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刊出一首词。编辑吴祖光此前费了不少周折,才从几份不完整的抄本中拼出全文。词的作者,是当时正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毛泽东;词的名字,正是《沁园春·雪》。
这首词并非为重庆而作。1936年2月,毛泽东在陕北大雪之后填写此词,写北国风光,也写历代帝王,更在结尾提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由于长期未曾公开发表,它最初只在少数友人之间流传。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一次诗人之间的重逢。
1945年8月30日,重庆桂园,柳亚子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毛泽东。两人早在1926年广州相识,后来各自经历政治风雨,交往一度中断。谈到诗词时,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却说重庆事务繁忙,近来没有新作可赠。
9月6日,毛泽东到沙坪坝津南村拜访柳亚子。临别前,柳亚子再次请求留下墨迹。毛泽东便把1936年写成的《沁园春·雪》抄赠给他,并说明这首词作于红军渡过黄河、陕北降雪之时,还请柳亚子批评指正。
柳亚子读后极为欣赏。他本身就是旧体诗词名家,眼光并非一般读者可比。在他看来,这首词气象雄阔,格调高远,绝不是普通应酬之作。不过,最初的赠稿没有题款、印章,柳亚子觉得未免留下缺憾,便请毛泽东重新书写,又设法补刻印章,使之成为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
有意思的是,柳亚子没有把这首词藏在书斋里自赏。他先作《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通过报刊刊出。重庆本就对毛泽东来访十分关注,柳亚子的和词一出现,读者便纷纷追问:毛泽东原词究竟写了什么?
消息越传越广,抄本也不断出现。吴祖光从友人处看到词稿时,发现文字并不完整。为了恢复原貌,他奔走于重庆文人之间,互相校对,终于整理出较为完整的版本。11月14日,《沁园春·雪》正式见报,重庆文化界随即掀起讨论。
词中真正刺痛一些人的,并不是“北国风光”的写景,而是对历史人物的重新排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词中都被置于“往事”之中;能够真正创造历史的,不是帝王个人,而是“风流人物”。这层含义,显然超出了单纯咏雪的范围。
蒋介石看到此词后,曾向陈布雷询问作者是否确为毛泽东。陈布雷长期负责文稿,对古典文学也有相当修养,认为此词气势和学养俱佳,毛泽东完全有能力写出。蒋介石又追问词中是否存在明显缺陷,陈布雷仍未顺着他的意思否定。
随后,国民党方面把文学评价转成政治攻击,指责词中有“帝王思想”,借此影射毛泽东有称王称霸之意。报刊上很快出现大量和词与评论,部分文章并非真为论词,而是借词攻击中国共产党。写词成了表态,批评诗句也成了政治任务,文学争论因此失去了本来面目。
这场围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郭沫若在报刊发表和词及文章,直接批驳国民党文人的说法;正在华东战场工作的陈毅,也写下多首《沁园春》回应,讽刺那些迎合权势、替人唱赞歌的文人。战场与报馆相隔千里,笔锋却在重庆相遇。
延安方面同样注意到这场争论。教育家黄齐生依《沁园春·雪》原韵填词,写出“鸦鸣蝉噪,可以喷饭”的句子,讥刺那些喧嚣一时的攻击文章。话说得很重,却准确点出了问题:真正有分量的作品,经得住读者比较;靠命令拼凑出来的文字,声势再大,也难以掩盖空洞。
毛泽东起初并不知道重庆报刊上的争论。后来王若飞、郭沫若等人将相关和词与文章寄给延安,他才了解到一首旧作竟引发如此规模的笔战。词本是友人之间的唱和,最终却成了重庆舆论场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不同政治立场,也照出了文艺背后的权力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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