开店的第二年，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一是因为我学会了本地话，能跟人聊天。二是因为我卖的东西，便宜，结实。一双拖鞋，在这儿的市场里能穿半年。一个搪瓷碗，怎么摔都不破。当地人认中国货，说“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就是经用。我每次进集装箱，货刚到，门口就排起了队。有开小饭馆的来买锅，有学校老师来买粉笔，有修自行车的来买轮胎。有一回，一个中年妇女来买花布。她说，你们中国的布，颜色好，不掉色。我给她拿了好几卷，她挑了一卷蓝底白花的，说回去给自己做条裙子。她走的时候，忽然转回来，往我手里塞了一把香蕉。她说，你一个人大老远来我们这儿，不容易。这香蕉是我家自己种的，你吃。我捧着那串香蕉，站在柜台后面，好一会儿没说话。那香蕉不像超市里的那么匀称，有好几根都是歪歪扭扭的。可我就是觉得，那是我这辈子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有天傍晚，来了个年轻人。黑黑瘦瘦的，穿着件破旧的花衬衫。他在店里转了半天，最后拿了一个手电筒。那手电筒不便宜，标价不少夸查。他拿在手里，反复看，又放下，再拿起来。我在旁边看着，没催他。他最后下了决心，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全是一百、五十的零票，皱巴巴的。我数了数，不够。他脸红了，用英语小声说，我明天再来。我说，行。他放下手电筒，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像小孩子看橱窗里的糖。第二天，他没来。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中午，他来了，满头大汗，像是跑着过来的。他从兜里掏出钱，补上了剩下的。我问他，哪来的钱。他说，他帮人搬了三天砖。我这才知道，他叫约翰，家里有个小妹妹，每天晚上要去河边打水。那条路没灯，要经过一片草丛，常常有蛇。他一直想给妹妹买个手电筒，又怕钱不够。他咧嘴笑，露出一口白牙，说，现在不怕了。我听着，心里一阵酸。我让他等等，从货架下面又拿了一包电池，塞给他。我说，送你的。他愣愣地看着我，说，为什么要送我。我说，家里人需要。他低着头，半天没动。再抬头时，眼眶红红的。他说，谢谢，中国哥哥。那天，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跑远。他的身影在夕阳里，一颠一颠的，像只快活的小鹿。我忽然觉得，这间铁皮屋子，不光是在卖货。它还在给一些人，卖一点点光。那种光，有时候是一只手电筒，有时候是一包电池，有时候就是一句，你明天再来。

从那以后，约翰常来。有时是买块肥皂，有时只是来坐坐。他上过几年学，会说些英语。我就跟他练口语。他教我说奇尼扬贾语，我教他说中文。他学得特别快，没多久，就能说“你好”“谢谢”“多少钱”“便宜一点”。有客人来，他就帮我招呼。他脑子活，算数也好。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坐在柜台后头，帮我卖货。我开玩笑说，以后这店，你当老板。他眼睛亮起来，说，真的吗。我笑笑，说，真的，等你不忙了，就天天来。后来他当真了。每天早上，他送妹妹上完学，就到店里来。我给他一点工钱，不多，但够他吃顿饱饭。他不要，说，你送了我手电筒，我帮你忙，应该的。我说，一码归一码。你不收，我心里过不去。他这才收下。那点钱，他攥在手心，攥得紧紧的，像攥着一种希望。

第三年，我媳妇回国了。不是不想待，是她娘当初治病欠下的债，利息越滚越多。她想回去把债理一理，顺便看看儿子。她走那天，我送她到卡皮里的长途车站。天刚亮，车站里乱糟糟的，有卖煮玉米的，有提公鸡的，有背着大包小包赶路的。媳妇穿着件淡蓝衬衫，头发绑得整整齐齐。她站在车门边，回头看我。我站在那儿，心里空空的，像被人在胸口挖走了一块。我说，路上小心。她说，你也别太累。然后她就上了车。车开出去老远，我还站在那儿。灰尘扬起来，迷了我的眼。我一个人走回店里，打开门，里面安安静静的。货架上的东西，都还在老位置上。可我就是觉得，少了什么。那几天，我话特别少。约翰看出我心情不好，也不多话，就默默把店里的地扫了一遍又一遍。

第四年，我把店铺扩大了一半，租下了旁边的小屋子。卖的东西也多了。小家电、二手手机、太阳能充电板，还有从国内进的一些小五金。店里的生意，越做越宽。我把赚的钱，一部分寄回国还债，一部分寄给媳妇和儿子。儿子在电话里跟我奶声奶气地说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说，快了，等爸爸多赚点钱，就回去。他说，爸爸，我不要钱，我要你。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店后面的小屋里，喝了半瓶酒。酒不好，苦得很。我喝着喝着，眼泪就下来了。人在外头，最怕听孩子说这种话。他会把你身上所有的铠甲，一下子卸得干干净净。你就光剩一颗软塌塌的心，在异国他乡的夜里，被风吹得发凉。

可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我还得开门。日子不等人。店门一开，就是新的一天。客人进来，买两根蜡烛，三块肥皂。我得笑。我不能把昨晚的难过，摆给客人看。做买卖的人，脸是招牌。招牌脏了，就没人进来了。我努力让自己活得像个陀螺。转起来了，就没空去疼。

时间过得快。第五年，卡皮里镇上多了几家中餐馆。听说是中国来的一个建筑公司在附近修公路，带来了很多工人。那几个月，镇上的中国面孔突然多了起来。他们常来我店里，买烟、买泡面、买电话卡。有个甘肃的小伙子，叫老黑，特别能聊。他没事就蹲在我店门口，跟我扯国内的事。他说，等工程完了，他要回国娶媳妇。我问他，攒了多少。他咧开嘴笑，说，没攒多少，就够办个酒席。我说，那也不错了。他说，在外头漂了这些年，就图个回去有个交代。我点头。我们都是出来的人，心里那根线，永远拴在老家。不管飞得多远，线一拉，就得回。区别只是，有人回去得早，有人回去得晚。

第六年，约翰的妹妹考上了卢萨卡的一所中学。约翰高兴坏了，跑来告诉我，说，周哥，我妹妹要去首都上学了。我听了，也挺高兴。我说，学费贵不贵。他顿了顿，说，不便宜。我进了里屋，拿出一叠钱，放在他手里。他一看，脸色变了，说，不，我不能要。我说，不是白给，算你妹妹借我的，以后你有钱了再还。他咬着嘴唇，手在抖。最后，他收下了。走之前，他朝我鞠了个躬。那躬鞠得很深，腰弯得几乎贴到膝盖。我赶紧扶他起来。他说，周哥，我以后一定还你。我拍了拍他肩膀，说，不急。好好念书，比什么都强。那是我在赞比亚的第六年。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异乡人了。这片红土地上的每一寸，都跟我有关系。那些来店里买糖的孩子，那些蹲在门口跟我聊天的老人，那些在深夜里敲门买止痛药的母亲，他们都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离不开他们，他们，也慢慢离不开我。

第七年，我媳妇又来了。这次是带着儿子一起来的。我站在店门口，远远看见她牵着孩子从出租车上下来。儿子长高了，瘦了，也黑了。他看见我，愣了几秒，然后撒腿跑过来，一头撞进我怀里。我把他抱起来，转了两圈。他“咯咯”笑，像极了电话里的声音。媳妇站在旁边，眼圈红红的。我说，来了就好。她说，这次不走了。我看着她，说，好。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店后面的小屋里。房子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一盏灯。可我从来没觉得，这屋子像现在这样满过。满得连空气里都是暖的。儿子枕在我胳膊上，听我讲赞比亚的事。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看着他黑瘦的小脸，心想，这七年，值了。

中国商店还在。门口那块蓝底白字的牌子，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灰。但牌子上“中国商店”三个字，还是清清楚楚。我站在招牌底下，抽了根烟。风吹过来，带着红土的气息。我忽然想起，来赞比亚的第一天，也是这样的风。那时候，我和媳妇站在空荡荡的铺面里，身上只剩一千多美金，脚下是漏雨的泥地。我们什么都没有。可我们硬是从这一堆红土里，长出了自己的根。这七年，我卖过无数双拖鞋，无数个搪瓷碗，无数块肥皂。也收过数不清的香蕉、木薯、玉米，还有一句又一句的“谢谢”。

我抬头看了眼天。云很厚，要下雨了。赞比亚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可它砸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那声音，像在说，周大强，你就在这儿，好好活。活着，就是最大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