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男子去柬埔寨打工，睡当地姑娘，被她家人关起来险些回不来

我叫阿强，广东茂名人，今年三十二了。家里穷，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在广州东莞那些地方打了好些年工，攒不下几个钱。去年听工友说柬埔寨那边工地缺人，给的工资是这边的两倍，一个月能拿八千多块，我咬了咬牙，把攒的两千块钱买了机票，跟着几个老乡就去了。

柬埔寨那地方热得邪乎，刚下飞机就一股热浪扑过来，跟把人扔进蒸笼里似的。工地在金边郊区，是个中国老板包的项目，盖楼的，我们十几个中国工人住在工地旁边的铁皮棚子里，风扇呼呼吹都是热风。白天干活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六点，中午歇两个小时，太阳毒得能把皮晒脱。吃的也是老板请的当地厨子，顿顿是米饭配些乱七八糟的菜，有时候是咖喱，有时候是炒空心菜，油水少得可怜。

那会儿我住的地方隔壁有个小村子，村里有户人家开了个小卖部，卖些饮料零食什么的。每天下工后，我们几个工友会去那儿买冰啤酒喝，那是我一天里头最舒服的时候。小卖部是一个叫阿玲的姑娘看的，她大概二十出头，长得黑黑瘦瘦的，眼睛很大，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齿，很干净很好看。她不太会说中文，我们也不太会说高棉语，就比手画脚地交流，买个东西得折腾半天，倒也添了不少乐子。

阿玲家就她跟她阿妈两个人，她爸早年去泰国打工再没回来，听说在那边有了新的家。她阿妈身体不好，腿脚有毛病，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小卖部基本都是阿玲在照看。我去的次数多了，阿玲记住了我，每次我去买啤酒，她会额外塞给我一小包花生米或者几颗糖，用生硬的中文说：“给，吃。”后来我才知道，那点花生米是她自家炒的，村里孩子来买零食她都不舍得给。

我开始想多跟阿玲说说话，就偷偷学高棉语，从数字开始学，然后学“你好”“谢谢”“多少钱”。工地上有个柬埔寨本地的小工叫索卡，会说点中文，我就缠着他教。索卡笑我，说阿强你是不是看上那姑娘了，我说别瞎说，就是学学方便买东西。索卡挤眉弄眼地说，阿玲可是村里一枝花，追她的人不少呢，她阿妈挑剔得很。

学了俩月，我能跟阿玲简单唠几句了。她知道我在学高棉语，特别高兴，眼睛亮晶晶的，夸我说得好。有一天晚上下大雨，工地停工，我闲得没事就去小卖部躲雨。阿玲一个人在，她阿妈去亲戚家了。她给我倒了杯热茶，我们俩坐在小卖部门口的棚子底下，雨哗哗地下，空气里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阿玲问我中国是什么样的，我说中国很大，广东很热闹，有很高的楼，很多的车，晚上到处都是灯，亮堂堂的。她听得入了神，说她想去看看，但是没钱。我说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看。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阿玲说起她爸，说她小时候她爸对她很好，会背着她去镇上买糖吃，后来去了泰国就变了，偶尔打个电话回来，说的都是让她好好照顾阿妈，从来不问她想不想他。阿玲说着说着眼眶红了，我鬼使神差地伸手抹了抹她的眼泪。她没躲，就那么看着我。雨声很大，我的心跳声更大。后来我们在一起了，很简单，也很自然，就像那场雨一样，来了就是来了。

工友们知道我找了个当地姑娘，有的羡慕有的说风凉话。老李跟我关系最好，他私底下劝我：“阿强，玩玩就算了，别当真。咱就是来打工的，攒够钱就回去了，你还能把她带回去不成？她阿妈能同意？”我说我没想那么远，过一天算一天。老李摇摇头，说年轻人就是冲动。

阿玲的阿妈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事。那天我去小卖部，阿妈坐在那儿，脸色铁青。阿玲站在旁边，低着头不敢看我。阿妈用高棉语噼里啪啦说了一通，我大部分没听懂，但听得懂“中国”“走”“不行”这几个词。阿玲翻译给我听，说她阿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说外国人靠不住，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人，她女儿怎么办。我想解释，但嘴笨，高棉语又说不利索，急得满头汗。阿妈根本不听，直接把我轰了出来，说再看到我来就打断我的腿。

之后好几天我没敢去小卖部，阿玲也没来找我。那几天我干活都提不起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铁皮棚子外的虫叫得人心烦。第六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摸到小卖部后面，在窗户底下轻轻敲了三下。这是我们约好的暗号。过了一会儿，阿玲开了后门，看到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我拉进去。她眼睛肿肿的，说阿妈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手机也没收了。阿玲抓着我的手说：“阿强，我不想跟你分开，你带我走吧，去哪都行。”

我也冲动了一回，说好，我带你回中国。我攒了快两万块钱了，够买两张机票，回去先租个房子，再找工作。我们说好第二天晚上趁阿妈去隔壁村喝喜酒的机会跑。那晚我兴奋得一夜没睡，想着以后带阿玲回广东，让她看看真正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带她去吃肠粉、喝早茶，她肯定喜欢。

第二天我特意请了假，去镇上买了两张回国的机票，还买了个新背包，给阿玲买了条红裙子，她穿红色肯定好看。下午我早早收拾好行李，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所有钱，护照什么的都揣好。等到天擦黑，我就溜到小卖部后门等着。

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后门开了，阿玲背着个小包出来，看到我就扑过来抱住我。她换了那件我送的红裙子，月光底下特别好看。我拉着她就要走，刚绕过屋角，啪的一声，几道手电筒光直直射过来，晃得我睁不开眼。阿玲的阿妈站在那儿，身后还跟着五六个男人，都是村里的，手里拿着棍子锄头。阿妈一脸凶狠地冲过来，对着阿玲就是一个耳光，骂她不知廉耻。阿玲捂着脸哭，我想挡在前面，被两个男人按住了。他们用绳子把我绑起来，拖进了阿玲家后面的一间柴房，锁上了门。

柴房里又黑又潮，一股霉味，地上就铺了层稻草。我的手机被搜走了，钱和护照都在背包里，背包也被拿走了。外面传来阿玲的哭声和阿妈的骂声，还有男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我拍门喊话，嗓子都喊哑了也没人理我。那一刻我真的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冲动带阿玲跑。我现在被人绑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万一他们把我怎么样了，我爸妈在国内还什么都不知道。

那一夜特别漫长，我蜷在稻草堆上，浑身又疼又冷，心里又怕又悔。柴房顶上有个小窗户，天蒙蒙亮的时候透进来一点光。我想起我妈，她身体也不好，在老家还等着我挣钱回去盖房子。我要是死在这儿了，她怎么办？越想越难受，差点哭出来。

第二天上午，门开了，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的进来，看起来像是村长之类的。他比手画脚用简单的英语加高棉语跟我说，阿玲的阿妈要报警，说我想拐走她女儿。我一听腿都软了，磕磕巴巴地用高棉语加中文跟他解释，说我跟阿玲是真心相爱的，我们想一起回中国生活。村长皱着眉听，旁边有个年轻人翻译给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出去跟阿妈他们商量。

下午阿妈进来了一趟，手里拿着我的护照和钱包。她把钱包里的钱抽出来数了数，扔回给我，然后把护照摔在我面前，说了几句高棉语，阿玲在后面哭着翻译：“阿妈说……让你滚回中国去，永远不要回来，不然她就报警，说你要拐卖我。”我忙说我没有拐卖，我们是自愿的。阿妈根本不听，指着门口让我滚。

我拿着护照和剩下的一点钱，踉踉跄跄地走出柴房，太阳刺得我眼睛疼。阿玲被她阿妈拉着，远远地看着我，眼泪不停地掉，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清。我想过去，被几个男人拦住了。村长拍了拍我肩膀，用蹩脚的中文说：“走，快走，不要回来了。”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工地，工友们看我那副样子都围过来问怎么回事。老李看到我脸上的伤，吓一跳，把我拉进棚子里问清了原由，叹了口气说：“让你别冲动，这下好了。走吧，赶紧回国，别在这儿待了，人家真报警了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说阿玲怎么办，老李说你还管她呢，她阿妈能把她怎么样？倒是你，再不走命都没了。

我坐在铁皮棚子里发了半天呆，心里头乱得像团麻。我舍不得阿玲，可我又能怎么办呢？她的家人拿我当仇人，我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我甚至想过偷偷留下来找机会再见阿玲一面，可索卡跟我说，阿玲被她阿妈关在家里，而且村里人都在传我是人贩子，要骗姑娘去中国卖。我再露面，搞不好真会被打。

索卡说：“阿强，你走吧。阿玲的事等她阿妈气消了再说，你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你先回中国，等她能联系你了，你们再想办法。”我觉得索卡说得对，虽然心里一万个不甘心，但眼下除了走，没有别的路。

第二天一早，我让索卡帮我去把机票改签成最近的航班，多花了两百多块手续费。我拿回背包，里面的红裙子还在，我摸着那条裙子，想起阿玲昨晚穿着它的样子，眼睛一酸。老李送我去的机场，一路上我都没说话。金边的机场小小的，人也不多，我坐在候机厅里，看着外面停机坪上的飞机，想着阿玲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还在哭。

登机前我用机场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接的，问我怎么突然要回来了，我说工地上活干完了。我妈高兴地说回来好回来好，在外头吃不好睡不好的。挂了电话，我心里更酸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柬埔寨大地一点点变小，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绿色。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在憧憬着带阿玲一起坐这趟飞机，现在却只剩我一个人。那种失落感像石头一样压在心里，喘不过气。

回到茂名老家，我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我妈看我瘦了一圈，心疼得不行，天天给我炖汤喝。我躺在家里的老床上，吹着风扇，想着柬埔寨的热，想着阿玲，想着那个又黑又潮的柴房，有时候觉得像做了一场梦。

我在家待了半个月，还是待不住，又去了广州找活干。在一家电子厂上班，流水线，一天站十个小时，累是累，但脑子不用想事。我换了手机号，没跟柬埔寨那边的工友联系，也不敢打听阿玲的消息。我怕听到她嫁人了，或者她阿妈真报了警，把我列为通缉犯什么的。老李倒是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工地那边一切正常，就是问我好不好。我没敢问阿玲，他也没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平淡得像白开水。工友们下班了去喝酒打牌，我不爱凑热闹，就窝在出租屋里看手机。有几次半夜醒来，窗外是广州的霓虹灯，一片亮堂堂的，我就想起在柬埔寨那个雨夜，我跟阿玲说中国有很多灯，她眼睛亮晶晶地听着。现在她看得到吗？看不到了。

又过了大概三个月，我心情慢慢平复了些，觉得自己大概这辈子跟阿玲就这么断了。那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在出租屋楼下的小卖部买水，老板递给我一封信，说下午到的，寄件地址是国外。我心猛跳了一下，撕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页纸。照片上阿玲穿着我送的那条红裙子，站在她家小卖部门口，瘦了好多，但笑得很勉强。纸上是她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的几行字，估计是找人代笔的：“阿强，阿妈消气了，让我告诉你我很好。你还好吗？我还想去中国，等你。阿玲。”

那几行字我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最后看哭了。我蹲在小卖部门口，一个大男人哭得跟个孩子似的，路过的都拿眼睛瞟我。我把信和照片贴在胸口，心想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阿玲还在等我，我要是缩了，这辈子都瞧不起自己。

第二天我就开始办签证，重新去柬埔寨。这次我不是去打工的，我是去把阿玲带回来的。我不打算偷偷摸摸带她跑了，我要光明正大地去跟她阿妈谈。我攒了半年的工资，加上之前剩的，有三万多块。我买了些广东特产，还给我妈买了瓶药酒，她腿也疼，我想着阿玲她阿妈腿不好，带点药酒应该能缓和缓和。

走之前我给老李打了个电话，老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阿强，你这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行，你来了我接你，不过你小心点，别又让人给绑了。”我说这次我有准备，还让索卡帮我找了个会中文的当地翻译，是个在金边留过学的柬埔寨小伙子，叫那隆。

到了金边机场，老李和那隆来接我。那隆中文说得挺好，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他会帮我把意思好好传达给阿玲的阿妈，让她知道我是真心想娶她女儿，不是要拐卖。我们先在工地旁边的旅馆住下，老李说阿玲还在村里，没听说嫁人，但她阿妈管得还是严。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身干净衣服，把礼物拎上，那隆陪着我去村里。走到村口我就开始紧张，手心冒汗，想起上次被人按在地上的情形，腿都有点软。小卖部还在，阿玲正坐在里面，看到我她愣住了，然后眼泪唰地就下来了，站起来想往外跑，又停住了，往后屋看了看。

她阿妈果然从后屋出来，看到我脸就拉下来了。那隆赶紧上前，用高棉语跟她说话，边说边指我，又指指地上的礼物。阿妈板着脸听，时不时看我一眼，那眼神跟刀子似的。阿玲在旁边急得直搓手。那隆说了一大通，大概有十来分钟，阿妈表情慢慢没那么凶了，但也没笑。

那隆回头跟我说：“我跟她阿妈说你在广东的情况，说你没结婚，家里的条件，还有你是真心喜欢阿玲，上次是太冲动做错了，这次是专程来道歉求亲的。她阿妈说怕你带阿玲去中国吃苦，也怕你以后变心。我说你是老实人，工厂里干活的，攒钱养家没问题。”我赶紧把东西递上去，那隆接过去给阿妈，阿妈翻了翻，看到那瓶药酒，拿起来看了看，那隆说这是给腿疼用的，她没说话。

阿玲这时候忍不住了，跑过去拉着她阿妈的胳膊摇了摇，带着哭腔说了句什么。阿妈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终于点了下头。那一刻我感觉天都亮了，膝盖一软差点没跪下去。阿玲破涕为笑，跑过来抱住我，她阿妈在旁边咳了一声，她才红着脸松开。

接下来几天我就在村里待着，按这边的风俗给阿玲家送了礼金，办了简单的仪式。阿妈虽然还是不太热情，但起码不赶我了，还留我在家吃了顿饭。那隆全程帮我翻译，我跟阿妈保证，回去就租个大点的房子，让阿玲过好日子，也会常带她回来看她。阿妈听着没说话，后来阿玲告诉我，阿妈私下跟她说，看我这回确实诚心，就不拦了，但要是我对阿玲不好，她饶不了我。

回国的时候，阿玲跟我一起走的。她阿妈送到机场，眼圈红红的，拉着阿玲的手叮嘱了好久。阿玲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也跟着鼻子发酸。上了飞机，阿玲坐在靠窗的位置，起飞的时候她紧张地抓着我的手，看着外面一点点变小的城市，问我：“阿强，中国真的有很多灯吗？”我说有，很多很多，比柬埔寨亮多了。她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那笑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到了广州，阿玲对什么都好奇，地铁、高楼、电梯，她都没见过。我带她去吃肠粉，她吃不惯那个酱，说还是柬埔寨的炒空心菜好吃。我带她去买衣服，她老看价钱，贵的坚决不要。她中文说得还不好，但学得很快，每天我下班回来，她都要拉着我教她几个新词。

现在阿玲在广州一家制衣厂上班，是我托人介绍的，一个月挣得不多，但她挺喜欢。我们在城中村租了个一房一厅，月租八百，带个小厨房，她天天变着花样做饭，有时候是高棉菜，有时候学着做广东菜，虽然味道时好时坏，但我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我妈见过阿玲了，一开始还担心外国媳妇不好相处，结果阿玲嘴甜，学了几句广东话叫“阿妈”“饮茶”，还给我妈捶腿，把我妈哄得眉开眼笑，直说这姑娘好，比村里那些娇生惯养的强。

有时候晚上我俩挤在出租屋的小床上，广州的夜很吵，楼下是大排档的划拳声和炒菜声，隔壁是小孩哭闹声，但我觉得特踏实。阿玲问我以后想不想回柬埔寨看看，我说想，等攒够了钱带你回去看阿妈。她靠在我肩膀上，说好。

前段时间老李在微信上跟我聊天，说他还在柬埔寨那个工地，问我和阿玲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回了个咧嘴笑的表情，说当初还以为你俩完了呢，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本事。我说不是我本事，是阿玲没放弃我。老李说也是，要没那封信，你现在还在流水线上发呆呢。

我放下手机，看着在厨房里忙活的阿玲，她围着围裙，嘴里哼着柬埔寨的小调，虽然我听不懂，但觉得特别好听。窗外是广州灰蒙蒙的天，对面楼密密麻麻的晾衣杆上挂着各色衣服，风一吹就飘来飘去的。我突然想起那间柴房，那个又黑又潮的晚上，我差点以为自己回不来了。而现在我不仅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人，一个家。

日子平淡地过着，跟千千万万个在广州打拼的外乡人没什么两样。我和阿玲偶尔也会吵架，为了钱，为了谁洗碗，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有一次吵得凶了，她摔了碗，我摔了门出去，在巷子口蹲着抽烟。蹲了半小时，她出来拉我，说饭做好了，回来吃。我就跟着回去了，碗碎了一个，她买了个新的，粉红色的，上面画着只小猫。

生活就是这样，有甜有苦，有笑有泪。当初在柬埔寨那个雨夜，我以为爱情就是冲动和浪漫，后来在柴房里，我以为爱情就是绝望和后悔。现在我才明白，爱情是那封信，是阿玲在机场的眼泪，是出租屋里的一日三餐，是她教我高棉语我教她广东话的日日夜夜。

前两天我又做了个梦，梦见柬埔寨那个铁皮棚子，风扇还是呼呼地吹着热风，阿玲在小卖部门口冲我笑，手心里攥着一把花生米。醒来的时候，阿玲还在睡，月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照在她脸上。我突然觉得，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那天晚上雨停了之后，没有跑掉，而是回头看了一眼。

窗外天快亮了，广州又开始热闹起来。我起身去给阿玲煮粥，她醒了会饿。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我搅着锅里的米，想着等过年了，带她回去看看我妈，也给我爸上炷香。再过几年，要是有孩子了，就教他说高棉语，也教他说广东话。让他知道，他爸他妈的故事，开头有点吓人，但结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