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拉史》， [伊朗]纳尔沙希著，[英]费耐生英译，孙唯瀚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7月出版，208页，68.00元
“中亚译丛”理应从堪称最古老且最重要的中亚历史文献开始，选择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可谓再切当不过。纳尔沙希（Abū Bakr Muḥammad ibn Jaʿfar Narshakhī）在伊斯兰历332年（公元943年或944年）把他用阿拉伯语撰写的一部史著，敬呈给萨曼王朝的统治者（Amir）努赫一世（Nūḥ ibn Naṣr，公元926-954年），这就是著名的《布哈拉史》（Ta rīkh̲-i Bukh̲ārā）。纳尔沙希的著作只有这一部流传于后世。关于他，我们只知道其生卒年大致上是公元899年至960年，生活在萨曼王朝的中后期，此外便一无可知。从他的名字Narshakhī，人们推测他的家乡是布哈拉附近一个叫纳尔沙赫（Narshakh）的村庄。因此，这部《布哈拉史》也被称为《纳尔沙希史》。
在十世纪的呼罗珊和河中地区，阿拉伯语是最重要的行政、宗教和学术语言，尽管统治集团和大多数民众的母语是波斯语或与波斯语关系密切的粟特语。研究者推测，纳尔沙希本人的母语就是粟特语。他以阿拉伯语撰写《布哈拉史》，正是那个时代阿拉伯语优势地位的反映。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萨曼时代（与同时期的白益王朝一样）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发展之一，就是波斯语作为书写语言的复兴。一个多世纪后，波斯语已成为伊朗高原和中亚地区最重要的文学语言。费尔干纳人库巴维（Abū Naṣr Aḥmad b. Muḥammad Ḳubāwī）于伊斯兰历522年（公元1128年）用波斯语翻译了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他明确解释翻译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已经不喜欢阅读阿拉伯语作品。库巴维的翻译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增补和删节（他说删节的是那些读起来枯燥乏味的部分，很可能是一些套路化的宗教语言），特别明显的是他把历史叙述延长到伊斯兰历365年（公元975年或976年）。半个世纪后，在伊斯兰历574年（公元1178年或1179年），本·祖费尔（Muḥammad b. Zufar ibn ʿUmar）对库巴维的译本再作增删，以之献给当时布哈拉城里拥有萨德尔（Ṣadr）称号的哈乃菲派宗教领袖布尔罕丁（Burhān al-Dīn）。由于今存《布哈拉史》中提到蒙古征服布哈拉的史事，推测在公元1220年蒙古西征攻陷布哈拉之后，又有今已不知其名的作者对《布哈拉史》作了一定的增补。由此可知，今存《布哈拉史》在数百年间经过了多次修改增删，我们已无法了解纳尔沙希原作的本来面貌。
正如费耐生（Richard Nelson Frye，1920-2014年）在为哈桑·帕克索伊主编的《中亚纪念碑》（Central Asian Monuments，ed. by Hasan Paksoy，Istanbul，2011）写的有关纳尔沙希《布哈拉史》的文章中所说：“此书在中亚深受喜爱，堪称中亚文学的经典里程碑。”博斯沃思（Clifford Edmund Bosworth，1928-2015年）为《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撰写的“纳尔沙希”词条说：“《布哈拉史》对于研究中亚早期伊斯兰以及该地区的塔希尔王朝和萨曼王朝时期历史具有极高价值。书中保留了许多可追溯至前伊斯兰时期的当地传统细节，并包含了许多引自其他已散佚著作的信息。”书中有关前伊斯兰时期中亚宗教和习俗的记录，以及有关阿拉伯征服中亚时期的许多历史细节，超过了同类型的其他史著，比如塔巴里（al-Ṭabarī）的巨著。
萨曼王朝时期陵墓
《布哈拉史》的内容结构不同于中亚史学史上常见的城市志，后者通常属于专注于穆斯林学者（ulama）事迹的个人传记或群体传记，纳尔沙希《布哈拉史》则涉及广泛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涵盖后世的民族志、地名学等学科内容。书中提及的更早时期的各类著作，讲述布哈拉绿洲的起源，描述泽拉夫尚河如何在布哈拉地区形成沼泽，河水带来的泥沙如何堆积形成绿洲。书中明确说明，布哈拉绿洲的形成和发展都晚于其他中亚名城。比如，就在阿拉伯征服以前，布哈拉在许多方面还远比不上它南边不远处的拜坎德（Baikand）。这些描述完全符合现代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随着自撒马尔罕以下诸多绿洲的发展（意味着截留和消耗更多的河水），布哈拉的沼泽地逐渐变成肥沃的耕地绿洲。这是布哈拉从小村庄扩展为中亚名城的转折阶段。研究者相信，在阿拉伯大军到来之前一百年左右，布哈拉已经发展为一个重要的商贸城市。对于大呼罗珊的阿拉伯统治者来说，布哈拉对于他们控制河中地区十分重要，因为它是阿拉伯人渡过阿姆河后向粟特地区纵深进展的第一个中心城市。书中记录了布哈拉的多个名称，如忸密（Numijkat）、法希拉（Fākhira），以及阿拉伯语中的“铜之城”“商人之城”，等等，名称的复杂层次也揭示了该地区与粟特历史、萨珊波斯历史乃至东亚历史之间的深远联系。
《布哈拉史》讲述了萨曼王朝的兴起，是研究萨曼王朝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不过正如费耐生所说，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散布书中的大量有关布哈拉的零散信息，涵盖了从阿拉伯征服时期到公元十世纪长达三个世纪的历史。其独特的历史记录包括有关布哈拉早期统治者的叙事，从比敦（Bidun）到他的遗孀可敦（Khatun），到笃萨波提的家族世系，这些充满细节的丰富资料为研究萨珊晚期中亚的绿洲城邦政治提供了关键证据。书中详细记录了屈底波征服布哈拉的全过程，描述了布哈拉人曾三次背叛伊斯兰教，直到屈底波第四次攻陷城市并建立强制性的宗教制度。这个过程如此曲折复杂，展示了粟特地区深厚的琐罗亚斯德教传统是如何顽强抵抗征服者宗教的。比如，人们秘密坚持偶像崇拜。书中记录了每年两次、为期一天的马赫巴扎（Bazar of Mākh），从前布哈拉的统治者会在集市鼓励人们购买偶像并带回家。书中所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西雅武什祭祀（公鸡祭）。布哈拉人在新年（元旦）日出前，到西雅武什的墓前宰杀公鸡，将鸡血洒在墓上，以纪念这位被杀害的英雄。他们创作了许多关于西雅武什之死的哀歌，称为“穆护的哀歌”。正是因为《布哈拉史》对西雅武什祭祀的记录，学者们得以辨认出片治肯特壁画中的一个场景，就是粟特人在哀悼西雅武什。书中还记录琐罗亚斯德教的葬俗：笃萨波提死后，他的仆人们剔除其皮肉，仅将骨骸带回布哈拉安葬。
治肯特壁画
纳尔沙希的一大成就，是将口传历史和民间传说融入历史编写。比如，书中详细记录了穆坎纳领导的“白衣人”宗教反抗运动，因涉及纳尔沙希的家乡，他使用了“从村里长者和村民那里听闻”的各种生动细节。另外，书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阿拉伯征服时期，为了推广伊斯兰教，不得不采取较为灵活的手段。比如，针对布哈拉大量不懂阿拉伯语的改宗者，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士不得不允许本地人礼拜时用波斯语朗读《古兰经》，或者在指导教众做拜功中的弯腰（rukūʿ）和下跪（sujūd）时，会有人在后面用粟特语大声发出相应的指令。书中还记录了阿拉伯征服者不得不用金钱鼓励的办法，诱使布哈拉人参加星期五礼拜。类似的记录说明了伊斯兰早期中亚地区波斯、阿拉伯、粟特与突厥等多种文化元素的交融，也见证了伊斯兰化过程中文化与宗教的剧烈变革。
《布哈拉史》是现存最早的波斯语城市史。费耐生指出，纳尔沙希开创了一种体裁，这种体裁在中亚地区一直流行到十九世纪，即使那时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维吾尔人占据着政治权力的主导地位，波斯语仍然是传播历史知识的主要媒介。不仅是城市史，王朝和统治者的历史也通过波斯语而为世人所知。
1892年法语版的《布哈拉史》
纳尔沙希《布哈拉史》的现代欧洲语言的翻译和整理本，始于夏尔·谢费尔（Charles Schefer，1820-1898年）1892年出版的法语译本，书名是《布哈拉地形与历史的描述》（Description topographique et historique de Boukhara）。他使用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十五世纪和十九世纪写本。五年后的1897年，在中亚史大师V. 巴托尔德（V. Bartold）指导下，N. 利科申（N. Lykoshin）在塔什干出版了俄语译本。伊朗学者穆达里斯·拉扎维（Mudarris Razavi）于1939年在德黑兰出版了波斯语校勘本，成为后来许多研究和翻译的基础。
目前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和使用的整理译本是费耐生1954年出版的英译本。费耐生的翻译工作始于1941年，以1939年的德黑兰本为蓝本，校对了巴黎、布哈拉等地多种珍贵写本，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最初于1946年完成，但由于新发现的写本和修订工作，最终于1954年由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美国中世纪学会出版。这个译本的一大特点是高学术水准的大量注释。这个译本注释太多，不便一般读者，于是经过简化，1996年在普林斯顿的马库斯·维纳出版社（Markus Wiener Publishers）出版了新译本，这正是我们的“中亚译丛”所依据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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