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善耆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善耆与大仓喜八郎借款备忘录》、王庆祥《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孙燕京、周福振《善耆与清末新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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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25日,北平第一监狱。

天色还没有亮透,30多名来自北平各大报纸的记者顶着三月的严寒聚在监狱门口,却被一道铁门拦住了。

庭审的时候是露天公审,万人围观,而行刑这天,只有两名美国记者被允许进入,其余全部拒之门外。

里面是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

半个小时后,一名军官走出来,带着几名记者进去拍照。

破旧的门板上躺着一具女尸,眉心一个弹孔,面部沾满泥土和血迹,已经难以辨认。

军官平静地说:"她就是川岛芳子。"

这个死在这里的女人,汉名叫金璧辉,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而她的本名,叫爱新觉罗·显玗——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大清皇室的格格。

外界叫她"东方女魔"、"男装女谍"。

河北高等法院的判决书写的是:汉奸罪,死刑。

她的生父善耆,曾是晚清皇族里难得的能人,整修王府井大街,建立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敢为革命党人汪兆铭力争一条生路。

这样一个人,在大清倒台之后,把年仅六岁的亲生女儿送给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又以历代肃亲王在东北积累的土地、山林、矿山、牧场全部作抵押,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一百万元,只为用这笔钱撬动一场"满蒙独立"、复辟清室的豪赌。

这场赌局,他没有赢。

但由此引燃的导火索,却整整烧了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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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帽子王的另一面:一个真正有本事的贵族

善耆,字艾堂,同治五年(1866年)生于北京,满洲镶白旗人,晚清贵族重臣,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

他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的后代,第十代肃亲王。

这样的出身,搁在那个年代,本可以优哉游哉地吃一辈子祖宗留下的铁杆庄稼。

清军入关二百多年,旗人子弟里混吃等死的大有人在,整日里溜鸟、听戏、打茶围,真要上阵办事,一个顶不上一个。

善耆偏偏不是这块料。

光绪十三年(1887年),21岁的善耆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其父隆懃逝世后,善耆袭封肃亲王爵位。

此后职务一路叠加,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统领、步军统领,直到后来的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基本上管的都是实权位置。

真正让善耆在北京打出名声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他主持崇文门税监的那段经历。

崇文门监督是清代京师的税务总管,历来是个油水丰厚的肥缺。

善耆就任伊始,大刀阔斧整顿官吏,严禁贪污受贿。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崇文门监督收纳的税金扣除支出后高达60余万两,善耆自己没有留下一两,全额上缴了国库。

这在当时简直是异类——旁人挤破脑袋抢肥差,他拿到手了反而不往腰包里装,直接把庆亲王奕劻等人得罪得死死的,随后遭到弹劾罢免。

第二件,是他主导整修王府井大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善耆再次出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月,王府井大街路东建成了"东安市场",随之相继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店铺,街道也得到了拓展整修。

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

此外,善耆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造者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他协助创办了北京警务学堂,开始系统性地培训近代警察。

这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此后警察体系的基本雏形。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能体会到善耆身上那种罕见的矛盾感:他廉洁、务实、敢于冲破守旧积习,换了任何时代,都算得上一个有作为的官员。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历史最关键的那个岔路口,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他在晚清政坛上的另一个标志性动作,是宣统初年对革命党人汪兆铭的处置。

宣统二年(1910年),汪兆铭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朝野上下普遍以为此人必死无疑,一些顽固官僚也力主严惩。

肃亲王认为立宪时杀一志士,除迫更多党人铤而走险以外,别无好处,遂将其改为终身监禁。

这个决定,让善耆在清末改革派士人当中留下了颇为正面的印象。

可这也恰恰是善耆的悖论之处——他能在某些具体事务上展现出相当的前瞻性,却在王朝存亡的根本问题上,始终无法跳出"复辟"这个圈子。

善耆贵为亲王,性好诙谐。

他书法秀媚,工小词,思维敏捷,在座者叹服。

他爱好京剧,府中建有戏台,是出了名的戏迷。

他下围棋,日本棋士访华几乎无人不登门拜访。

1919年,日本围棋五段棋手濑越宪作访华时,专程到旅顺与他对弈。

这个人的形象,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有本事,有风骨,偏偏又在关键时刻押错了所有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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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墟上的相遇:善耆与川岛浪速如何走到一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八国联军随即以"保护使馆"为名攻入北京。

慈禧挟光绪仓皇出走西安,北京城一夕之间陷入兵火之中。

肃亲王府因地处东郊民巷溪口,驻京外国人员和中国教徒占据肃王府,修筑工事,抗拒义和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根据条约扩大东交民巷使馆区,肃王府沦为日本使馆。

一座有着250余年历史的肃亲王府,就此彻底消失在战火里。

这场混乱结束之后,慈禧命善耆回京协助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

善耆回到北京,得知了一个消息——在联军占领期间,有一名日本人在紫禁城门前做了一件事,让皇宫得以完整保存。

这个人,叫川岛浪速。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川岛浪速出面劝降,迫使清政府弃守北京,因此功被任命为故宫监督。

嗣后,出任日军占领区军政事务长官,蓄意保护满蒙贵族府邸,由此与肃亲王善耆开始交往。

善耆专程登门致谢。

两个人见了面,一谈就是许久。

川岛浪速1901年4月出任日本在北京办的"北京警务学堂"总监,培训清军送来的预备巡警。

同年6月被清廷庆亲王奕劻借用,任清政府新设的北京警务厅总监督,按日本警视厅制度全权管理警务治安,给予"客卿二品"待遇,与清朝贵族阶层深相结纳,权倾一时。

善耆协助建立近代警察制度,川岛浪速是实际操盘手。

两人工作上频繁往来,私下交情也越走越深。

1906年,川岛浪速与肃亲王善耆结拜为"义兄义弟"。

两人走近的背后,有一套共同的"逻辑"——善耆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格局之后,错误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对清王朝威胁最大的是俄罗斯等"白人帝国主义",而"同为黄种人"的日本,是可以合作提携的力量。

川岛浪速则顺着这个思路,把善耆一点一点地拉进了他真正的图谋里。

川岛浪速是满蒙独立运动的发起人,为和硕肃亲王善耆的朋友,也是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

他早年就在上海、东北等地从事情报活动,1912年还著有《对华管见》,书中公开表达了"日本应在满蒙制造保护国"的主张。

从一开始,川岛浪速在北京的一切活动,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核心目标。

善耆与川岛浪速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两人的共同判断只有一条:大清的病,靠自己是治不好的,得借外力。

至于这个"外力"究竟是谁的救援、谁的刀,善耆没有想清楚,或者说,他不愿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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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辛亥之后:一个王爷的旅顺岁月

武昌城头的炮声,彻底打乱了善耆的节奏。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

清廷内部主战派与议和派激烈角力,善耆是坚定的主战一方。

武昌起义爆发后,善耆于民国元年(1912年)与良弼、溥伟、铁良等宗室贵族势力组织"宗社党",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

这一仗没有打起来。

良弼在1912年1月26日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随之群龙无首,王公亲贵四散逃匿。

溥仪退位之后,清朝灭亡。

在川岛浪速的怂恿下,善耆逃到旅顺继续为复辟清朝而努力。

1912年2月2日晚,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的帮助下,善耆乘火车离开京城,四天后抵达旅顺。

他原本计划取道奉天,与张作霖商谈联合举兵之事。

但日本当局不愿看到善耆与东北军阀势力合流,借口铁路被毁,直接把他送到了旅顺。

旅顺,当时是日本关东州的租借地,实际处于日本军事管辖之下。

关东都督府按照事前和川岛等人的洽商,把当地民政长官的官邸提供给肃亲王充当住所。

这里远离北京,远离紫禁城,却成了善耆此后整整十年的落脚之地。

旅顺的生活,远比想象中平淡。

善耆在旅顺过着隐居生活,平日饮食不太讲究,只抽烟、不喝酒,一年四季均穿蓝布褂,遇到节日行大礼加上青布坎肩,而辫子也始终保留。

辫子是他绝不剪去的东西。

民国了,剪发令颁布了,他的辫子还在。

隆裕太后死时,善耆率子女向西叩拜致哀,恸哭不已。

这个细节,把善耆的内心状态说得很清楚——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政治机器,他是真的痛惜那个已经覆灭的王朝。

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忠君"执念,驱动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让后人扼腕的决定。

在旅顺的日子里,善耆一边过着表面的隐居生活,一边与川岛浪速秘密谋划着下一步。

来自北京的来信每到一封,他就痛哭一场;

而每逢日本方面有人来访,他又重新燃起那股复辟的执念。

1912年6月,善耆开始全力组织"勤王军",配合川岛浪速主导的满蒙独立运动。

第一次行动随即展开,但很快遭遇挫折。

日本政府因外交压力于1912年2月要求暂停行动,但激进军人仍向内运输武器,在郑家屯遭吴俊升部截击致阴谋败露。

奉天都督赵尔巽随后捣毁宗社党据点,日本内阁最终中止了该计划。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无声地垮掉了。

而此时的善耆,已经开始考虑另一件事——他要送走一个人,一个刚刚只有六岁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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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个被送走的孩子:一张价格不菲的"政治名片"

1906年5月24日,爱新觉罗·显玗出生于肃亲王府邸,父亲爱新觉罗·善耆为第十代肃亲王,此前善耆已有十三个女儿,显玗排行第十四。

善耆为她起字"东珍",意为东方的珍宝。

这个"东方的珍宝",在六岁的时候,被她的父亲送了出去。

送给谁?送给川岛浪速。

事情的起因,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环扣一环的政治谋算。

1912年前后,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出于反袁的目的,对清室复辟势力释放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信号。

善耆意识到,要让日本政府把这种支持落到实处,就必须有一个能够以清室正式代表身份与日本政府直接接触的人。

他选定了川岛浪速来担任这个角色。

但问题来了:川岛浪速不过是一个日本浪人,论资历、论身份,没有任何资格代表清室与日本外务省平等谈判。

日本外务省认为川岛浪速不够资格与日本政府接触,于是善耆便把自己的女儿过继给川岛浪速,使川岛浪速具有肃亲王的亲缘关系及清朝授予的二品官位,可以作为清朝正式代表。

这就是善耆第十四女显玗成为川岛浪速养女、起名为川岛芳子的由来。

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这样成了两个成年男人之间政治交易的筹码。

1912年,清王朝瓦解。

在川岛浪速的策划下,在日本参谋本部高山公通大佐护送下,肃亲王及其家眷(包括年幼的川岛芳子)离开北京,前往旅顺。

在旅顺住了一段时间后,善耆再次兑现了那个承诺——把显玗正式过继出去。

善耆认为已经说过给川岛浪速的话不能失信,为此不久派人送川岛芳子到日本,入藉川岛家。

当时川岛芳子6岁。

六岁,还不知道什么叫"国家"、什么叫"复辟",甚至连为什么自己要换一个父亲都不清楚。

她只是被人送上了船,渡过了海,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川岛芳子。

1913年,六岁的显玗更名川岛芳子,随养父川岛浪速前往日本,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接受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并从川岛浪速那里接受到政治、军事、情报等多方面训练。

她在日本长野县松本市生活,骑着马去上学,被周围人当作"大清国流亡公主",物质上过得并不差。

但这"东方的珍宝",从她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注定要成为一枚棋子——一枚被人精心摆放、随时准备用来换取政治利益的棋子。

而善耆自己,在送走这个女儿之后,仍在继续他的复辟大计。

这一次,他要把手里仅剩的全部家底,也押上去。

1916年3月,为了筹措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军费,善耆以肃亲王府名下的土地、山林、牧场、矿山、住宅、水利等作担保,按年利七厘(百分之七)付息,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100万元。

对于这批抵押物的价值,川岛浪速曾有记载:这是王家祖传的巨额不动产,位居王公中第一二……

这些即使按中国低廉的市价估算,也共值1000万两白银以上。

一百万,换一千万的底。

这笔账,善耆算得心甘情愿。

他相信,只要满蒙举事成功,这一切都会回来的。

然而就在勤王复国军摩拳擦掌、准备出发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而这件事之后,他那个被送去日本的第十四个女儿,正在经历着一段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的遭遇——

而当这段遭遇彻底曝光的那一天,将会把善耆送给川岛浪速的这笔"交易",推上一个远比他预想更为残酷的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