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儿子提来5箱年货，我转手全给了小儿子，当晚大儿子送走客人后关上门：妈，给您2万，您去弟弟家过年吧|刘医生|年货|建军|沈建国|秀芹|过年

除夕夜，大儿子沈建国搬来五箱年货，一箱一箱码在堂屋当门的地方。

他还没开口喊一声“妈”，我已经扭头招呼小儿子：“建军，全搬你车上去。”五箱年货，一件没留。

亲戚们你看我我看你，只有沈建国站在门廊底下搓了搓手，说了句：“行，妈高兴就行。”晚上客散尽，他最后一个走。

走到院门口又折回来，关上门，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妈，给您2万，您去弟弟家过年吧。”我看着那个信封，手心里全是汗。

我压根没打算拆，我怕拆开来，看到的不是钱，是儿子对亲妈的最后一点念想。

除夕那天下午，日头偏西，大儿子沈建国开着那辆旧面包车，一趟一趟往院子里搬东西。

五箱年货。

有酒有肉有水果，还有一箱小孩爱吃的零食。

他搬完最后一趟，直起腰，拿袖子擦了把汗。

胡子两天没刮了，灰扑扑的脸，冲我笑了一下：“妈，今年单位发的多，我就多买了点。”

我没看他。扭头朝屋里喊：“建军！出来搬东西！”

小儿子沈建军正在里屋跟他媳妇打牌，应了一声，慢腾腾出来。

“哥，买这么多啊？”建军绕着那堆箱子转了一圈，掏了掏耳朵。

他媳妇李静也跟了出来，眼睛一亮：“哟，还有那箱车厘子呢？妈，这箱我要了。”

“都搬走。”我说，“五箱全搬你车上去。”

建军愣住。李静也愣住，随即笑得跟朵花似的，开始使唤建军搬箱子。

我站在屋檐底下，看着那五箱东西一箱一箱往小儿子车上搬。

沈建国也站在旁边，还搭了把手。

最后一箱放进去的时候，他拍了拍箱子上的灰，对我说：“建军今年跑车辛苦，多吃点，应该的。”

亲戚们坐在堂屋里，没人说话。

我大嫂表姐的小姑子，一个我不太记得该叫什么的远房亲戚，端着茶杯，低声问她旁边的人：“这老太太，大过年的图啥呢？”

我没理她。

图啥？

图我大儿子往后能少掉几滴眼泪。

图我闭眼之后，他能安安稳稳过他自己的日子，不用背着个“没照顾好亲妈”的罪名过完下半辈子。

建军装完车，进来说了句“妈我们先走了”，带着李静和两个孩子一溜烟走了。连口水都没喝。

院子里一下子静下来。

远处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响着，空气里一股火药味掺着炖肉的香气。

沈建国站在门廊底下，搓了搓手，没动窝。

我进了屋，背对着他，拿抹布擦灶台。

灶台本来挺干净，我一遍一遍抹，手指头掐在布里头。

他站了一会儿，说：“妈，我明天还来。”我没吭声。

他又说了一句：“你少弄点菜，中午我带媳妇回来吃。”我把抹布甩进水盆里，溅出点水花：“不用来，我明天去建军那边吃。”他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往外挪。

走了几步，又停住。

我以为他要说什么，他没有。

院门吱呀一声开了，又吱呀一声合上。

夜里，亲戚们都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堂屋，没开灯。

五箱年货搁过的地方，地砖上还留着几个箱子角刮出来的灰印子。

我盯着那几道印子，盯了很久。

我知道他明天还会来。

我的儿子，我心里清楚。

他跟他爹一个性子，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可越是这样，我越得把他推远点。

窗外的炮仗声稀稀落落，电视里的春晚还没演完。

我坐在那把旧藤椅上，膝头搭着一条薄毯，一动不动。

屋里的钟走得很慢，每一下都像砸在心上。

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胃，那里隐隐作痛，像有只手在里头攥着。

我还没告诉任何人。

这病，我不打算治了。

老沈家的钱，不宽裕。

建军又指望不上，建国他那点工资，上有老下有小，经不起折腾。

我思来想去，最省事的路子，就是让大儿子恨我。

恨我，他就不会难过。

恨我，他就能松手。

可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摸向那只放在茶几底下的信封。

那是半个月前，我从县医院拿回来的检查报告。

我把它塞在最底下，从没看过第二遍，可那两行字已经刻进了我的脑子。

胃部恶性肿瘤，建议尽快住院治疗。

我不治。

这岁数了，治也是白花钱。

我把手缩回来，站起身，去灶间把明天要用的菜切了。

刀刃碰在案板上，笃笃笃的，一下一下，像敲在骨头上。

我切着切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也不擦，任它滴在菜叶上。

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没怕过什么。

老头子走那年，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十四岁，最小的还在吃奶，我咬着牙也过来了。

可今晚，我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手里的菜刀搁在案板上，半天没拿起来。

我怕了。

我怕我走了以后，建国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太苦。

我抹了把脸，站起来，把切好的菜收进盆里，盖上一层湿纱布。

然后又坐回藤椅上，等着天亮。

天一亮，我又要扮演一个偏心眼的老太太了。

这戏，不知道还能演多久。

大年初一早上，鞭炮声此起彼伏。我换了件半新的棉袄，坐在堂屋里包饺子。

果然来了。

沈建国带着媳妇田桂云，还有孙子小旺，进了院门。

他提着一箱牛奶，桂云手里拎着两袋水果。

“妈，过年好。”建国把东西搁在桌上，笑着说。

我没应那声，指了指墙根：“饺子够吃，你们坐吧。”田桂云笑着叫了声“妈”，拉了把小凳子坐下，要帮忙。

我没拦她，把擀面杖递过去。

她手脚麻利，擀皮擀得又快又好。

我瞅了她一眼，细眉细眼，说话轻声慢语，进门这些年，从来没跟我红过脸。

但今天，我得让她红一回脸。

建军一家四口姗姗来迟。

李静进门就嚷嚷“哎呀路上堵死了”，手里拎着两盒超市降价的点心，往桌上一放，跟领导视察似的。

两个孩子倒是活泼，进门就跑到院里追着家养的那只老母鸡打转。

我开始包红包。

两个红包，厚鼓鼓的，各装五百。

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一盒点心，街上批发市场买的那种，十几块钱。

我把两个厚红包递给建军家的两个孩子，把点心盒子递给小旺。

“妈，小旺都上初一了，您就给孩子一盒点心？”沈小红的声音从门口冒出来。

她今天回娘家拜年，手里提着一只杀好的老母鸡，站在门框边，脸都绿了。

“怎么了？初一不能吃点心？”我头也没抬。

“您这心也偏得太没边了！”沈小红把老母鸡往灶台上一搁，声音高了，“上个月建军他孩子过生日，您给六百；小旺过生日，您就给五十。您说，这叫什么事？”

李静在旁边笑了，抬眼看了沈小红一眼，没说话，那一眼里满满的得意。

田桂云擀皮的动作顿了一下。

沈建国伸手按住她手腕，轻声说了句：“没事。”我冷冷地说：“我的钱，我爱给谁给谁。建军跑车累，孩子多吃点好的，不应该？”沈小红气急败坏地还要开口，被沈建国拦住了：“行了，大过年的，少说两句。”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妈，这是给您的压岁钱。您收着。”那红包薄薄的，我捏了捏，大概五百块。

我的手指头在红包上停了一下，然后我做出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过分的事。

我把红包转手塞给了建军家小儿子：“来，二爷爷给你的，拿着买糖吃。”

堂屋里一下子静了。

田桂云的手停下来，她看了我一眼，眼圈倏地红了，又低下去，没吭声。

沈小红这回是真急了，筷子往桌上一拍：“妈！您这是寒碜谁呢？”沈建国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喉结动了动。

他拍了拍田桂云的肩：“桂云，回家。我有点东西忘了带。”他连饺子都没吃一口，带着媳妇孩子走了。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朝我笑了笑：“妈，我明天还来。”那笑容很薄，像一层纸，风一吹就破。

田桂云牵着孩子，紧走几步，头也没回。

我看见她抬手擦了一下眼角，很快。

沈小红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好半晌，她端起桌上那碗没下锅的饺子皮，一个一个重新叠起来，边叠边说了句：“妈，您这么干，早晚寒了大哥的心。”我没接话。

我走进里屋，关上门，坐在床沿上，把那只红包攥在手心里。

红包纸被我的汗浸得发软。

我剥开来看了看，五张崭新的一百，票面上还有他手心的温度。

我把他给的红包给了建军家的孩子，他一个字也没说，连一句委屈都没喊。

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怕。

怕我再多看他两眼，我这颗心就狠不下来了。

门外，沈小红还在收拾碗筷。

我听见她叹了口气，拖动板凳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院门响了一声，她走了。

屋里彻底静下来，只剩下墙上那座老钟，滴答滴答，不紧不慢。

我坐在床沿上，把红包里的钱拿出来，一张一张抚平，叠好，又装回去。

然后我拉开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把红包压在检查报告上面。

两个东西叠在一起，一厚一薄。

我的手在抽屉里停了一下，又缩回来，缓缓推上抽屉。

初二早上，我提着一条腊肉去小儿子家。

要过三条街，拐两个弯，爬上没有电梯的六层楼。

我上了楼，一层一层，膝盖咔咔响。

到了门口，掏钥匙，开门。

建军不在。

李静也不在。

屋子里一股隔夜的烟味和瓜子壳味。

我第一眼就看见了那五箱年货。

原封不动，还整整齐齐码在楼道里，连封条都没撕掉。

巷子里的风从楼道口灌进来，冷飕飕的。

我站在那堆箱子前面，站了挺久。

我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些东西是建国花了三个中午，从城东的批发市场一箱一箱挑回来的。

肉是最新鲜的，水果是最应季的，连箱子都比别人家的大一号。

门缝里塞着一张李静写的字条：“妈，家里实在放不下，先搁楼道里。回头我收拾腾地方。”我认得她那笔字，圆滚滚的，像她这个人一样，看着热热闹闹，其实心里头没有别人。

我骂了一句“败家玩意儿”，弯下腰，一箱一箱往屋里搬。

搬到第三箱的时候，腰里扯着疼了一下，像有根针从腰眼扎进去。

我咬着牙，喘了口气，把剩下两箱也都搬了进去。

搬完，我坐在楼梯台阶上。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我坐在黑暗里，歇了足有五分钟。

那只手按着腰，另一只手扶着栏杆，慢慢地撑着站起来。

下了楼，我绕到巷子口那家诊所买膏药。

坐在诊所的长凳上，我撩起衣服下摆，老大夫给我贴了两贴。

他边贴边说：“婶子，你这是肌肉劳损，岁数大了，少搬重东西。”我应了一声，往外走。

刚出诊所门，迎面撞上一个人。

薛宝财。

他是我家老邻居，比我大两岁，住在巷子另一头。

他儿子薛强在县医院当保安，隔三差五跟他说些医院里的事。

薛宝财提着一袋药，看见我，愣了愣：“秀芹？你咋了？”

“来买两贴膏药，腰有点不舒坦。”我答着，笑了笑，抬腿要走。

他“哦”了一声，刚转过身，又转回来：“对了，秀芹，你家建国最近是不是常往县医院跑？”我心里微微一动：“怎么了？”

“上回我儿子值班，说在那肿瘤科走廊上碰见你家建国。一趟两趟的。”薛宝财挠了挠头发，“我寻思着，是不是你家老爷子那边有什么亲戚……”

“没有的事。”我打断他，笑着说，“你看错了。他胃不好，去消化科拿点药。”薛宝财想了想，点了点头：“那倒可能是我儿子记岔了。”他提着药，慢慢往巷子里走。

我站在诊所门口，春天的风迎面吹过来，不算大，可我觉得耳朵里嗡嗡的，像灌满了水。

我没有回家。

我站在巷子口，手攥着那袋膏药，攥得塑料袋发出簌簌的响声。

建国他去肿瘤科做什么？

他从来不跟我说他身体的事。

这孩子，从小就报喜不报忧，十二岁那年阑尾炎，他疼了一个晚上愣没吭声，还是我早上发现他嘴唇都白了，才拖到医院。

越想越发慌。

腿有点发软。

我在路沿石上坐了一会儿，等那股一阵阵的心慌劲慢慢缓下来，才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家走。

那一夜，我没睡。

翻来覆去。

床头的灯亮着，我数着墙上的钟声，一下一下，像数着心跳。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隔壁院子里有动静。

我披了件衣服，走到窗边，透过窗帘缝往外看。

沈建国的院子里，灯还亮着。

他站在院子里，背对着我，正在浇那棵老石榴树。

大年初一的晚上，浇什么树？

他浇得很慢，水壶里的水细细地落在树根上，像在做一件需要极其小心的事。

浇完树，他没有进屋，而是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点了一支烟。

我从来不知道他会抽烟。

他爹活着的时候抽，后来死了，这个家就再没出现过烟味。

可此刻，他坐在石凳上，一口一口地抽着，背微微弯着，像扛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那只夹着烟的手，在月光下瘦得骨节分明。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像被人揉了一把。

我多想推开门，走过去，把他手里的烟拿走，就像他小时候我不让他吃冰棍那样。

可我没有。

我站在窗后，看着他抽完那支烟，掐灭，站起来，进了屋。

灯灭了。

院子里恢复了漆黑一片。

我慢慢走回床边，坐下。

手指头碰了碰床头柜抽屉，里面放着那份检查报告，我抽出来，捏在手里，借着窗外的月光，又看了一遍。

那些字我一个一个认，像在认自己剩下的日子。

初三早上，我提前包好了饺子，又炒了两个菜，用搪瓷盆扣着，端去了大儿子家。

他家在老宅东侧，隔着一道矮墙，走路不过三四分钟。

院门半敞着，我走进去，看见田桂云在厨房里。

锅灶上坐着一个砂锅，里头咕嘟咕嘟熬着中药。

热气腾腾的，一股子苦涩的药味窜出来。

“桂云，这药是给谁的？”我放下搪瓷盆，问。

田桂云背对着我，手里的勺子在砂锅里搅了几下，顿了顿才说：“哦，我这两天有点咳嗽，熬点药调调。”

“咳嗽不去医院，自己买药熬？”我追了一句。

“老毛病了，不碍事。”她转过身，笑了笑，把砂锅盖子盖好，“妈，您坐，建国去学校了，说是拿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我坐下。

堂屋里很干净，桌上摆着几碟剩菜，盖着保鲜膜。

茶几上放着一只搪瓷杯，杯壁上沾着几点褐色的药渍。

我站起来，装作漫不经心地踱到客厅的书架前，抬手拂了拂书架上那排数学教辅书的书脊。

“桂云，建国的体检报告在哪儿？”我问。

“什么体检报告？”她声音顿了一下，“妈，他那身体好得很，去年刚体检过，一切正常。”她说的是“一切正常”。

可她的声音，低了半度。

我是当妈的，她的那半度，我听得出来。

我没有再追问。

等他们中午吃完饭，我提前离开。

出了院门，我从矮墙那头绕回来，伏在客厅后窗那儿。

窗子没锁死，我推开一条缝，看到那沓文件放在书桌右手第二个抽屉里。

我的手指头抖了一下。

抽屉锁着。

锁是那种老式的挂锁，我用发卡捅了两下，没捅开。

我站起来，心里跳得咚咚响，去厨房找了一圈，在碗柜抽屉里摸到一把备用钥匙。

一个个试，试到第三把，锁开了。

体检报告，A4纸，装订得整整齐齐。

我翻到第二页。

右肺下叶占位，建议复查。

我盯着那行字，字是铅印的，平平整整。

我的眼睛先是模糊了一下，然后那行字又清楚起来，像刀刻的。

我想起除夕那天他搬完箱子扶了一下车门。

想起初一那天他站在屋檐底下，揉了揉胸口。

想起他说“我明天还来”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点沙哑。

我把报告放回去，锁好抽屉，退出房间。

整个过程，我的动作很轻，像怕惊醒什么似的。

走出他家院门的时候，田桂云正好从巷子口回来，手里提着一袋菜。她看见我，愣了愣：“妈？您不是先回去了吗？”

“哦，我落了双筷子。”我说，“回头你给捎过去就行。”我走了。

回到家，我关上堂屋的门，进了里屋，从柜子最深处摸出那个红布包。

红布包打开，里面是那对祖传的金手镯。

是老沈家传下来的，他爹当年娶我的时候，婆婆亲手给我戴上的。

我摸了摸那两只手镯，金属冰凉的触感贴在指腹上。

建国生病了。

他瞒着我，像我也瞒着他一样。

我的手停在手镯上，许久没有动。

这对镯子，我原本是打算留给建军媳妇的，算是补我欠建军的那份情。

可现在我改主意了。

我把手镯放回红布包里，揣进兜里，去了大儿子家。

这次，我趁田桂云出门买菜的工夫，把小旺的书包从屋里拿出来，把红布包塞进他的书包夹层里。

那天晚上回来，我一夜没合眼。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大儿子家。

我蹲在他家窗户底下，等到天大亮。

等到田桂云送小旺去上学，等到沈建国出门去学校，我翻墙进了院子，从小旺屋里拿出书包，摸了摸夹层。

红布包还在。

我捏着那个红布包，站了很久。

最后，我还是把红布包揣回自己兜里。

送手镯，不如送钱。

送钱，不如我亲自守着他。

初四上午，我又碰见了薛宝财。

这回是我主动叫住他的。

他正提着鸟笼，慢悠悠地往回走。

看见我，他停下脚步，笑呵呵地打招呼。

我走进他，低声问：“老薛，你说建国去肿瘤科，是真的？”

薛宝财放下鸟笼，脸上的笑意收了收：“秀芹，我也不瞒你。我儿子说，你家建国这一个月去了三趟。有一回还拿着个蓝色文件夹，看着像报告单。他还在走廊里跟医生说话，说得很小声，见有人路过就停了。”他顿了顿，“秀芹，你大儿子是不是有事瞒着你？”

我站在太阳底下，觉得身上一阵一阵发凉。

我笑了笑：“没事。可能是以前的老同事住院，他去看望。”薛宝财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提起鸟笼走了。

我转过身，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大儿子家。

院门锁着。

我绕到屋后，从矮墙翻进去，直接拉开客厅窗户，翻进屋。

我的膝盖磕在窗台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没工夫管，直奔沈建国的卧室。

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

我拉开，里面放着一大一小两本病历本。

大的那本，封面写着沈建国的名字。

我翻开。

右肺下叶占位。

建议密切随访。

必要时手术治疗。

小的那本，封面写着陈秀芹。

第一页，患者信息，陈秀芹，女，63岁。

诊断意见：胃部恶性肿瘤，建议住院治疗。

陪诊人：沈建国。

我蹲在地上，手里攥着那两本病历本，好半天没有动。

他没有查自己的病。

他是去陪我查病的。

从一个月前我第一次去县医院做胃镜那天起，他就一直跟着我。

我挂了号，他也挂一个号。

我在消化科，他在肿瘤科。

我去做胃镜，他就在走廊里坐着等。

他所有的奔波，所有的报告单，所有的肿瘤科，通通是为了我。

他查出自己的肺有问题，是在陪我做检查的间隙，顺手做的CT。

那本大病历本，是他自己的病。

那本小病历本，是我的病。

两本病历本，并排躺在他的床头柜里，像一对心照不宣的兄弟。

我坐在地上，把那本写着陈秀芹的病历本翻开，一页一页地看。

原来我的病情，他比我还清楚。

原来那些他从来没有提过的话，都记在这本病历本里。

他一个字都没跟我说。

他连问我一句“妈，你什么时候去做手术”都没有问过，因为只要一问，我就会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了。

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

钥匙插进锁孔，咔嗒一声。

门开了，沈建国站在门口。

手里端着一杯豆浆，还冒着热气。

他看见我蹲在地上，先是愣了一瞬，然后弯腰换了鞋，走进来，把豆浆放在桌上。

“妈，喝点热的。”他说，语气很平常，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张嘴想说话，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能发出声音。

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平视着我的眼睛：“妈，我陪您去省城做手术。专家号，我已经挂好了。下周二。”他说这句话的口气，像在说他明天要去趟学校，把事情一一交代清楚。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

我说：“建国，你的肺……”他打断我：“我的没事。医生说，结节还小，观察就行。”我摇着头：“你少糊弄我，报告上写的‘必要时手术治疗’。”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妈，那也得先治您的病。”他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小的事。

我伸手去抓他的胳膊。

他穿着一件旧棉袄，棉袄下的手臂，瘦得只剩骨头。

我攥着他的袖子，使劲攥着，像怕一松手他就会不见。

他由着我攥着，另一只手把豆浆往我面前推了推：“妈，先喝口热的。”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

屋里很安静，只有那口豆浆的热气在空中轻轻打转。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初四的街上，店家已经开始准备开门营业了。

我松开他的袖子，端起那杯豆浆，喝了一口，烫得眼泪又掉了出来。

他蹲在我面前，没有起身。

好半晌，他忽然伸手，替我理了理额前那几缕散掉的头发，动作很轻，像小时候我替他梳头那样。

然后他说：“妈，您放心。有儿子在，天塌不下来。”

我没法说话，只能点头。

初四晚上，我回到家，一夜没合眼。天大亮的时候，我去了趟大儿子家。

我推开门，院里安安静静的。

田桂云坐在厨房里，还在熬那锅药。

看见我，她站起来，叫了声“妈”。

我叫她坐，自己进了沈建国的卧室。

他的枕头平平整整，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教学设计案例》。

我拿起那本书，随手翻了两页，里面夹着一张CT报告单。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的名字，沈建国。

诊断意见：右肺下叶结节伴毛刺，建议增强CT进一步检查。

毛刺。

我活了六十多年，听人说起过这个词。

那不是好东西。

我的腿一软，扶着床沿慢慢坐下。

我把那张报告单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回书里，合上，端端正正放回床头柜。

我走出房间，去厨房找田桂云。

她正背对着我，端着药碗，一勺一勺地吹凉。

“桂云。”我叫她。

她转过身。

我看见她眼下一圈乌青，显然是这些日子都没睡好。

我看着她：“他的病，你早就知道。”田桂云的嘴唇动了动，眼圈红了，拿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低下头，好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声音发闷地说：“他知道自己病了以后，第一件事是去给您挂专家号。他说，他的病可以拖，您的病拖不得。”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妈，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咳嗽，翻来覆去，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一会儿。早上起来，还要收拾好心情去上课。他怕您看出来。”我站在厨房门口，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像一把把钝刀子割我。

她还在说：“他跟您一样，都是那种，自己生了病，不吭声，先顾着别人的人。”她说完这句话，厨房里安静了下来。

我走出厨房，站在院子里。

风吹在那棵老石榴树上，枝头刚冒出一点嫩芽。

我盯着那些嫩芽看了一会儿，重新进了屋，走到沈建国的床边，膝盖抵着床沿，慢慢蹲下去。

我把他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拉开来，蒙在自己脸上，鼻子一酸，眼泪再也绷不住了。

被子上是他的味道，淡淡的皂角味，混着一股子药味。

我抱着那床被子，哭得浑身发抖。

过了很久，我直起身，擦了把脸，把他床头叠好的那件旧毛衣拿起来，叠整齐，放回原处。

然后我又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把那两本病历本拿出来，翻开，一页一页地看。

我的病历本上，陪诊人一栏，写着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一笔一划，写得端端正正。

门外传来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