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乌克兰的二十三年，和三段婚姻

厨房里的水壶响了，我习惯性地喊了一声“娜塔莎”，没人应。走到客厅才想起来，娜塔莎上个月带着女儿回她妈妈那儿住了，说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站在窗户边上，看外面下着雪。基辅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底就开始飘雪花了。楼下几个小孩在堆雪人，嘻嘻哈哈的，声音飘上来，显得屋子更空。

我叫周建国，河北保定人，今年五十出头，在乌克兰已经住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搁在国内，孩子都该大学毕业了。可我在这儿，结过三次婚，没留下一儿半女。不是不能生，是每段婚姻走到后来，都像这窗外的雪，看着挺美，攥在手里就化了。

我十八岁那年没考上大学，跟着同乡去满洲里做边贸。那会儿中俄边贸热闹，火车皮一车一车拉货，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就帮着搬货、看摊、跑腿。后来听人说乌克兰那边机会多，比俄罗斯还好做，我就跟着一个老板去了敖德萨。

第一次踏上乌克兰的土地，是1998年秋天。码头边上停着不少旧船，海鸥叫得厉害，空气里一股咸腥味混着柴油味。我没觉得苦，反而觉得新鲜，觉得这辈子要在这儿干出点名堂。

老板姓刘，做的是服装批发。我们从中国倒腾皮夹克、运动服、羽绒服过来，在敖德萨的批发市场租个摊位，批发给本地人。生意好的时候，货一卸下来就被人抢光了。我开始学俄语，跟着市场上的乌克兰人一句一句地蹦。学语言这事儿，逼到那份儿上，不会也得会。

第一个妻子叫奥莉加，在市场上卖咖啡和热狗。她个子高挑，眼睛是灰蓝色的，笑起来嘴角有个小窝。我每天收摊去她那儿买杯咖啡，买了一个月，她才主动跟我多说了一句话：“你是中国人？”

我说是。她说她以前在电视上看过中国，觉得那地方很遥远。

就这么认识了。她比我大四岁，离过婚，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我没嫌弃这些，觉得她不容易。那时候一个人在国外，说不孤单是假的。下了班回到租的小屋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奥莉加虽然话不多，但她在身边，我就觉得这屋子里有人气。

我们交往了半年就结婚了。她儿子叫萨沙，开始有点怕我，后来熟了，整天跟在我后面叫“周”。我给他买糖，给他买小汽车，他把糖果纸攒了一盒子，说等长大了要跟我去中国看看。

那段日子过得真不赖。白天我在市场上忙活，晚上回家，奥莉加已经做好了红菜汤，烤了黑面包。我不太吃得惯，但从来不说。萨沙坐在桌边写作业，偶尔抬头冲我笑一下。我想着，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挺知足的。

可日子不会一直顺着你的意。

2003年前后，边贸生意不好做了。货越来越难出，利润越来越薄。刘老板撑不住，把摊子盘了出去，回国了。我舍不得走，自己硬撑着。奥莉加那时候在一家小服装店上班，挣得不多。两个人加起来，刚够房租和吃饭。

萨沙慢慢长大，学校要钱，衣服要钱，什么都要钱。我开始跟奥莉加商量，要不咱们也回国发展。她不愿意，说她这辈子没离开过乌克兰，她妈妈身体不好，她弟弟还在念书，她不能走。

我们为这事儿开始吵架。一开始还是心平气和地说，后来就变成了互相埋怨。她说我只顾着挣钱，不关心她和孩子。我说她不懂我的难处，我一个人在这儿扛着，连个帮手都没有。

都是气话。可现在回头想，每句气话都像小刀子，一下一下划在感情上。

2005年冬天，我生意彻底黄了。欠了别人一些钱，不多，但还不上。那段时间我天天在外面跑，想找个出路。奥莉加问过我几次，我都没好气地说“别管了”。后来她就不问了。家里越来越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看到桌上放着一张纸条。奥莉加写的，说她带着萨沙回她妈妈那儿住一阵子。纸条下面压着离婚协议书。

我没有追过去。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可能觉得累了，可能觉得这样对两个人都好。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坐了一整夜，烟抽了两包，天快亮的时候，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签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奥莉加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乌克兰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的时候会全部给出去，但如果觉得这段感情没有希望了，也会走得特别干脆，不拖泥带水。

我当时没当回事。后来才慢慢明白。

离婚后我把摊子清了清，还了债，浑身上下就剩几百美元。那阵子我住在敖德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一天就啃两个面包。我不敢给国内家里打电话，怕家里人担心。

后来一个以前在市场上认识的朋友介绍我去基辅，说他叔叔在那边开了个批发档口，缺人手。我就去了，重新从看仓库干起。

那几年我像变了个人，没日没夜地干。学语言、跑客户、理货、算账，什么都自己来。朋友们说我不要命了，我也不辩解。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不这么干不行。一个人闲下来，那些破事儿就全涌上来了。

就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她叫伊琳娜，是那个朋友叔叔的女儿，在批发市场旁边开了个美甲店。伊琳娜跟奥莉加完全不一样。奥莉加安静、内敛，像冬天的湖水。伊琳娜热闹、活泼，走到哪儿都带着笑声。她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指甲涂得五颜六色的，整个人像只花蝴蝶。

她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好奇。她说她以前对中国人没印象，看到我之后才觉得，原来东方男人可以这么能吃苦，这么踏实。

她追的我。我那时候没那个心思，被她约出去吃饭都推了好几次。她不生气，还是天天笑嘻嘻地来找我，带一盒自己做的甜点，或者带杯咖啡放在我档口。我挡不住她这份热情，慢慢就接受了她。

2009年，我们结婚了。婚礼办得热闹，她家里来了好多亲戚，一个个跟我握手拥抱，说我把他们家的“小太阳”娶走了。

婚后的日子确实有段时间挺甜的。伊琳娜会拉着我去看芭蕾舞，去公园散步，去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她跟我说，生活不只是挣钱，还要享受。我也试着放松下来，学着去感受那些以前忽略的东西。

可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光靠热情是撑不住一辈子的。

问题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伊琳娜花钱大手大脚，觉得钱挣来就是花的。我看不惯，觉得挣钱不容易，得存着。她想要假期去土耳其、去埃及旅游，我总说等生意再好点再去。她想要的浪漫，我给不了太多。我想要的稳定，她理解不了。

我们开始有分歧，不激烈，但无处不在。她买了一条两千格里夫纳的裙子，我皱一下眉头，她就觉得我不爱她。我在档口忙到晚上十点才回家，她一个人吃了晚餐，就委屈得不行。

有一次她喝多了，抱着我哭，说：“周，你为什么总是不开心？我们不是挺好的吗？你还要什么？”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我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不踏实感，像站在冰面上，表面看着挺结实，可总怕哪一步就踩碎了。

结婚第三年，伊琳娜提出想要孩子。我犹豫了。我跟她说，等生意再稳定一点，等我们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她没说话，那次之后，她对我明显冷淡了很多。她开始频繁回娘家，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到后来，一天说不了十句话。

2014年，乌克兰局势不太平。我生意一落千丈，档口几次差点关门。伊琳娜比我还焦虑，她说她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她想过安稳生活。我们最后一次吵架，是在厨房里。她说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在坚持。我看着她的眼睛，突然觉得陌生。

没过多久，她提了离婚。没有撕心裂肺，没有狗血剧情。她去律师那里拿了文件回来，我签了字。她把属于她的东西打包带走，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周，你是个好人，可好人不一定适合做丈夫。”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像她平时出门上班那样。

房子突然空了。我一个人住在那间两居室里，半夜醒来会习惯性地往旁边摸一下，摸到冰凉的床单，才反应过来，没人了。两个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离开了我。

那之后我有好几年没找对象。朋友给介绍过几个，有乌克兰本地的，也有中国留学生。见是见了，可总提不起劲。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哪块儿有问题，怎么一段婚姻都维持不住。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翻来覆去地想。

奥莉加走后，我还能把责任推给钱。伊琳娜走后，我就没办法再找借口了。我心里清楚，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这人，骨子里还是传统中国男人那套，觉得男人就该赚钱养家，感情这事儿藏在心里就行。可乌克兰女人要的不只是钱，她们要陪伴，要温度，要你把她当回事儿放在心尖上。

这是她们最大的共同点，也是我一直没学会的地方。

叶莲娜出现得有些意外。她是伊琳娜以前的邻居，两个人在楼下打过照面，不算熟。我是在火车站遇到她的。那天我送一个客户，出来的时候看见她拎着两个大箱子，踉踉跄跄地往外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过去问她要不要帮忙。

她抬头看我一眼，可能认出我来了，说谢谢。我帮她叫了车，送到她家楼下。她问我要不要上去喝杯茶，我说不了。她也没再说什么，点点头就上去了。

过了几天，我在超市又碰见她。她在挑洋葱，我推着车从她旁边经过。她叫住我，说那天的事还没好好谢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我想了想，答应了。

叶莲娜比我小九岁，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没有孩子。她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说话慢条斯理的，不笑的时候显得有些严肃。可一旦聊开了，她其实很风趣，什么都懂一点，聊起乌克兰文学来头头是道。

我们见了几次面，每次都聊得挺开心。她跟奥莉加和伊琳娜都不一样，她更沉静，像一杯放凉了的茶，不烫嘴，但喝下去很舒服。

我一开始没往那方面想。都离过两次婚了，对婚姻这件事多少有些发怵。叶莲娜也没急着推进关系。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偶尔吃个饭、看个展、逛个旧书市。有一次她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在国外待这么多年。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习惯了。

她笑了笑，说习惯是最难改的。

跟叶莲娜在一起后，我慢慢改了一些脾气。我会陪她做饭，虽然做得不好吃。我会在她下班路上买一束花，不多，几枝。我会认真听她说出版社里的事，哪个作者拖稿了，哪本书被退回来了。她说什么，我就听着。

日子过得平静。2020年疫情来了，生意又不好做，可我这次没那么慌了。叶莲娜在家办公，我就在旁边待着，各干各的，偶尔对视一眼，笑一下。有时候我看着她，心里会生出一个念头——也许这次能走到头。

我们结婚是2021年的事。她主动提的，说“要不我们把证领了吧”。我说好。没有像样的婚礼，就去了趟市政厅，请了几个熟识的朋友吃了顿饭。叶莲娜穿了一条白裙子，头上别了一朵小雏菊，好看得让我鼻子发酸。

可结婚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叶莲娜想要孩子，她说她年纪不小了，再不生就晚了。我沉默了。我五十了，按乌克兰人的标准也算不上年轻。要一个孩子，意味着我至少再干二十年。我心里发怵，但不忍心拒绝她。我们开始备孕，大半年没动静。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没问题，她也没大问题，就是概率问题，让我们放宽心。

话是这么说，可两个人难免着急。每个月到了日子，她测完试纸，两条杠总是不来。她不说，但晚上翻身的频率越来越密。

今年秋天，叶莲娜跟我说，她想回妈妈家住一段时间，让大家都静静。我没有拦她。临走前一个晚上，她躺在床上说：“周，我不是在怪你。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想清楚，如果这辈子没有孩子，我能不能接受。”我说好，想清楚了跟我说。

她走后，家里又空了。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偶尔电话响起来，是她的声音，问一句“吃饭了吗”，然后挂断。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人，可最近这段时间，孤独像一层薄薄的霜，每天早上起来都能感觉到。

下雪那天，我站在窗户边看楼下的孩子们堆雪人。有个小姑娘摔了一跤，她爸爸跑过去把她扶起来，拍掉她身上的雪。小姑娘笑了，我站在楼上也跟着笑了。笑着笑着，我心里生出一种奇怪的情绪来。

这辈子在乌克兰二十三年，我爱过三个女人。她们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委屈。我一直在跟自己较劲，跟生活较劲，觉得只要够努力，就能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可后来我才明白，感情这东西，不是靠努力就能留住的。它需要你在该伸手的时候伸手，在该开口的时候开口，在该柔软的时候别那么硬邦邦。

奥莉加、伊琳娜、叶莲娜，她们都是很好的女人。她们来的时候都带着真心，走的时候都带着失望。这失望里，有多少是我造成的，我心里有数。

有人说乌克兰女人现实。我不这么认为。她们要的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能被看见，被在乎，被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爱。而不是一个整天忙于生计、把一切都放在心里、连句“我爱你”都吝于说出口的男人。

这是她们身上最打动我的地方。也是我这二十三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学会的功课。

叶莲娜昨天打电话来，说她烤了苹果派，问我要不要过去吃。我说好，顺便去趟超市买点奶油。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她说：“周，我不需要你改变太多，我只需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是真的在。”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在窗边站了很久。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天边透出一点光，淡淡的，像叶莲娜说话时的语气。

我想，我是该真的在。

人生有些遗憾是补不上的，但活着的人，总得学着把后面的路走好。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我失去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也许真正的安稳，从来不是挣了多少钱、买了多大的房子。而是在你想找个人说说话的时候，那个人还在。

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出门了。路上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很多年前我刚来敖德萨的那个冬天一样。

只是这一次，我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