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开明难救的颓局》、人民网《川岛浪速导演"满蒙独立"闹剧》、《善耆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善耆与大仓喜八郎借款备忘录》、王庆祥《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孙燕京、周福振《善耆与清末新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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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大清王朝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的那天，北京城外表上还是老样子。
胡同里有人挑着货担叫卖，茶馆里有人闲聊，城根儿底下的孩子还在追着滚铁环。
可每个人都知道，某个东西碎了，碎得彻彻底底，再也拼不回来。
肃亲王善耆站在自己的王府里，看着那份退位诏书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他没有在上面签字。
同族那些亲王贵胄们争先恐后地盖章、领钱、商量优待条件，他却一个字也没写。
不是因为他不清醒——恰恰相反，他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里清醒得最令人痛苦的一个。
他看得懂大势，他知道大清已经完了。
可正是因为看得清，他才比任何人都不甘心。
这一年，他的第十四个女儿爱新觉罗·显玗，刚满六岁。
孩子还小，还不懂父亲这段日子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那些深夜来王府密会的日本人是谁，也不知道父亲在一些密函上写的是什么内容。
她只知道，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会说汉话的日本男人，叫川岛浪速，父亲跟他喝了好几顿酒，谈了好几夜。
然后，父亲把她叫过来，郑重地看了她很久。
此后不久，这个六岁的小姑娘便漂洋过海，改名川岛芳子，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一段扭曲到底的人生。
而那段长达三十余年、令无数中国人流离失所的国难，有一条线始终与善耆这个名字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善耆这个人，打小就不是普通的王爷，他清廉、能干、目光长远，在那个腐烂到底的皇族圈子里，是一个真实的异类。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大清覆灭之后，把所有的能干与清醒，全部押在了一场没有赢面的复辟赌局上——
把女儿当筹码，把东三省的矿产抵押出去，把满蒙的土地拱手相让，换来的却是两次满蒙独立运动的彻底失败，和一段牵连三十年、难以厘清的历史悲剧。
当人们打开那段布满血与火的东北沦陷史，翻到最初的源头，就会发现善耆送走那个六岁女儿的那天，某些历史的裂缝，已经悄悄开始扩大了......
【一】铁帽子王的另一面：清廉、能干，又格格不入
同治五年（1866年），善耆出生于北京。
他这一支的来头不小——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的第十代嫡孙，是清代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一，爵位传了十代，传到善耆手里，王位不降，名分不减。
但善耆这个人，从年轻时候起就跟那帮成天养尊处优、斗鸡遛鸟的旗人子弟画风不同。
他从小习武，英武过人，据说街市上曾徒手夺下过洋流氓手枪，虽然真假难考，但足以说明此人在同龄宗室子弟里的与众不同。
他书法秀媚，工于小词，思维敏捷，与人应对从不落下风。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善耆父亲隆懃去世，善耆正式承袭肃亲王爵位，此后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步军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每换一个位置，都有实实在在的政绩留下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
临跑之前，把善耆留下来，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一同负责留守北京处理善后。
这活儿要多难有多难：外面洋兵横行，里面乱成一锅粥，王府也在这场庚子之变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彻底烧毁。
可善耆接了这差事，没有一声抱怨。
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段混乱时期，善耆做了一件日后改变中国的事——他着手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察制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善耆出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在不到一年零八个月的任职时间里，着力整顿京城治安体系，参与开设北京警务学堂，协助建立警察培训制度。
一个王爷，在乱兵横行、洋人横行的北京城里，生生搭出了一套警政框架。
史料称其为"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缔造者之一"，并非虚言。
与建立警政相比，善耆做的另一件事更能说明他这个人的性格。
庚子之变把肃亲王府烧成了废墟，朝廷出于补偿之意，把崇文门正监督这个肥缺交给了他。
崇文门监督是清代京师的税务总管，统管崇文税务总局及23个分局，负责征收出入京城的各种货税，是人人眼红的肥差。
朝廷还特意体贴地将原本每年30万两的上缴定额降至12万两，剩下的任由善耆中饱私囊。
善耆不领这个情。
就任第一天，他就大刀阔斧地整顿官吏，严禁贪污受贿。
不到一年，崇文门监督收纳的税金扣除支出后竟高达60余万两，善耆自己一两没留，全额上缴国库。
他还改革了征税规则：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
以往商民入关由经纪人包揽上税并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直接砍掉中间的盘剥环节。
结果，那些靠着关系进来准备借机发财的人坐不住了，庆亲王奕劻背后撑腰的那批油水官员纷纷告状。
奕劻表面称赞善耆清廉，私下骂他"不知好歹的年轻人"。
没过多久，善耆就被参奏弹劾，惨遭罢免。
当时的朝廷重臣孙宝瑄留下一句话，后来被人一再引用，大意是：得到能干的人容易，得到廉洁的人难；得到廉洁的人容易，得到廉洁而能体察下情的人更难——若是天下办事的人都像肃王这样，何愁百废不能俱兴。
就连慈禧，据说对着善耆的廉洁也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若是人人都像善耆那样，谁还愿意去做崇文门税关监督这样的职务。
这话到底是夸还是刺，见仁见智。
罢免之后，善耆并没有从此沉默。
他先后出任镶黄旗蒙古都统、理藩院管理巡抚大臣，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
因为他与蒙古王公之间有联姻和师徒关系——蒙古王中最有势力的喀喇沁王的福晋是他妹妹——朝廷认为他最适合管理与蒙古相关的事务，于是他在边疆政务上又干出了一段实绩。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还是他力主奏请，王府井大街路东建成了"东安市场"，大小店铺相继涌现，街道也得到拓展整修，成为北京的一大商业区，影响持续至今。
他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设女座，楼下设男座，打破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旧规，在北京一时广为流传。
这就是善耆：在那个腐败横行、投机者遍地的宗室圈子里，他是少见的清廉能干之人；在那个守旧当道的晚清朝廷里，他是罕见的开明务实之人。
但"开明"和"务实"这两个词，对善耆来说有一个隐藏的前提——那就是大清朝的江山还在。
一旦这个前提消失，他所有的开明，就会变成执念；
所有的能干，就会用来干一件完全走反的事。
【二】救了汪精卫，也为自己种下了一颗改变历史的种子
了解善耆这个人，有一件事不能跳过——那就是他对汪精卫的那次手下留情。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秘密潜入北京，图谋刺杀清廷摄政王、溥仪的生父载沣，地点选在什刹海边的银锭桥。
然而行刺失败，汪精卫与同党黄复生随后被当局顺藤摸瓜追查，于同年三月七日被捕。
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汪精卫必死无疑。
刺杀摄政王，这是什么性质的罪，不用细说。
那些顽固官僚大多主张严惩，声音最响亮的正是庆亲王奕劻一派。
案子交到善耆手里审理。
善耆审案期间，翻阅了汪精卫的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看完之后，他没有按照多数人的期待来。
他认为，清王朝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此时若再杀几个革命党人，除了逼更多人铤而走险，别无好处；不如以怀柔手段应对，说不定还能争取人心。
在他力主之下，汪精卫被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从轻发落，仅判永远监禁，不久之后更得以释放。
案件审理期间，善耆多次亲赴狱中探视汪精卫，想借机做思想工作，盼着把他招为己用。
结果两人每次谈话都像一场辩论赛，旗鼓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
善耆私下半开玩笑地对人说：若不是生于王族，他早就去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汪精卫见善耆谈吐文雅、见识高远，非昏庸无能的官僚可比，也心生敬佩，后来被人问起对善耆的印象，汪精卫只说了一句："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后来宣统三年（1911年）10月，张绍曾和蓝天蔚在滦州发动"兵谏"，清廷被迫颁布罪己诏、宣布解除党禁、特赦"国事犯"。
善耆抓住这个机会，建议朝廷释放汪精卫，随即被采纳。
这件事，在善耆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记，没有人说得清。
他救了汪精卫，却无法阻挡革命的浪潮；他认同变革，却不肯放弃维护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立场。
这种矛盾，在他身上始终并行存在，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化解。
而就在这段时间，一个将深刻影响善耆后半生轨迹的日本人，已经走进了他的生命里。
庚子事变期间，善耆听说一个日本人川岛浪速，在动乱中为保全皇宫出了大力，专门登门拜谢。
两人一见之下，颇为投契。
川岛浪速（1866年-1949年）出生于日本信浓国松本城下，是典型的"大陆浪人"——那种以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谋求日本扩张利益为己任的日本政客。
他早在1886年就渡海到中国活动，参加过甲午战争，精通汉语，在中国的政界、军界都广结人脉。
善耆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期间，川岛浪速以帮助建立北京警务学堂为契机，进一步加深了与善耆的关系。
川岛深知利用善耆的影响力对日本大有好处，于是不遗余力地接近他，在善耆被罢官之后第一时间登门，说出那番"此乃天赐休养之机，专心读书修心"的话来宽慰，令善耆将他视为知己。
两人越走越近，越来越密。
善耆曾对川岛说，大清王朝已如腐朽糜烂之屋，须得从根本上重新建筑。
川岛表示深以为然，并暗中给善耆出谋划策，借助其在日本军部的关系为善耆的未来盘算。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
同年12月，清廷在列强斡旋下被迫走向谈判，大势已不可逆转。
川岛浪速联合日本参谋本部的将校贵志弥次郎、小矶国昭等人，开始秘密谋划：协助善耆出走北京，以旅顺为根据地，伺机推动"满蒙独立"。
这个计划，就是后来那场国难的最初设计图。
【三】拒不签字，出走旅顺，一条复辟路越走越窄
1912年2月2日，清朝肃亲王善耆秘密逃出北京，6日抵达旅顺，受到关东都督府的热情接待。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姿态：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
退位诏书要在宗室亲王里征集签名，以示顺应大势。
那些平日里锦衣玉食的王爷们，大部分都没有犹豫太久，毕竟"优待条件"写得清清楚楚：皇室仍保有尊号，每年由民国政府拨给四百万两银子，住在紫禁城里，体面不减。
领钱过日子，比打仗来得稳当。
善耆不肯。
他是宗社党的骨干成员——宗社党是辛亥革命前后由满族宗室贵族和保守官僚组成的政治团体，主张对南方革命党武力对抗，坚决反对退位。
善耆与铁良、良弼等人都是宗社党的核心成员，其中良弼于1912年1月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后，宗社党失去了重要骨干，政治上的抵抗空间越来越小。
大势已然如此，但善耆仍不愿接受。
他不是不明白，只是不接受。
在川岛浪速的一手安排下，善耆被乔装打扮成商人，悄悄离开北京，辗转抵达日本控制下的旅顺。
关东都督府将民政长官的官邸提供给他作住所，日本外务省与陆、海军当局协商，向驻旅顺官员发出指示：对肃亲王要给予保护，提供方便。
在旅顺，善耆以这里为据点，开始筹谋复辟大清的方案。
他的计划是：联络蒙古王公、招募宗社党残余势力，以满蒙地区为根据地，伺机从外部打回来。
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参谋本部里的部分将校愿意为他提供支持，川岛浪速则担任两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1912年春，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正式启动。
川岛浪速联络多名日本军人协助，包括高山公通大佐、松井清助大尉、多贺宗之少佐等人参与其中，北京守备队队长菊池武夫暗中给以配合。
日方安排人在东北各地秘密串联，试图拉拢喀喇沁王、巴林王等蒙古贵族起兵呼应，同时还联系了当时在东北握有相当兵力的张作霖，希望争取他的支持——但张作霖明确拒绝了。
军火也在暗中运转。
日方通过满铁将装备一个步骑混成旅团的武器弹药伪装成普通货物运达公主岭，存入当地三井仓库，再由松井大尉等人装上50多辆大车，伪称农业机具，向内蒙古转运。
然而，车队在途中被中国军队发现，武器全被查扣焚毁。
东三省当局随即连续破获了宗社党在开原、公主岭、怀德、宽甸、海城等地的秘密机关，宗社党在东北的势力遭到严重打击。
加之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西园寺内阁对川岛浪速等人的计划极力反对，日本参谋本部随即下令中止。
川岛浪速被急电召回东京，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此以失败告终。
然而善耆并没有死心。
退路越来越窄，复辟的代价却越来越大。
为了下一次的机会，善耆开始搜罗所有能用上的资源，而他手头最值钱的筹码，就是爱新觉罗家族在东三省的领地与矿产资源。
于此同时，他还有一张牌，那是他一直没有舍得打出来的——他的第十四个女儿，那个才六岁的显玗。
【四】把六岁的女儿当筹码——一份父女之间最沉重的交换
1912年，善耆到达旅顺不久，就开始落实一件他已经考虑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事。
他要把自己的第十四女爱新觉罗·显玗，过继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为养女，送往日本。
显玗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农历四月十二日，母亲是善耆的侧福晋张佳氏，福荣之女。
善耆为她取字"东珍"，意为东方的珍宝——这是父亲给女儿起的名字，从字面上看，带着明显的珍视之意。
然而正是这个被父亲称为"东方的珍宝"的女儿，成了善耆在政治棋盘上落下的一枚棋子。
善耆的算盘并不复杂：他需要日本的支持，而川岛浪速正是他打通日本军方人脉的关键渠道。
把女儿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一方面可以把两家的关系从政治同盟变成准亲属关系，让这条纽带更稳固；
另一方面，一个清朝皇族的女儿在日本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反复使用的政治符号——在日本人眼里，这代表满清皇室对日本的认可与信赖；
在复辟运动里，她将来可以成为一张名义上的旗帜。
至于这个六岁的孩子此后的命运，在那张复辟大棋的设计图里，根本没有单独占到一格。
1912年，显玗被正式过继给川岛浪速，更名川岛芳子，此后随养父赴日本，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
她在日本接受的，是一套以军国主义为底色的严苛教育，外加川岛浪速亲自传授的政治、军事、情报等知识。
站在旅顺送走女儿的那天，善耆究竟是怎么想的，史书里没有记载。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这天起，那个叫显玗、字东珍的小姑娘，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名册里还有名字，在这个父亲的政治蓝图里却只剩下了一个功能。
孩子走后，善耆的筹码动用得更彻底了。
1915年夏，袁世凯帝制运动引发各省反对，南北政局再度陷入混乱，川岛浪速等人认为时机已到，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开始启动。
这一次，日本财阀大仓组出面，以肃亲王在满蒙的领地作为抵押，为宗社党提供了100万日元的巨额贷款，其中50万元专门作为独立运动的军费。
三菱财阀也曾多次给川岛浪速提供资助。
日本参谋本部派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等人亲赴东北具体"指导"，川岛浪速则操控宗社党在大连等地网罗土匪约2000余人，伪装成劳工集中训练。
善耆名下的土地，换来了日本人的资金与军械。
这笔交换，日后将以另一种方式找回代价。
与此同时，策划中还有一步棋，是以显玗——也就是已经改名川岛芳子的那个女儿——许配给蒙古贵族作为联姻工具，以此绑定蒙古王公对独立运动的支持。
川岛浪速将被自己玷污的养女川岛芳子嫁给蒙古骑马队首领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这门婚事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川岛芳子的幸福，而是为了把蒙古贵族与独立运动捆绑在一起。
这一切，都是那个六岁时被父亲送出去的小姑娘一步步走向深渊的铺垫。
然而，就在这场精心筹划的大棋即将落子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从北京传来——
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突然病逝，日本政府随即改变方针，决定转而支持继任者黎元洪，以此调整对华关系。
参谋本部随即下令，解散在东北集结的满洲举事团，日本特使柴四郎与滨田大佐在1916年8月16日赶到满洲，正式宣布解散。
同年7月，巴布扎布在洮南一带遭北洋军围剿，本人在林西县被击毙，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就此落幕，再次以失败告终。
善耆把女儿押进去了，把土地押进去了，把百万日元的债务压在了爱新觉罗家族名下，换来的，是两次彻底失败的收场。
此时已是1916年，善耆在旅顺的日子越来越难熬，身体状况也开始每况愈下。
而那个被他送出去的第十四女，还在日本的学校里过着一段外人看来体面、实则满是灰暗的少年岁月，浑然不知父亲的棋局已经走向了死局。
不过，这个女儿日后的所作所为，早已超出了父亲当初设计这枚棋子时所能预见的范围——而年近花甲的养父川岛浪速也在这时盯上了这个妙龄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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