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临终前攥着我的手，指甲嵌进我的肉里，说：“你妹妹，她叫谢嘉怡。”
我整个人僵住了。十八年来，我一直以为她不知道。
可她说，那张字条上，从始至终都写着那三个字。她瞒了一辈子。
妈咽气时，手里还捏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红纱巾。我掰了三下，才把纱巾从她手心里抽出来。
三年后，新来的市委书记到厂里视察。她穿过人群，径直走到角落里的我面前，叫了一声“哥”。
我抬头看她，又低头看了看她胸口的工牌。上面写着三个字：谢嘉怡。
01
一九七六年腊月，临江市下了场大雪。
我妈在纺织厂上夜班，凌晨五点下班回家，走到厂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听见雪堆里有动静。她弯腰扒开雪，里面裹着一床小碎花棉被。
棉被里是个女婴。脸冻得青紫，连哭声都细得像猫。
我妈把她抱起来，塞进自己的棉袄里，一路小跑回了家。
“畅儿，起来，烧壶水。”我妈推醒我。
我那年十一岁，睡得迷迷糊糊，看见她怀里多出个包袱。包袱打开，露出一张小脸。
我妈用温水给她擦了脸，又拿米汤一口一口喂进去。
喂了半天，那孩子才慢慢缓过来，睁开眼看了一圈，最后盯住我。
她伸出一只小手，攥住了我的食指。
攥得紧紧的。
我妈说：“从此以后，你就有妹妹了。”
我说：“她叫什么？”
我妈没答话。她翻检那床小碎花被子的夹层，从里面摸出一张字条。字条上的字迹已经洇了，但还能认出几个字：谢嘉怡，一九七六年腊月初八生。
我妈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字条折好，收进衣柜底下的铁盒里。
第二天她告诉我，妹妹叫袁雨婷。
我问她为什么叫这个名。她说：“雨是雪化的水，落到地上就是雨。以后叫她雨婷。”
后来我才知道，那张字条上还有别的字，我妈没让我看。
那几年日子不好过。
我爹在我五岁时得肺病走了，家里就剩我和我妈。
纺织厂三班倒，我妈常常半夜出门，天亮才回来。
工钱不高，娘俩吃穿都紧巴。
又添了个奶娃子，家里更拮据了。
我妈把厂里发的劳保手套拆了，几副凑一副，给妹妹织了两件小毛衣。
又从别人家淘了一罐奶粉，每天只舍得冲半勺。
妹妹长到一岁多，会迈着小短腿走路了，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
我去巷口打酱油，她也要跟着，走两步摔一跤，爬起来接着跟。
邻居婶子说：“畅儿，你这妹妹跟得比你影子还紧。”
日子虽然紧，倒也有声响。
妹妹会笑了，会喊哥了，我妈下班回来，她会扑上去抱住腿。
我妈蹲下来揉揉她头顶，说：“雨婷，今天在家听话没有？”妹妹仰起脸，咯咯地笑。
有人问过我妈，这孩子是哪来的。我妈只说：“捡的。”别人再细问，她就不接话了。
有一回，邻居刘婶在门口和几个女人唠嗑，说：“那孩子细皮嫩肉的，不像普通人家丢的。”我妈端着一盆洗衣水从屋里出来，“哗啦”一声泼在台阶上，水溅到刘婶脚边。
刘婶不说话了。
我妈晾好衣服，回头看了一眼屋里正在啃窝头的妹妹。她的眼神里有种东西，我当时看不懂，后来才明白，那是怕。她怕有人来把妹妹带走。
铁盒底下的那张字条，我妈每隔一阵子就拿出来看一回，看完又放回去。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趁她不在家，偷偷打开铁盒。
字条上除了“谢嘉怡”和生辰，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一个单位名称和人名。
我把铁盒放回原处，没敢告诉任何人。
后来妹妹六岁，上了小学。
她聪明，学什么都快。
一年级就认得几百个字，老师让她当班长。
她回家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写作业，写完拿给我看：“哥，你看这个字对不对。”我说对，她就高兴地跑去帮我妈择菜。
我妈身体不好，从那年开春起总咳嗽，去厂医院拿了几回药，不见好。
她不想请假，怕扣工钱。
妹妹就主动把家务揽下来，洗衣服、扫地、做饭，样样都学着做。
有回她踩着凳子够灶台上的锅，差点摔下来，我一把接住她，她笑嘻嘻地说：“哥，我以后要当大厨，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那些年，我们住在纺织厂后头的筒子楼里。
一间半屋子，里屋住我妈和妹妹，外屋支了张折叠床给我。
楼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和一个公厕。
日子像流水一样过，不快不慢，转眼就是九年。
02
妹妹十三岁那年，我进厂当机修工已经两年了。
高中没念完我就退学了。
我妈身体越来越差，厂里照顾她，把她调到仓库管收发，工钱少了一截。
我十六岁顶了我爹生前的名额，进纺织厂当了学徒，三年出师，成了正式工。
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四十三块。
我揣着钱去百货商店转了一圈，挑了一条红纱巾。
售货员说这是上海来的新货，六块五。
我掏出钱，叠得整整齐齐的票子一张一张数给她。
那天晚上，我把纱巾包在油纸里放在桌上，妹妹放学回来拆开看，愣了好几秒，然后围在脖子上照镜子。她转了三圈，问我：“哥，好看吗？”
墙上镜子有三道裂纹，镜面发黄，窄窄的一条人影在里头晃。她转的时候，纱巾角扬起来，像一团火。
“好看。”我说。
她把纱巾系好，在家里走来走去，舍不得摘。我妈坐在床边纳鞋底，抬头看她一眼：“别系太紧，勒得慌。”
妹妹说：“勒也不摘，我哥买的。”
后来那条纱巾她戴了三年。洗了又洗，颜色褪了些，边角起了毛。她也不换，说别的没这条好看。
兄妹俩的日子本来也该这么过下去。
但学校里总有些嘴碎的孩子。
有人指着她说：“她是捡来的，她哥是修机器的。”妹妹跟人吵过架，也被气哭过一回。
她回家没跟我妈提，但晚上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我隔着一堵墙听见她小声抽气。
第二天放学，她回来时眼睛红红的。
我没问她怎么了，只把一颗大白兔奶糖塞进她手里，说：“有什么的，捡来的怎么了。你姓袁，是我妹，谁也改不了。”
妹妹剥开糖纸，把糖塞进嘴里，含了半天，说：“嗯。”
那两年，我妈的咳嗽越来越厉害。
厂医院的张大夫说她肺上有毛病，让她去市里大医院拍个片子。
我妈心疼钱，说：“老毛病了，吃点药压一压就过去了。”
我偷偷拿了她放在柜子里的病历本，去市医院问了一次。医生看了病历，说可能是肺气肿，拖久了要出事。建议赶紧做个全面检查。
我回去跟我妈说这事，她摆了摆手说：“厂里最近效益不好，工龄工资都欠着三个月了。哪有闲钱折腾。”
那是1991年，外面的世界正在变，但对我们这种人家来说，变化大概就是菜价涨了两毛，厂里拖欠工资越来越勤。
我妈的咳嗽声在整个筒子楼里都能听见，夜里一声接一声，像拉风箱。
妹妹每晚都起来给她倒水、捶背，给她披上那件旧棉袄。
我妈怕冷，一到冬天就裹着棉袄坐在床沿上，膝盖上搭着一块褪了色的毯子。
她瘦了许多，颧骨突出来，眼皮耷拉下去，整个人像缩了水。
有天傍晚，妹妹放学回来，看见我妈在柜台前翻东西。我妈手里拿着那张字条，一看妹妹进门，赶紧塞回了柜子。妹妹问：“妈，你看什么呢？”
我妈说：“一个旧东西。”
妹妹没再问。她转身去厨房做饭，一边切菜一边哼着歌。我妈坐在里屋暗处，看着她的背影，半天没动。
那段日子，妹妹似乎感觉到什么。
她变得特别粘人，放学回来就挨着我妈坐，说话也比以前大声，好像怕家里安静下来一样。
她还偷偷把那条红纱巾洗了晒干，叠得板板正正，放在我妈枕头边上。
“妈，你留着。等你好了，咱俩一人系一阵。”她说。
我妈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03
1991年春天来得晚。都四月了，路边的树还没长出叶子。
那天我上午请了半天假，去厂医院给我妈拿药。
刚回到筒子楼门口，就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子口。
车身锃亮，在灰扑扑的胡同里格外扎眼。
几个邻居站在自家门口张望，小声嘀咕着什么。
我拎着药包快步上楼。门半掩着，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说话声。
“秀芬同志，我知道这些年你们不容易。但谢嘉怡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关于她的身世，想必你心里也清楚。”
我推门进去。
屋里站着一对中年男女。
男的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手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手表。
女的穿着呢子外套，头发烫过，脸上化了淡妆。
我妈坐在床沿上，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妹妹站在窗边，脸色发白，两只手攥着自己的衣角，指节都泛白了。
“妈，怎么了？”我问。
我妈没回答我。
她看着我，又看了看那对夫妇，声音很平：“这事得让雨婷自己定。她愿意跟你们走，我不拦。她不愿意，谁也不能把她从我这个屋带走。”
我明白了。这俩人是来认亲的。
我攥紧手里的药包，指头掐进纸袋里。妹妹突然冲到我跟前，抓住我的袖子：“哥，我不走！”
那年她十五岁，个子长到快和我齐肩了。她拽着我的胳膊，手在抖，抖得厉害。
“先别急着说，孩子。”中年女人往前走了一步，“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当年是因为特殊原因才把你放在厂门口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你。现在条件好了，想把你接回去，你能读更好的学校，将来上大学，考研究生。”
“我不去！”妹妹的声音尖了起来，“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走！”
屋里安静了几秒。
一直没说话的中年男人谢宏盛开口了。
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嘉怡，你是我们的骨血。你身上流的姓谢的血。我们不要求你马上改口叫爸妈，但至少跟我们回去住一段，看看那边的环境，再决定。”
他看了我妈一眼：“秀芬同志，明天我们再来。你跟她好好谈谈。”
说完，他拉着中年女人出了门。黑色轿车在门外发动，缓缓驶出胡同。
门关上以后，屋里像被抽空了。妹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进我妈怀里：“妈，我不走！我不走！”
我妈抱着她，一下一下拍着她的后背。拍得很慢，像是在心里掂着一件很重的东西。
我站在旁边，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夜里，妹妹不肯回屋睡，就坐在外屋我的床边上。我坐在地上抽烟，她小声说：“哥，你别抽了，妈嗓子不好。”
我把烟掐了。
“哥，你说他们会不会再来？”她问。
“会。”我说。
她沉默了很久：“那怎么办？”
我没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看着我手指头上缠着的纱布，那是今天下午修机器时割破的，缠歪了，渗出血来。
屋里很静。
我妈在内屋翻了个身，又开始咳嗽，一阵比一阵紧。
妹妹站起来，去里屋给我妈倒了杯水。她回来的时候，眼圈还红着。她蹲在我面前，仰着脸问我：“哥，要是我真的走了，你会不会想我？”
她点了点头，拿着杯子回了里屋。
我坐在黑暗里，听着外头胡同里野猫叫，心口一阵阵发紧。
04
第二天，谢宏盛夫妇果然又来了。
这回他们没开那辆黑轿车，只穿了身普通衣服，看样子是想把气氛搞得缓和一些。
他们带了一兜水果，放在桌上。
我妈没推让，也没招呼他们坐。
妹妹站在里屋门口，眼睛肿得像桃一样。
“嘉怡，”谢宏盛说，“爸爸问你，你想好了没有？”
妹妹咬了咬嘴唇：“我不去。”
谢宏盛脸上的表情没变，但他看了看我妈，又看了看我，声音平得很：“嘉怡，你现在还小，不知道好坏。我们那边的条件，比你在这里好得多。你今年上初三，下半年就要升高中。你哥的工资不仅要养你妈，还要供你读书，他撑不了几年。”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戳过来。
我看着自己的手，没有说话。
他说的是实话。
厂里天天加班，工钱还拖着，我妈的药钱都快挤不出来了。
我心里清楚，妹妹要上高中，将来还要考大学，我一个人很难撑住。
但我开不了那个口。
“我不怕苦！”妹妹急了，“我可以边念书边打工，我不用他们管！”
“胡说。”谢宏盛声音提高了一些，“你十五岁，打什么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读书。”
“……我不走。”
这三个字她说得很小声，带着哭腔。
沉默在我们中间漫开，像水一样渗进屋里的每个角落。我妈起身进了里屋。她打开衣柜最下层，从铁盒里拿出那张字条，走出来，递到谢宏盛手上。
“孩子叫袁雨婷。”我妈说，“你们给她取名谢嘉怡。名字可以改回去，但她这十五年，是袁家养大的。这个谁也改不了。”
她把字条递给谢宏盛的时候，我看着她的侧脸。
她脸上没有表情，但她的手在抖，纸片跟着她的手指颤。
谢宏盛接过字条，看了一遍，点了点头收进口袋。
这时候我妈走向妹妹，伸出手，握住妹妹的手腕。
她把妹妹的手指一根一根从门框上掰开。
妹妹拼命用力，指头勾着门框不肯放，指甲缝里挤出血痕。
我妈没有松手，一双指节粗大的手不管不顾地掰着。
“雨婷，”我妈的声音很轻，“你跟你爸妈走。去了把书念好。将来有出息了，别忘看你哥就行。”
“妈！”妹妹的声音破了。
我妈把她往生母那边推了一把，转过身，走进了里屋。
屋里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动，像什么东西摔在地上。
门被关上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进屋以后，整个人靠在门板上滑到了地上，坐了很久，才站起来。
社区院子门口，妹妹被她的亲生母亲拽着胳膊往外走。
她扭过头来，看着我。
她使劲挣开那只手，跑回来，从我裤子口袋里掏出什么。
她低头看了一眼，又塞回去。
她把我上衣口袋里的手帕拽出来，攥成一团，又还给我。
我整个人站在那里，像一根钉在土里的桩子。
“哥，”她带着哭腔说，“我会回来的。”
然后她被拉上了车。
那是一辆深灰色的旧桑塔纳，车门甩上的声音很重。
车发动了，排气管吐出一团白烟。
我站在原地，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发疼。
车子开出胡同口的时候，后车窗摇下来一条缝，一条红色的东西从缝里飘出来，落在路面上。
我跑过去捡起来。
是那条红纱巾。
妹妹系了三年，洗得褪色、起了毛的那条，被风裹着卷到了尘土里。
我攥着纱巾追。追到胡同口，车已经拐上了大路，汇入稀稀拉拉的车流，很快就看不见了。
我站在马路边上，旁边是一家杂货铺，老板搬着箱子进进出出。
我低着头，看着手里的纱巾，上面沾了一层土。
我用袖子把它擦干净，攥着。
风吹过来，有点凉。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妈已经出来了。她坐在灶台前择一堆韭菜，动作很慢。她听到门响，头也没抬，只问了一句：“走了？”
“走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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