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蹲在堂屋地上，就着一盏瓦数不大的灯泡，数了三遍钱。
七万块，用塑料袋裹了三层，外面又缠了一圈胶带。
儿媳妇在隔壁屋睡得正沉，明天她就要回缅甸了。
嫁过来八年，这是头一回。
我把那包钱塞进她行李箱夹层的裤腰里，手上全是汗。
我活了大半辈子，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
这一回，心里不知道是踏实，还是发虚。
01
那笔钱，我是从镇上信用社取的。
去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骑摩托，一路颠了四十多分钟。
柜台的姑娘问我取这么多干啥，我说家里盖房。
她没再问，点了三遍，把钱推到我跟前。
七万块，厚厚一沓。
我拿旧报纸裹好，揣进怀里，出了门，胸口硌得难受。
这笔钱攒了多少年？
我自己也算不清。
老伴走的那年，孙子还没影。
我一个人在工地扛水泥，一天挣八十，后来挣一百二，再后来挣一百八。
每一回发工资，我抽出一张，剩下的寄回家。
攒了这么些年，本来说是给自己办后事的。
棺材位都看好了，在西山坡上，挨着老伴。
后来儿媳妇嫁进来了，我又想着，这钱留着给孙子念书吧。
再后来，孙子上了幼儿园，花钱的地方多了，这钱就一直没动。
现在，我要把它给儿媳妇。
我说不上来为什么。
儿子在省城工地，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家。
家里就我一个老骨头，儿媳妇带着孙子，喂了三头猪，养了二十来只鸡，还在镇上米粉店帮工。
她嫁过来八年，我从来没听她叫过一回苦。
只是前阵子，缅甸那边托人捎信来，说她娘身体不大好，想见她一面。
她接信那天在灶房站了很久，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跟我说：“爹，我想回趟家。”
我说：“回，该回。”
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头翻了一宿。
她嫁过来八年没回过娘家。
来回一趟路费不少，家里也没余钱。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一想，还是把那笔钱拿出来。
天没亮我就起了床，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去了镇上。
回来的时候路过村口，碰上于芳正蹲在路边择菜。
她看见我，嘴角一斜，“哟，海生叔这一大早的，干啥去了？”
“办点事。”
“去银行了吧？”她眼尖着，“我看你从信用社那边过来的，取钱了？”
我没吭声。
“海生叔，我可听说了，你家那儿媳妇要回缅甸了？”于芳把手里的菜一抖，声音拔高了些，“这外国媳妇娶过来八年了没回过娘家，这一走，怕不是要跑吧？”
我停住脚，瞥了她一眼，“跑不了。”
于芳撇撇嘴，“怎么就跑不了？那缅甸婆娘，家又不在跟前，您又管不住她。老太太在世那会儿常说，儿媳妇这东西，就得看紧了——”
“嫂子，你菜掉了。”
我没等她说完，指了指她脚边的菜叶，转过身走了。走了一段路，我听见她在背后“呸”了一声。我攥了攥口袋里的钱，没回头。
晚上吃了饭，儿媳妇在灶房刷锅，孙子趴在桌上写拼音。
我坐在堂屋里看了会儿电视，什么也没看进去。
九点多，儿媳妇哄孙子睡了，过来跟我说：“爹，您也早点睡，明天还得早起送我呢。”
“哎，好。”
她转身回屋，我听见门“咔哒”一声合上。
又等了半个钟头，屋里头彻底静了，我才从床底下摸出那包钱。
煤油灯早就换了电灯，我蹲在堂屋地上，把灯泡换了个亮些的。
老花镜戴上，把那一沓钱从报纸里抽出来，数了一遍。
一百的，七沓，每沓一百张。
又把胶带撕开，拿指头肚一张一张捻过，压平，对好，再数一遍。
七万块，一分不差。
第三遍数完，我从柜子里翻出个不用的旧裤腰，把钱包好，塞进去，用棉线缝了口子。
之后我轻手轻脚摸到儿媳妇房门口，门没锁，她带着孙子睡得沉。
我蹲下来，手有些抖。
行李箱搁在墙角，我拉开拉链，把裤腰塞进衣服底下，最底下那层。
我蹲在门口，冷汗都出来了。做贼一样。
回屋躺下，闭上眼，满脑子都是她第二天走了再不回来的画面。我翻了个身揍了自己一拳，骂了一句：“蒋海生，你窝囊。”
可我又想，要是她真不回来了呢？那七万块，算我给自己买的最后一口气。
床头柜上摆着老伴的相片。我盯了半天，说：“你看行不？我看行。明辉不在家，她能替明辉回去看看娘，咱就让她看。”
老伴歪着头笑，没应声。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过头顶，一夜没合眼。
02
第二天，天阴着，风不大。
我骑摩托带着儿媳妇去县汽车站。
她背着一个大包，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里头装的是给娘家带的东西。
路上她坐在后座，没有扶我的腰，两只手紧攥着后座的铁架子。
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有一缕扫过我的胳膊肘，带着桂花洗发水的味道。
到了车站，她跳下车，把包往地上一放，理了理头发：“爹，您回去吧。”
“不急，等上了车我再走。”
我去窗口给她买票，她不让，自己从口袋里摸出一卷零钱，一张一张数了递过去。
我别过头，看她数钱的手指，指甲缝里还有前几天砍猪草留下的青色痕迹。
我心里一酸。
她过了安检口，背着大包小包往里走。
我站在栏杆外头看着她，她忽然放下手里的东西，转过身来。
我还没回过神来，她人已经跪下去了。
水泥地上，膝盖“咚”的一声。
她朝我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提着包走了，再没回头。
周围好几个人看过来。我别过脸，抹了一把眼睛，蹲在车站门口抽了半包烟。一根接一根，蹲得腿都麻了。路上的人来来往往，我谁也看不见。
回到家，院子里空荡荡的。
三头猪在圈里哼哼，鸡围过来咕咕叫，我撒了把苞谷，它们一哄而上。
幼孙不在，儿媳妇不在。
堂屋里头那台老电视，我打开又关上，屋里太静了。
晚上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蒋明辉在工地上，周围全是机器的轰鸣声，他扯着嗓子喊：“爹，咋了？”
“你媳妇回缅甸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啥时候走的？”
“今早。”
“……”他沉默了一会儿，“爹，她嫁过来八年了。这八年，我没本事，没能让她回过一趟家。”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对不住她。”
我攥着话筒没说话。
这儿子跟我不太亲，十岁之后就没怎么在我跟前待过。
他娘走那年，我把他扔给隔壁王婶照看，自己去工地挣钱，一去就是半年。
回来的时候他躲在我身后不叫我。
那会儿他九岁。
他妈入土那天，他都没过去看清楚。
“明辉，你好好的就行了。”
“爹，我媳妇要是在那边有啥事，你——”
“人就是回趟娘家，能有啥事？”我没让他说完。
电话挂断之后，我一个人在灶房坐了半晌。锅里的水烧开了，又把火熄了。我没吃饭，也没觉得饿。
夜里躺下，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放她磕头的画面。
水泥地，那一声响，她跪下去的时候额头几乎碰到了地。
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有人给我磕这么重的头。
我翻了个身，望着窗外，月亮白晃晃的，屋里亮堂得像白天。
我闭上眼，眼前还是那画面。
心口那块地方，一抽一抽的。
03
第六天，儿媳妇打来电话。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屋里电话铃响，扔下斧头就往里跑。跨门槛的时候绊了一下，膝盖磕在门框上，疼得我龇了一声，抓起话筒。
“爹，是我。”
她的声音隔着电话线传过来，有些沙哑。我张了张嘴，嗓子里像堵着什么，咳了一声才说出话：“到啦？”
“到了。路上走了四天，车管得严，折腾了几趟。”她说，“我娘精神还好，就是腿脚不大利索，走路要拄拐棍。”
“那就好，那就好。”
“爹，您一个人在家，记得做饭吃。猪喂了没有？”
“喂了。”
“鸡呢？”
“也喂了。”
“爹，您别光吃面条，炒两个菜吃，菜园里有茄子。”
“哎，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堂屋坐了好一阵。
电视开着，演的什么我完全没看进去。
脑子里全是她的声音：“娘精神还好。”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轻快了些。
我这就放心了。
晚上闲着没事，我翻老箱子。
那箱子是当年老伴嫁过来时带的，樟木的，角上磕掉了一小块。
里头装着她生前穿的衣裳、用过的梳子，还有几双绣花鞋垫。
我一样一样拿出来又放回去。
翻到底，翻出一张照片。
黑白的，边角泛了黄。
照片上是娘抱着我，站在老屋的土墙根底下。
那年我大概五六岁，剃着个光头，傻呵呵地笑。
娘也笑，露出一排白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我拿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指头在娘脸上蹭了蹭，照片表面的灰抹掉了，露出了娘的眉眼。
我把照片凑到眼前，老花镜戴上又摘了，摘了又戴上。
眼睛花了，怎么都看不清。
最后我把照片贴着胸口，在堂屋里坐了很久。
这照片是娘走后，我在老屋剩下的东西里翻出来的。
这30年，我搬过几次家，别的东西丢了不少，唯独这张照片贴身带着。
看一眼，心里头那根刺就扎一下。
扎了三十年。
30年前，娘走的那天，我在县城的工地绑钢筋。
堂弟蒋德本打了电话到村委会，村委会的人跑到工地喊我，我骑摩托车往回赶。
赶到家的时候，娘的床已经空了，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人已经入了棺。
我站在堂屋里，看着那口黑棺材，站了一个多小时，没哭，也没说话。
后来出殡的时候，我也没哭。
村里人说我不孝顺，娘死了连滴眼泪都没有。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怕。
我怕掀开棺材盖，怕看她最后一眼。
她是咽气之后才入殓的，我没见着活着的娘，也没见着死了的娘。
我躲了。
那之后我跑得更远，三四年没回老屋。
再后来，儿子在云南安了家，我也就跟着过来了。
老屋一直锁着，钥匙在堂弟蒋德本手里。
我没敢回去过。
我怕见那屋。怕见娘的床。怕推开门，她不在。
这张照片，让我这一宿睡不着。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老屋的样子。
院角那棵枣树，窗台上那盆仙人掌，门框上娘用铅笔画的身高线，一道一道，从低到高，最上面一道是我十岁那年画的，之后我再没长过个儿。
我翻出手机，没忍住，给儿媳妇发了条语音：“你奶奶那个老屋，床头柜上有个铁盒子，铁皮的，缺了个角。那是你奶奶的念想。我三十年了，没敢回去取。”
她过了很久才回，就一个字：“嗯。”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懂我话里头的意思。我发完也觉得后悔，有些事搁心里是道墙，说出去就漏风。我关了灯，把手机扣在枕头边上。
04
儿媳妇走后的第十五天，村里的闲话开始收不住了。
先是于芳。
她在村口小卖部门口跟几个婆娘扯闲篇，说我那儿媳妇走了半个月了，连个影儿都没有，怕是不回来了。
然后又说我傻，拿自己攒的养老钱贴给一个外回来的媳妇，没名没分。
最后她的结论是：“那缅甸媳妇，八成是拿着钱跑了。”
这些话，我是从隔壁王婶嘴里听到的。
王婶来我家借簸箕，压着嗓子跟我说：“海生啊，你别怪嫂子多嘴。你家那个儿媳妇，这都走了半个月了，一点动静没有？我听说，于芳说她在缅甸那边又找了一个——”
“婶子，簸箕在灶房里头，你自己拿。”
我没接她的话。
她讪讪地进了灶房，拎着簸箕出来，还想再说什么。
我弯腰拾起斧头劈柴，“咔嚓”一声，木头裂成两半。
她又站了站，终究没敢再开口。
咔嚓。咔嚓。我劈了一下午的柴。第二天腰酸背痛，两只胳膊抬不起来。可我心里头的疙瘩，比身上的疼更难受。
那七万块钱的事，我没敢跟任何人讲。
夜里躺着，我摸黑翻出那张存折，剩的数字不多了。
原先还有三万块零用钱放信用社，这会儿也只剩了一万五。
我心里发虚。
儿媳妇这一去，若真要不回来，钱没了，面子没了，孙子呢？
孙子这几天住在他外婆那边，我落了个清静，又不清静。
第十五天晚上，儿媳妇的视频电话打过来了。
我那个小手机屏幕不亮堂，凑近了才看清她的脸。
她瘦了一圈，眉眼倒是松快了些。
孙子在他旁边凑着脑袋喊“奶奶爷爷”，我应着，心里塌实了一点。
“爹，我过几天就回去。”
“不急，多待些日子。你娘身体不好，多陪陪她。”
“她好多了。我说回去，她说让我捎句话给您——”
“啥话？”
“她说，公爹这些年辛苦了，等家里那头忙完了，她过来看您。”
我嘴皮子动了动，喉咙里头堵了一下，“好，好。我等着。”
挂了电话，我坐在门口抽烟。
月光照在院子里，三头猪在圈里睡得像死了一样。
我忽然有些后怕，那七万块钱的事，我塞得那样急，她会在路上发现吗？
她要是发现了，会不会觉得我这老东西不放心她，拿钱买她回来？
我越想越睡不着。
可我不知道的是，谢婉婷在车上就已经发现了那笔钱。
她拉开旅行箱找衣裳，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掏出来，是一条缝了口的旧裤腰，拆了线，里头是一沓钱，整整齐齐，用白色的橡胶皮筋扎着。
她数了一遍。七万。她愣了很久，然后把钱包好，原样放回去。她又坐回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高山和田野，擦了一下眼角。
那天晚上，她在手机上给她在昆明认识的缅甸老乡发了一条消息：“我公爹，是个好人。”
05
第31天，她回来了。
我那天早上心里跳得厉害，左眼皮一直在跳。
孙子说，爷爷你眼皮怎么一直动？
我说风迷了眼。
上午十点多，我蹲在院子里劈柴，听见村口有人喊：“海生叔，你家儿媳妇回来了！”
我站起来，斧头“咣当”掉在地上。
出了院子门，远远看见路上一个瘦小的身影，背着大包小包，一步步往外走。
走近了，看清了她的脸。
晒黑了，两颊瘦出了棱角，眼神倒比以前亮堂。
她看见我，咧嘴一笑，喊了一声：“爹。”
我张了张嘴，声音有点抖：“回来了？”
“回来了。”
进了门，她把东西放下来。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一口气灌了半碗。
然后她在堂屋里站着看了一圈，说：“爹，院子里干净了。”我说这几天闲着没事，拾掇了一下。
她笑了笑。
进了灶房，系上围裙，洗了手，开始做饭。
我坐在灶房门口的椅子上，看着她把菜刀在案板上剁得当当响。
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看着倒像是自家闺女回来了。
吃饭的时候，我几次想开口问她钱的事，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看出来我有话要说，也不催，把菜夹到我碗里，“爹，吃。云南的茄子比咱们这儿嫩。”
吃完了饭，她从包袱里取出一个东西。红布裹着，方方正正，放到桌上。
“爹，这个是我带给您的。”
我看了看她，她点点头。
我伸手去解红布，指头抖得解不开扣。
她伸手帮我扯开一个角。
红布剥开，露出一个铁皮盒。
旧得发黑，缺了一个角，盒面上依稀可辨几朵掉了漆的红花。
我整个人像被什么定住了。手悬在半空中，没有去碰它。
这个盒子，我认得。
“你……你哪来的？”
“爹，您上回跟我说了，我就记住了。”她蹲在我面前，声音轻轻地说，“我回缅甸看了我娘，住了一阵子，她好多了。返程的时候，我没直接回来，绕道去了趟咱们老家。我找了蒋德本叔，开了老屋的门。”
我嘴唇抖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那屋里头灰厚得很，我呛了半天。”她伸手把铁盒往我面前推了推，“这个盒子，就搁在床头柜上。我跟德本叔说了声，就带回来了。我怕里头有怕潮的东西，用塑料布裹了里头，再到这边包了红布。”
我伸出一只手，摸到铁盒边缘，铁皮凉丝丝的。盒盖有点变形，掀的时候卡了一下。她伸手帮我按了一下，盖子“咔”一声弹开。
我先看到一张照片。黑白，边角卷了。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个五六岁的孩子，站在土墙根儿底下，笑得咧开了嘴。
我捧着那张照片，手抖得不像样子。
喉头堵得死死的，一声闷响从胸腔里憋出来，像是一头被捅了刀的老牛。
我跪在了地上。
双膝磕在水泥地面上，那声音闷闷的。
她赶紧来扶我，“爹！爹您别这样！”
我跪着，把那张照片贴在脸上。眼泪顺着照片的边角流下来，淌进嘴里，咸得发苦。
三十年。整整三十年。
我没敢回老屋，没敢看那间屋。可她把老屋的魂带回来了。我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喉咙里全是呜咽。
她跪在我旁边，没再扶我，拿手轻轻拍着我的背，“爹，没事了。我把您奶奶床底下那些衣裳鞋袜，都拾掇了拾掇，烧了。被子晒了两天，又叠好了放回柜子里。屋后那棵枣树还在，结的枣子我都打了装了半袋子，想带回来给您尝尝。结果走得急，忘在德本叔家了。”
她说着，从包袱里又掏出一个塑料袋子。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打开一看，是一双布鞋。千层底，黑面，针脚密密麻麻的，不是什么新鲜样式。
“爹，我在老屋的柜子里头翻到的。像是您娘以前纳的，放着也没坏。我想着您还能穿，就带回来了。”
我看着那双鞋，泪水蒙得看不清了。
“奶奶的坟，我也去看了。”她说，“草长得比人还高。我花了三天的功夫，把坟头修整了修整，买了块碑，立上了。钱不多，碑是小号的，她说上面的字是找人刻的。”
“刻的啥？”
“就刻着：“蒋门王氏之墓。””她顿了顿，“还有一行小字：“儿蒋海生、孙蒋明辉、孙媳谢婉婷立。””
我跪在地上，抓着铁盒，哭得像个丢了娘又找着娘的孩子。
满院子围来看热闹的邻居，没有一个说话的。
于芳站在人群最外头，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连鸡都停了叫，院子里静得只剩下我抽噎的声响。
她用手掌一下一下顺我的背，那手温热温热的，隔着衣裳透过来。我哭得抖了肩，她没停手。
06
那天下午，我哭了很久。
后来在堂屋坐着，把铁盒里的东西一一摆开。
就这几样：“奖状。”红纸黄字，边角都脆了，上头写着：“蒋海生同学，荣获本校三年级甲等奖学金。特此表扬。”我念小学五年级的奖状。
纸脆，我拿手不敢用力碰，碰一下掉渣。
再底下就是那封信。黄色的信纸，折成三折，字迹歪歪扭扭，是娘托邻居代写的。我抖着手把信打开，纸上的铅笔字已经淡了。
“海生：娘知道你在外头忙，回不来。娘不怪你。好好过。你过得好，娘就放心了。”
就这几行字。我拿着那张信纸，看了不下十遍。侄儿媳妇端了杯水过来，我喝了一口，那股滚水滚到胃里，才觉得人又活过来了。
她把那七万块钱的事，说了。
她回到缅甸的第二天晚上，收拾行李，摸到了那条旧裤腰。
拆开线，发现里头是七沓钱。
她数了一遍，愣了很久。
“我当时想，爹这是把自己棺材本塞给我了。”她说，“钱上是拿橡皮筋扎的，有一沓的皮筋松了，重新扎的。”
她接着说：“我当时就想，这钱我不能要。可是我又怕当面还给您，您会难过。想来想去，我就原样放回去了。我娘那边，我拿的是我自己攒的钱。这几年在米粉店帮工、纳鞋底卖的，加起来差不多够用了。”
我抬起眼，看着她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你那点钱，够啥？”我说。
“够了。来回车票，加上给娘买药，还剩了点儿。”她抿了抿嘴，“爹，您那七万块钱，我原样带回来了，一分没动。”
她说着，从包袱底下翻出一个红纸包。
打开，一沓一沓的钱，码得整整齐齐，拿橡皮筋扎着。
放到我面前。
“钱我没花。爹您留着养老。”她说，“棺材本，别乱动。以后家里的开销，我自己挣。”
我看着那沓钱，又看看她。
“你绕道去老家，路费你自己花的？”她点了点头。
“修坟立碑的钱呢？”她点了点头。
“你娘卧床，你不留着钱给她买药？”她轻声说：“我娘说了句话。”
“她说：“能见一面，就是福气。””她看着我，眼圈有些红，“爹，您娘走得早。您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我娘好歹还见着了。我寻思着，我没法儿让您跟您娘见一面，但至少，我能替您去给您娘磕个头、修修坟、立块碑。”
我愣愣地看着她。半天，嘴唇动了几下：“明辉知道这事吗？”
“知道。”她说，“我在昆明转车的时候跟他通了电话，跟他说的。他在那头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媳妇，谢了。我和爹都欠你的。””她顿了顿，“我没让他谢。咱们是一家人嘛。”
一家人。
这三个字，轻飘飘的。
可她说出来，我的眼泪又绷不住了。
我一个大男人，60多岁的人了，一辈子没在人前掉过几滴泪。
今天，一天之内哭了两场。
“你起来，”我扶她起来，“地上凉。”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我转过身，蹲在地上把那七万块钱一张一张摞好，又用红布包起来。
放进柜子里，锁上。
钥匙挂回脖子上，贴着胸口，凉丝丝的。
“这钱，留着。给乐乐念书。”我说，“以后谁也别动。你那份心意，比这七万块钱重。”
她没说话，转身进了灶房。过了一会儿，里头传来切菜的声音，我妈活着那会儿，也是这么给我做饭的。
07
第二天，儿子蒋明辉从工地赶回来了。
我那天早上在院子里剁猪食，听见院门外“突突突”的摩托车声。
一抬头，看见儿子从一辆红色摩托车上下来，风尘仆仆的，眼眶发青，胡子拉碴。
他冲进院子，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
“爹。”
他叫了一声，声音有点哑。
他走过去，把手里的一个塑料袋放到桌上。
我没看那袋子里是什么，就盯着他。
“你工地那边咋办？”我说，“干得好好的，跑回来做啥？”
他沉默了一下。
又从兜里掏出一沓钱，用皮筋扎着。
“工地预支了点工资，加上这个月的工钱，我凑了两万。”他说，“爹，那七万块钱，您拿回去存了。您孙子念书的花费，我们自己挣。”
我看着那沓钱，又看他，他没躲我的目光。
“你媳妇修坟立碑的钱，是你打给她的？”我问。
“是。”他说，“她到昆明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去老屋一趟。我说那你去吧，我打点钱给你。她说不用。”
“后来呢？”
“后来她发了张照片给我。”他说，“是奶奶坟前那块碑。我看了，我寻思着，这事儿不能让她一个人掏钱。”他看了我一眼，“按说这都是我这当儿子该干的事。我在工地，没赶上。”
他说着，在我面前蹲了下来，“爹，您30年没回老屋，我知道您的心思。这回去的，是您儿媳妇。下回，我陪您一块回去。咱爷俩一起给奶奶上炷香，磕个头。”
我看着他，他比我高出半个头，蹲在那儿像座山一样。心里头那团东西，忽然就松了。
“好。”我说，“磕头。”
那天中午，儿媳妇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一家人围着八仙桌坐了，孙子在福堂的椅子里爬上爬下。
儿子给儿媳妇夹了一筷子菜，什么也没说，就是往她碗里搁了一下。
她愣了一下，低头吃了一口。
我也给自己倒了杯酒，喝了一杯。
酒是镇上打的苞谷酒，有点冲，辣嗓子。
喝下去，眼眶热了一下。
儿子在饭桌上说：“爹，我准备回来了，不在省城干了。”
我放下酒杯，“工地上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我媳妇一个人顾家里，顾不过来。”他说，“镇上有个家具厂在招人，一月也能挣四千多。够花了。”
我看了看儿媳妇，她低头扒饭，没说话。但那样子看得出来，她听进去了。“你说了算。”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你能回来，最好。”
当天下午，蒋明辉骑摩托去镇上买了两瓶酒、一条烟，割了二斤肉。说是晚上要去于芳家走一趟。我不解地看着他，“你去找她做啥？”
他挠了挠头，“我媳妇说，这些日子村里的闲话，于芳婶子传得最多。我不去找她说，她就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我去跟她讲清楚：咱们家的事，以后少嚼舌根。”
我张了张嘴，想说算了。
可又想了想，算了由他去吧。
他进了院，把那两瓶酒放到桌上，说：“芳婶，这些日子多谢你关照我家。我这回带了点东西来，您收下。”
于芳的脸涨得通红，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明辉啊，你这是干啥……婶子有啥好谢的……”
“婶子，”他正了正脸色，“您是个热心肠。就是往后，我跟媳妇不在家的时候，我爹一个人要是忙不过来，您多搭把手。”他顿了顿，“那些没影儿的话，就别跟着传了。”
于芳愣了好一会儿。最后接过酒，声音低了不少：“知道了。”
从于芳家出来，天色已经黑透了。
蒋明辉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路灯把他影子拉得老长，他走了几步，回头等我。
我赶上去，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像一个大人扶着老人，一样。
“爹，以后我都走你后头。”
我没说话。风从耳边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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