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着是具有特定年代风格、承载文化记忆的精品旧衣，或以其为基础的再制服装。本研究以“作为媒介的古着”为核心概念，考察古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作用。研究发现，古着是外来文化“引进来”的媒介。通过对北上广深高评分古着店铺消费者评论的扎根理论分析，发现本土消费者通过“跨地域的文化溯源”“跨时间的历史感知”和“跨圈层的个性实践”三种形式，实现对外来文化的解码与意义重构。古着也是本土文化“走出去”的媒介。基于对店主与设计师的网络民族志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Remake设计师对国际品牌古着进行解构与中式元素的再植入，或将民族风与原生海外古着拼接重组，使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时尚对话；同时，大量选址于传统民居内的精品店铺，将古着消费拓展为跨文化的沉浸体验。本研究构建了“基于物的跨文化解码与重构”模型，将古着纳入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揭示“物”如何参与文化意义的生成与协商。
关键词
古着 古着再制 跨文化传播 质性研究 物质媒介
Abstract
Vintage clothing refers to high-quality secondhand garments from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that carry cultural memories, or reinterpreted fashion pieces based on such items. Centered on the concept of "vintage as a mediu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bidirectional role of mid-century fashion i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vintage clothing serves as a medium for introducing foreign cultures into China. Through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consumer reviews from top-rated vintage stores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it is revealed that local consumers decode and reconstruct foreign cultures through three practices: "cross-regional cultural tracing," "cross-temporal historical perception," and "cross-circles personal ex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vintage also functions as a medium for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Based on online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store owners and designers, practitioners integrate traditional ethnic craftsmanship with Western fabrics and recombine international brands/IPs with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ttire, enabling Chinese culture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fashion discourse. Moreover, numerous boutique stores located within historic residential buildings transform vintage consumption into an immersive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This study develops a model of "object-based cross-cultural decoding and reconstruction," situating vintage fashion within the fiel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revealing how material objects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cultural meanings.
Keywords
Vintage Clothing Vintage Remak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aterial Media
1引言
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街头，总会不经意间踏入一些装潢复古的店铺。货架上，20世纪80年代的机车夹克、满印花的夏威夷衬衫琳琅满目；橱窗里，绝版的法国奢侈品手袋、千奇百怪的银饰皮具引人驻足。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年代的旧物，在此静候着新的主人。在狭小一隅，管窥时尚的历史、体验文化的交融，是古着之于消费者的独特魅力。
古着是天生的跨文化交流媒介。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国家的审美风格与文化符号经由中古服装这一物质载体进入中国，逐步被本地消费者接纳、改造与再语境化。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正以古着再制服饰等为载体走向世界，形成跨文化传播的双向流动。伴随时代发展，古着已从少数人的狂欢迈入大众的舞台。HTF Market Intelligence市场情报显示，全球古着时尚市场目前估值434.9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将攀升至1389亿美元，增长11.5%。Statista研究指出，2026年服装转售行业市场体量预期将达2180亿美元[1]。
1.1古着概念界定
古着（Vintage Clothes）并不等于普通的二手旧衣，它特指那些拥有至少二十年历史、能够承载某个年代审美风格与文化特质，且早已停产并难以复制的精品服饰[2]，这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基本达成的共识。
在形成此定义之前，对古着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过程。Cassidy与Bennett于2012年首次系统区分了Antique（古董）、Vintage（复古精品）和Retro（再流行）三个核心概念[3]（表1）。古董服饰（Antique Clothing）被多数受访者认为指代生产年份在 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之间的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服饰，一般为博物馆所珍藏或陈列展出，也有部分被个人收藏；古着（Vintage Clothing）被认为指生产时间为20世纪30~70年代之间具有特定年代特征、代表某一历史时期设计风格且具备收藏价值的服装品类；复古服饰（Retro Clothing）被认为指现代设计师或品牌基于旧元素重新设计和制作的新服装，旨在表达设计师对经典过去的敬意和怀念（表2）。若以本文写作时期（2026年）作为参考，上述年代可依次向后推移14年。Reiley与DeLong从消费者的感受出发，进一步丰富了古着的定义。他们认为，古着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不可复制的独特性（unreplicable uniqueness），这种独特性源于服装所承载的历史痕迹与时代印记[4]。Busso与Braga则将稀缺性（rarity）纳入古着的定义要素，认为古着的价值与其稀缺程度呈正相关关系[5]。
至于古着与二手服装的差异，Rodrigues与Ramos对此进行了细致辨析，指出古着强调的是服装的历史价值与美学意义，而二手服装更多关注其经济价值与实用功能[6]。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古着作为“文化媒介”的特殊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市场的扩大，古着的概念已经逐渐泛化——只要这件服装能够代表某段历史或文化、具有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并且在当下依旧具备使用或收藏价值，那么它就是古着。
1.2 “物的社会生命史”理论视角
物的社会生命史理论滥觞于20世纪早期人类学对经济嵌入性的批判。Marcel Mauss在《礼物》中提出，原始社会中的“物”并非中性商品，而是承载“礼物之灵”的社会行动者，礼物交换涉及财富、荣耀、权力等复杂社会因素[7]。Mary Douglas与Baron Isherwood将消费界定为一种文化行为，强调物作为“可见的等级标志”，参与社会关系建构[8]。
1986年，Arjun Appadurai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标志着该理论正式成型，着力于描述不同文化中物在商品化、去商品化过程中的“生命转折点”，同时展现出“物”作为礼物、商品、艺术品及圣物等多种存在形态[9][10]。Igor Kopytoff的《物的文化传记》提出，物在生产、交换、消费与废弃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与社会身份[11]。Nicholas Thomas发现，当欧洲器物进入非西方社会或土著物品被纳入欧洲收藏体系时，物的社会生命被强制中断并赋予全新的文化意涵[12]，揭示了物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再语境化。
21世纪以来，该理论在可持续消费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Janet Hoskins指出特定物件因承载个人生命转折事件而成为“传记性客体”，物件上的磨损痕迹正是生命时间的物化表征[13]。Nick Gregson与Louise Crewe追踪了旧物在转售、修复过程中的价值重构，揭示再商品化赋予废弃之物新社会身份的机制[14]。Ian Woodward系统梳理了学者们对消费社会物质文化的解读，揭示物质文化既可能被用于社会控制，也可能成为个体抵抗或意义建构的工具；物不仅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也具有“掌控人类”的力量[15]。
如今，数字媒介的介入（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古着展示与交易）构成了“物的数字社会生命”阶段，亟待作为“物的社会生命史”理论的延伸进一步探讨。
2文献综述
2.1古着及其传播情况简述
国外学者对古着传播历史的考察主要聚焦于其在西方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全球化传播过程。Babula与Marcus追溯了古着文化在20世纪中后期的形成脉络，指出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是古着审美兴起的重要社会土壤——年轻群体通过对旧衣的重新穿着表达对主流消费主义的抵制[16]。Hong[17]、沈力超[18]等学者系统梳理了古着从欧美到日本的传播脉络及古着文化在亚洲的传播路径，发现20世纪90年代日本古着热的兴起对东亚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学者们更多关注古着在中国呈现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孙路苹将国内古着发展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爆发期，指出2010年后随着互联网普及和环保意识的觉醒，古着逐渐从小众爱好转向大众消费[19]。庞玉洁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中国古着市场呈现商圈依附特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与对外贸易频繁区域[20]。王露瑶、田丰从空间生产理论入手，分析了古着商店的空间生产与消费机制，认为国内古着空间正通过符号的挪用、叠加与再现，逐步营造出品牌化、景观化与艺术化的消费场景[21]，这一研究为理解古着文化的空间传播提供了新视角。
聚焦数字时代的传播变革，Kneese与Palm深入剖析了互联网平台给古着传播模式带来的革命性冲击，指出Depop、etsy等平台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古着交易的地域限制，推动实体店铺走向虚拟空间，形成了平台化的古着经济新形态[22]。Ayres进一步探讨了社交媒体Instagram对古着传播的赋能[23]。Park与Chun指出，YouTube上的古着内容主要分为购物、信息、购物集锦及造型展示四类；消费者所追求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自我表达、个性价值、稀有性、环保价值；古着爱好者构建起了跨地域的虚拟社群，推动知识的民主化传播[24]。
2.2古着与文化研究综述
古着是一种重要的身份建构与自我表达媒介。Lee通过对韩国古着消费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古着穿着者通过独特的服饰搭配展现个人品位与文化素养；在社交媒体时代，古着更成为网红建构个人品牌的重要资源[25][26]。Busso指出，古着的稀缺性赋予穿着者一种独占性身份，在高度同质化的快时尚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27]。Herjanto等认为，古着消费已成为Z世代群体表达反主流态度与追求真实性的重要方式[28]。在国内研究中，朱克敏、孙路苹等学者深入探讨了古着消费与身份建构的关系，指出古着（青年）爱好者借助独特的穿搭风格，实现阶层区隔与群体认同，构建起一种区别于主流时尚的亚文化身份[29][19]。
古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信息。国外学者Babula开创性地将古着视为“物质化的记忆”，认为每一件古着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见证，穿着古着即是一种与过去对话的文化实践[16]。Hackett试图了解人们缝制和穿着不合时宜的服装的原因，并探讨古着如何成为连接个人、集体记忆的媒介[30]。Junghee与Park通过对巴黎成衣秀场的色彩分析，揭示了旧感、磨损感、褪色感等视觉特征是古着审美价值的重要来源[31]。古着在面料和剪裁上往往超越现代批量生产，体现了过去时代的工艺精神[32]。王鑫然分析了古着服饰的历史文化价值，认为古着是活态的时尚档案[21]。许诺则探讨了如何通过古着再现本土历史记忆[33]。
古着文化也与亚文化群体密切相关。Romans分析了少数文化族群（如少数种族、阶级、体型、性别、性取向、民族和宗教等）以鲜明着装风格为媒介与主导文化进行沟通、谈判和竞争，从而反抗被边缘化[34]。Tulloch指出着装风格能体现个体能动性与文化特异性，同性恋群体常采用变装或舞会风格来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35]。在国内研究中，沈立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与日本的全民参与特征不同，古着在中国仍停留在小众亚文化圈层[18]。Shih-Ying等考察了台湾古着文化与本地亚文化群体的互动，发现古着店铺、市集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亚文化社群的聚集空间与身份认同的建构场域[36]。濮红英揭示部分古着店主既属于亚文化群体，又是跨文化交流的中介[1]。庞玉洁基于对古着社群的线上线下互动分析，指出社交媒体在古着文化传播与社群凝聚中发挥关键作用[37]。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1）地域分布不够均衡，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关注有限；（2）跨文化传播视角欠缺，“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条路径往往被割裂考察；（3）将古着本身视为文化媒介并从媒介研究路径展开系统考察的成果仍不多见。基于以上考量，本研究将目光投向中国本土古着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以媒介视角为切入点，探讨古着在中国的接受、转化与再创造过程，以期拓展并丰富古着研究的理论视角与经验素材。
3 研究问题与设计
本研究以“作为媒介的古着”为核心概念，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在“引进来”维度，消费者如何通过古着感知、诠释外来文化元素？在“走出去”维度，本土从业者如何让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古着再制走向世界？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路径，综合运用文本分析与深度访谈两种方法。
在“引进来”部分，以大众点评平台为数据来源，聚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产业繁荣城市，筛选评分4.8分以上的精品店铺25家，提取有效消费者评论共424条⑤。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评论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最终提炼理论模型。
在“走出去”部分，运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对小红书平台古着主理人、Remake设计师和古着文化KOL共15个账号进行系统性观察与内容分析⑥，获取关于设计理念、传播现状、消费动机的深度信息；同时选取15位受访者（古着店主5位、Remake设计师5位、消费者5位）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内容围绕从业缘起与文化理念、古着设计中的跨文化融合策略，以及成效、海外传播观察与经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解与尝试等维度展开（表3）。
4“引进来”：消费者评论的扎根理论分析
4.1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对收集到的424条评论文本进行清洗，剔除无效字符及无意义的虚词（如无关标点和表情符号等），随后采用Python及其衍生开发工具进行中文分词处理、特征词频次统计、绘制词云图（图5），初步勾勒消费者对古着店的认知图景。
从词频分布来看，“衣服”（156次）、“复古”（152次）、“风格”（105次）构成最突出的高频词群，说明消费者注意力始终围绕服装载体本身、复古审美取向及风格辨识能力三个基本维度展开。值得注意的是，“风格”出现105次，远高于“价格”（36次）、“平价”（4次）和“不贵”（4次），表明中国消费者购买古着时更关注文化符号的审美价值，而非价格优势。这种借助外在风格标示自身身份并与主流文化保持区隔的实践，与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群体“风格”（style）功能的经典论述相契合，彰显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古着文化圈层[38]。
通过初步分析可知，本研究的文本核心词汇呈现显著的物质性、体验性与文化性交织特征。高频词汇集中于三个维度：（1）物质载体维度（“衣服”156次、“衬衫”42次、“外套”28次、“夹克”21次等）；（2）风格标签维度（“复古”152次、“美式”63次、“昭和”12次、“工装”19次等）；（3）体验感知维度（“好看”49次、“宝藏”25次、“怀旧”10次等）。
特别地，“Remake”（17次）、“手工”（13次）的显著出现，提示需将创意改造与文化符号挪用纳入核心范畴。“黑胶”（26次）、“咖啡”（17次）、“大头贴”（17次）等词汇虽并不直接描述服装，却与vintage文化共同构成一个符号丛（symbolic cluster）[39]，意味着有必要将“复古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整体。
4.2开放式编码
经过开放式编码，本研究从消费者评论中归纳出13个初始范畴（见表4、图6）。
4.3主轴编码
通过主轴编码，本研究将开放式编码阶段提取的13个初始范畴，依据其内在逻辑聚类为“跨地域的文化溯源”“跨时间的历史感知”“跨圈层的个性实践”三个核心主范畴，系统呈现本土消费者通过古着开展跨文化认知与身份建构的完整机制（表5）。
在空间维度，消费者通过识别古着的地理来源、品牌符号及进货渠道，勾勒出一幅对异国文化的地理空间想象图景。评论文本中常见表述如“店主对××国文化有很深的认知和理解”“进店仿佛穿越到××国”“以××国的风格为主”等，体现古着商品作为跨文化流动媒介，在消费者心中搭建起了异域想象与空间映射。对样本中的地点专有名词进行词频统计得到，欧美地区共出现35次，日本共29次，是较为突出的两个地域文化标识来源；以美式复古风、日式复古风、欧式田园风等为代表的着装风格，以及Carhartt、Ralph Lauren、Vivienne Westwood等海外品牌符号，已在中国本土消费场域中建构起丰富的跨地域联想与跨文化接受图景。
在时间维度，从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来看，记忆不仅是个体内在的心理活动，也是在社会框架中被建构、筛选与维系的；个体通过接触具有时间厚度的物质客体，得以进入并共享不属于自身亲历的过去[40]。古着是承载服装历史风格与工艺的物质载体——它既是个体情感联结往昔的纽带，也是群体分享文化认同的媒介，消费者得以通过古着体验记忆中的特定历史时间。文本中，“怀旧思绪油然而生”“儿时的回忆”“手工工艺现代流水线无法媲美”“梦回××年代”等表述，在揭示古着具有承载集体记忆功能同时，也体现了对前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的尊崇，以及对现代快消文化的反思。
在社会文化维度，古着的创意改造与混搭形成了个性化的表达过程，反映亚文化群体如何借助拼贴（bricolage）和挪用（appropriation）。将主流商品转化成带有反抗意味的符号系统，由此构筑起特有的群体边界与身份认同[41]；其中“小众”“同好”“社群”“不会撞款的搭配”“在传统中寻找个性和自我”等具有社会关系指向性词句，深度关联着身份归属与群体认同建构。
4.4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
通过反复审视三个主范畴的内在逻辑关联，本研究提炼出“基于物的跨文化解码与重构”这一核心范畴。“跨地域的文化溯源”对应“物的跨空间解码”——消费者通过对服装产地、进货渠道与品牌的识别，完成对异国文化的地理想象与符号认知；“跨时间的历史感知”对应“物的跨时间解码”——消费者通过对年代特征、手工工艺与经典属性的品鉴，实现怀旧思绪与集体记忆共鸣；“跨圈层的个性实践”则指向“物的跨文化重构”——消费者结合本土语境、明星效应与个性审美，对古着进行混搭、再制，将其转化为表达个性品位、建构圈层认同的符号资本。三者以“物作为媒介”为内核，共同构成了外来文化“引进来”的完整图景。
围绕核心范畴，能够提炼出一条核心主线，即外来文化如何通过古着实现本土化。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土消费升级的共同作用下，具有特定年代感、异域风格和稀缺属性的古着经由香港等外贸枢纽进入中国，为本土消费者触达海外文化提供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快时尚服装的高度同质化，催生了大量消费者的个性化表达需求，构成了古着消费的心理动因。面对携带异域符号的古着，本土消费者一方面通过辨识和鉴赏服装的产地、品牌、年代与工艺，搭建起跨地域、跨时空的文化想象；另一方面，他们并非被动照单全收，而是主动结合本土生活语境与个人审美，借助混搭、再造等方式，将古着转化为表达个性品位、建立圈层认同的符号资本。经过此番实践，外来文化符号被剥离其原有语境，缝合进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中，实现文化的在地生根。
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本研究系统验证并整合了三个主范畴与各自初始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持续比较，得出如下关系结构：
一是空间、时间与社会文化维度的交织关系。“跨地域的文化溯源”“跨时间的历史感知”和“跨圈层的个性实践”并非相互独立：人们对服装“产地”的辨认，往往伴随着对“年代”的判断；对“年代”的感知，又常常锚定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特定的文化群体，也自然彰显出特定的地域色彩与时代背景。例如，“日本原宿风”（风格）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时间）起源于东京涩谷区原宿地区（地域）的青年街头时尚文化。它的出现，根植于战后美国文化的影响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期青少年消费者对主流制服文化的抵抗，其核心特征表现为无固定风格的多元混搭、个性化的自我表达，以及亚文化式的反叛精神[42]；而空间、时间的交织则体现为“入门走廊像是80年代的歌舞厅，卖的东西也是偏旧日上海风格”“一家有年代感的展现美国80年代复古风格的小店”等语句表述。正如哈布瓦赫所述，集体记忆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与历史时间中被建构与维系[89]。
二是解码与重构的互构关系。“文化解码”是“本土重构”的前提，奠定了外来符号的可供性基础；而“本土重构”则是外来文化在地生根、将遥远的异国想象转化为具体的穿着实践的必由之路。文本中“将球衣裁剪为中式风格”“加入蕾丝花边”等表述，体现出店铺以古着球衣为基料，通过提取中式服饰元素的形制结构、图案纹样及工艺技法进行解构重组与功能转换[43]。
三是物质媒介的中介作用。在所有范畴关系中，古着的物质性触发消费者的跨文化想象，其可穿戴性使其成为身份表达的日常载体，这一发现呼应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主张——非人行动者（objects）在意义生产与社会联结中具有能动作用，人与物共同编织着社会文化网络[44]。
基于上述分析与整合，本研究构建了“基于物的跨文化解码与重构”理论模型（图7），呈现外来文化通过古着消费实现本土化的完整机制。
为确保扎根理论的严谨性，本研究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检验。当编码推进到第380条评论时，新增数据只是在重复现有的范畴与属性；随后分析的44条评论进一步印证了范畴间的关系已十分稳定，说明理论的确达到了饱和。少数负面评论（例如“和日本、欧美的古着店差距很大”）同样可以融入现有的理论框架，从而进一步拓宽了模型的解释边界。
5“走出去”：古着何以“中国化”并走向世界
Remake即“重塑”或“再制”，是指对已有服饰进行拼接、刺绣、剪裁等二次创作的过程。在中国本土古着店的实践中，Remake设计师将海外古着同跨界IP，或者承载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元素进行重组，形成新的设计产物；古着店的空间选址也与城市历史文化有机融合。
5.1海外品牌古着与新中式、民族风融合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着文化仍保持其本土的主体性角色。设计师通过对国际品牌服装的解构与中式元素的再植入，创造了文化融合的物质载体，赋予时尚形态多样性。将品牌古着球衣、运动衫、赛车服等改造为新中式风格，即为常见形式。
以球衣为例，其发展经历从“标识功能”到“文化载体”的转变。19世纪中叶，现代足球在英格兰初具雏形，球衣诞生纯属功能主义驱动——为了在混乱的场上区分敌我。1863年英格兰足球总会成立后，主客场制、门将区别于普通球员等细化球衣穿着规则逐步确立；除了作为球队、队员的标志，球衣还是群体身份认同的符号，甚至成为时代的集体记忆[45]。古着店已成为复古球衣流通的重要场域，上海静安的Ballo Space复古球衣商店常年保持四五百件现货储备[46]，英国复古球衣销售平台Classic Football Shirts（CFS）在曼彻斯特市中心设有一家双层门店，涵盖5.5万余个品类，生意触角遍及全球239个国家和地区[47]，其中Remake球衣更突破了性别界限、拓展了穿搭场景——设计师将球衣加入刺绣、撞色拼接，或改造成连衣裙、套装、短款上衣、羽绒服等，彻底颠覆其原有形态。另外，改制球衣满足了人们表达个性的需求，正如受访消费者所说：“在这个‘人人想当自己的造型师’的年代，穿出‘别人没有的那一件’，是最有魅力的事。”（CS5）
图8作品将英国曼联（Manchester United）、西班牙皇家马德里（Real Madrid）、英国利物浦（Liverpool）的足球球衣改造为新中式风格。设计师保留了各队的标志性颜色、队徽和赞助商Logo，同时将圆领球衣改造为中式立领，采用斜开襟设计，加入白色盘扣作为装饰，为中式传统文化元素进入国际足球文化圈打开新路径。
将民族风与原生海外古着拼接重组，也是本土古着再制产品的常见形式。中国56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各美其美”的异质性文化，其中纺织、刺绣、银饰等传统工艺，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红书平台搜索“中式Remake”结果显示，汉服和苗族银饰、蜡染等民族风改制占据重要位置。一位设计师说道：“我们一直在寻找东西方之间的平衡点，希望运用独特的设计语言，让中国设计从‘看着特别’转变为‘看得懂的时尚’——这正是Remake设计在跨文化传播中承载的核心功能。”（RD3）以汉服为例，汉服拥有三千年以上历史，是汉族传统的服饰体系，其形制特征包括：交领右衽、宽袍大袖、系带隐扣、上衣下裳。唐装、宋褙子、马面裙、道袍均为汉服体系中的重要形制，也均可见于Remake设计之中；在图9作品中，原生古着的“牛仔布”面料最早出现在法国罗纳山谷纳梅斯（即尼姆）地区[48]，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淘金热”时期，由商人Levi Strauss等实现规模化应用[49]；而改制后的“褙子”形制源于隋唐，流行于宋[50]，以直领对襟长袍为典型样式[51]。图9作品将Levi’s古着牛仔外套和MONKEY TIME丹宁结合，在保留牛仔布的粗犷质感与水洗痕迹的同时，采用宋褙子的直领、对襟、宽袖、开衩等典型特征，使其兼具耐脏、耐磨特性；既承载美国西部拓荒精神，又以宋代剪裁赋予东方文人的儒雅气质，达成粗犷与细腻风格的融合，展现全新的时尚美学。
5.2 店铺选址中的跨文化体验
近年来，中国一线城市的潮流古着店依托传统民居建筑选址，已成为普遍特征。从北京东城区什刹海、鼓楼大街，到上海的长乐路、巨鹿路，再到广州东山口红砖老洋房……充满历史和生活气息的老城旧街，聚集着许多远近闻名的古着文化空间。这并非偶然，而是民间建筑遗产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和本真性体验（authentic experience）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文化“走出去”具有积极作用。
适应性再利用是指将历史建筑保存下来并鼓励使用者适度创造新功能，而非将其“博物馆化”[52]。古着店的服饰、物件所具有的年代感与传统建筑的时间积淀形成共振，共同创造出具有独特性、可持续性的文化消费场景。舞台本真性概念由Dean MacCannell提出，认为游客渴望进入“后台”寻找真实生活痕迹[53]。在全球化背景下，海内外的标准化购物中心大同小异，呈现鲜明的无地方（Placelessness）感，而当代城市消费的核心诉求则是寻求本真性体验——即对原始的、未被商业侵蚀空间的真实接触[54]。胡同的灰砖肌理，弄堂的树影婆娑，骑楼的独特结构，皆有现代高楼大厦无法复制的时间痕迹；而他们和周围居民区形成的混合生态，让外来群体在无意中达成对当地真实生活图景的体察。
北京胡同的商业和跨文化交流的基因自元代建都即已埋下。民国时期，近代化进程加速，烟袋斜街等胡同出现了北京最早的西装铺、洋货铺、照相馆等外来商业形态，就此形成了中西商业文化并置的空间格局[55]。如今，古着店纷纷择址于京城胡同和历史文化街区，营造了一种跨时空的文化体验，其本质是京城历史中商业与跨文化交流基因的延续。例如，2008年创立的Mega Vintage位于鼓楼东大街胡同内，毗邻南锣鼓巷，地处传统民居与旅游商业的过渡地带，沿袭了“前店后居”的街坊传统；与之邻近的古着店还有位于什刹海街道棠花胡同的荒芜与荆棘、sale vintage胡同里古着仓库等。本地受访者表示“每次带外国朋友逛鼓楼大街，看他们在几家 vintage 店里发现心仪单品时惊喜的表情，就是我作为带队人最开心的时刻”（CS2）“这些外国人不仅仅在这里买到了心仪的衣服，更沉浸式体验了北京的建筑文化与居民区氛围”（CS3）。这些街道上，也随处可见多样化的创意小店、宁静的咖啡馆和精致的手工艺作品馆，这种中西融合的街区语境，使胡同古着店成为本土文化展示的重要媒介。
弄堂是上海民居与商业文化的重要载体。1854年华洋杂居政策颁布后，为追求地产商机，洋商以中国传统立帖式木结构加砖墙承重，效仿伦敦联排住宅形式，建造了“石库门里弄”，这也催生了上海沿街市房（临近街市的小型商业店面）与弄堂摊贩并存的独特商业形态[56]。精品古着店开进弄堂，正是紧密人际关系与文化包容性的自然延续。以宇宙无限有限公司为例，其店铺位于延安中路913弄36号，以木色装修营造90年代复古风格，曾因明星前来打卡而成为潮流地标；尽管已是海内外潮人购物的重要站点，它仍然与周边的徐志摩故居、四名村（上海保护建筑群）等满蕴传统民居气息的场所和谐相融。一位游客表示：“我跟着导航从巨鹿路进入一个小弄堂后，又步行了几分钟，终于找到了店门，店铺和周围拿着蒲扇乘凉的大爷大妈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推门而入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闪着霓虹灯牌的日式和风小庭院，在这里几乎每位游客都会拿出手机拍照打卡”（CS1）。特色民居与时尚产业融合，让外来者看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城市形象。
广州骑楼是外国券柱廊式建筑形式传入后与广东地区的特点长期融合演化而逐步发展成的一种具有岭南特征的建筑形式[57]，本身即具跨文化属性。东山洋房则形成于清末民初华侨归国开发潮。随着1843年广州开埠，华侨、政要麇集于此，将东南亚、澳洲及欧洲“既有前庭后院，又有红砖清水外墙”的建筑形制引入东山口，形成风格融合的独立高档住宅群[58]。2021年政府鼓励在保护前提下发展特色商业、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等产业[59]。
东山口地区的红砖老洋房和骑楼建筑，在融合西洋文化的同时，与vintage复古美学和现代商业相互交融，正如当地主理人所说：“东山口是广州最适合购物的街道，这里的古着店很多都是西式别墅的风格，还有花园、天井、阳台和精美的内部装饰。”（OM4）例如，位于烟墩路3号的东山口慶园，原是一栋尘封了80多年的民国小洋房，却因租给一家古着店而重焕新生。店内装修考究，暗色系花砖、复古彩色玻璃窗、老式储物柜均维持百年前民国时期的原貌，已成为海内外游人来到东山的“打卡地”。还有开在红砖老洋房里的窝菜开心（东山口店）、坐落在百米骑楼街的1977古着仓库（越秀区中山六路255号）等，彰显了当地的文化风貌。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作为媒介的古着”为核心概念，围绕“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维度，考察了中古服装在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揭示了古着作为物质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及机制。主要形成以下结论：
第一，古着是外来文化“引进来”的媒介。对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发现，古着消费者对“风格”的关注远高于对“价格”的关注，这标志着本土古着消费已然超越了经济需求，迈入了以意义表达为核心的消费阶段。此外，古着的物质性触发了消费者有关异域空间、历史时间和文化群体的想象；本土消费者通过“跨地域的文化溯源”“跨时间的历史感知”“跨圈层的个性实践”三种形式，实现对外来文化元素的解码与意义重构。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并非被动对外来文化照单全收，而是将外来文化符号融入本土的审美与生活方式中，实现文化的在地生根。
第二，古着是本土文化“走出去”的媒介。本土从业者主要通过两种策略使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时尚对话：一方面，Remake设计师对国际品牌古着进行解构与中式元素的再植入，或将民族风与原生海外古着拼接重组，创造出文化相融的跨文化交流载体。另一方面，大量精品古着店铺选址于传统民居建筑之中，将单纯的购物体验延展为对中国传统建筑和坊间文化的沉浸式接触。
值得注意的是，在跨文化传播层面，尽管国内古着再制的创新设计涌现，但总体上中国古着市场长期呈现单向度特征——大量欧美和日本的古着涌入国内市场，而承载中国文化元素的本土古着及Remake产品，因缺少合规的出口渠道和国际版权合作支撑，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古着消费仍停留在以“外来文化消费”为主的阶段，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外文化对话”。此外，中国本土的经典品牌和民族服装、本土化改良服装（如中式军大衣等），由于保存不当或材质做工不佳，在历史传承中存在明显断层；中国旧衣回收体系起步也相对较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式本土古着的产生与传播。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样本集中于一线城市，尚未覆盖成都、杭州等古着产业崛起的新一线城市，代表性尚有提升空间。其次，研究方法以质性为主，后续可采用量化研究作为补充。最后，对“走出去”的效果考察尚不充分。此外，古着再制产品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新兴技术在古着鉴别与流通中的应用前景等延伸议题，也有待后续探索。
作者信息
袁子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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