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燕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打造特产：地方政府重塑自然风土的逻辑及实践机制
——以Z县乌龙茶产业的发展为例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 | 颜燕华
责任编辑 |周逸然
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以Z县茶产业为例，结合清晰化理论视角与农业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提出“打造特产”的分析框架，考察地方政府如何通过行政技术将模糊的自然风土重构为清晰的治理对象。研究发现，这一过程沿着空间的行政划界、技艺的标准量化与主体的代理化治理三重机制展开，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非预期的生态和社会影响。本文强调，将物质性带回农业治理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相关产业政策的运作机制与适用边界。
一、现象与问题
过去二十多年来，以地理标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s,简称GIs）为基础的“特产经济”已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工具。截至2024年底，中国累计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与注册的地理标志商标共计9946件（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025）。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地理标志建设成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截至2020年10月底，有超六成贫困县拥有地理标志（谷业凯，2020）。多数地理标志产业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显著的规模扩张，并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这种发展模式构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与此同时，部分由行政力量强力推动的地理标志产业，在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之后，也出现了产品品质波动、生态压力增加乃至产业转型受阻等问题，这些现象也引发了关于此类发展模式可持续性的讨论。中国东南地区A市曾是国内重要的柑橘产区，Z县则为国内知名的乌龙茶主产区之一。 这两个地区都曾依托国家推行的“一县一品”战略，通过申请和培育农产品地理标志，成功地将本地特色物产打造为风靡全国的产业名片。其中，A市的地方特色产业后来因规模快速扩张，病害防控压力增加，进而出现“柑橘之乡无柑橘”的情况。本文关注的Z县乌龙茶产业，也在经历政府主导的标准化改造并实现繁荣发展后，从原先的高速扩张进入亟需提质转型的新阶段。
对于Z县乌龙茶产业及类似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业从快速扩张到面临提质转型瓶颈的演化过程，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将其视为市场周期的自然表现，即认为农产品受供需关系波动影响，农业产业的扩张与调整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然而，这种泛化的市场视角不足以充分把握中国特色农业转型中独特的制度逻辑。与纯粹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不同，Z县乌龙茶产业的发展并非完全基于要素禀赋的自然演化，而是深受地方政府介入的影响。在Z县，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是，地方政府围绕地理标志开展的一系列治理行为，在产业培育与品牌建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在长期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非预期的生态和社会影响。由此引发的社会学问题是，旨在保护地方独特性、提升农产品价值的地理标志制度，在中国语境下究竟通过何种机制落地实施？地方政府的行政技术与地方自然及社会生态之间构成怎样的互动关系？
针对中国地方特色产业为何快速发展这一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两条脉络展开解释。第一条脉络基于消费社会学与市场转型的视角，倾向于将地理标志产品的兴起视为应对食品安全危机、重建市场信任的产物（Goodman，2004；颜青琪，2018）。这类研究强调，消费者对产品“正宗性”与“可追溯性”的需求拉动了产业升级。这类研究往往预设“特产”是自然存在的，忽视了行政力量对地方特产的定义和建构过程。第二个脉络基于政治经济学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聚焦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相关研究基于“锦标赛体制”“项目制”及“行政发包”等概念，分析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发展的政治动力与组织行为（刘军强等，2017；符平，2018；刘蓝予、周黎安，2020）。然而，这类研究大多将农业产业发展视为抽象的经济指标或治理任务，重点关注政府如何管理人员、分配资源，却普遍忽视了治理对象本身的“物质性”（materiality）。
农业产业的治理往往需要作用于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农作物、生态系统，以及深嵌于社区历史的技艺传统。农业治理不同于工业治理，其核心张力源于追求确定性和标准化的科层治理与充满不确定性和弹性的农业生产过程之间的矛盾。既有解释虽然厘清了政府“为何”介入（动力机制），却未能打开政府“如何”介入（实践机制）的黑箱，尤其相对缺乏对行政技术如何重塑自然地理与生产技艺的微观考察。
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憾，本文以Z县乌龙茶产业的发展过程为个案，构建“打造特产”这一分析框架。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强调顺应自然与传承历史的“风土”（terroir）概念，在本文语境中，“打造特产”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农业产业化，利用空间划界、标准制定和组织重组的行政技术，对模糊的自然风土进行系统性重构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分析框架刻画的是行政力量深度介入并主导品牌建构的一类典型情境，并不试图概括所有县域政府培育地方特色产业的实践方式。
基于对Z县乌龙茶产业发展过程的田野考察，本文的主要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空间维度上，地方政府以行政管辖边界替代自然风土的连续分布来划定地理标志的保护范围，这一做法在降低品牌管理成本的同时，也制造了县域之间“同质排斥”与县域内部“异质吸纳”的现象，使得行政边界两侧出现了由制度划界而非品质差异决定的价格级差。第二，在技艺维度上，政府通过筛选主导品种和制定科学指标，将多样化的种植传统与依赖具身经验的制茶技艺转化为可复制的标准流程。这在快速提升品牌辨识度的同时，也削弱了生态多样性的防护屏障，以及技艺传承的社会基础。第三，在组织维度上，政府以经营规模为核心依据设定准入门槛，将地理标志的使用权从广大小农转移至少数龙头企业，由后者充当产业治理的代理人。这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实际耕作者与产品声誉之间的内生联结。上述三重机制共同表明，打造特产是行政逻辑与物质性持续互动的过程，其产业成效与内在张力均根植于这一互动之中。本文据此提出，将物质性维度纳入农业治理分析，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地理标志制度的运作机制与适用边界。
下文将分三部分展开：首先，梳理相关理论脉络并提出分析框架；其次，基于Z县的田野调查资料，从空间的行政划界、技艺的标准量化以及主体的代理化治理三个维度，详细剖析打造特产的微观机制；最后，讨论这一治理逻辑对生态与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本文聚焦地方政府介入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机制及其对生态与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围绕这一问题，既有文献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奠定了讨论基础。西方语境下的“风土”与地理标志研究提供了理解地方性产品价值来源的理论起点。本土语境下关于“特产热”与政府行为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农业转型的制度动力与政治逻辑。然而，这两条脉络在解释政府“如何”介入并重塑具体农业生产环节时均显不足，尤其相对缺乏对治理对象本身物质性的关注，这构成了本文理论推进的切入点。下文依次梳理上述三条文献脉络。
（一）西方语境下的“风土”与地理标志
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语境下，地理标志制度的兴起是对此前盛行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m）范式的反思，并被社会学界广泛视为全球农业食品体系“质量转向”（the quality turn）的关键表征（Goodman，2004）。这一转向试图将食品重新嵌入特定的自然生态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这一理论图景中，风土成为连接自然、文化与产品的关键。风土不仅指涉土壤、气候、海拔等自然地理要素，也包含一个地区长期积累的农耕技艺与文化惯习。有学者将风土概念简洁地概括为“地方即风味”（place is flavor）（Trubek，2008），即产品的独特性由特定地方的“自然—社会”混合体决定。此外，风土概念隐含着对时间的敬畏，它强调当下的生产是对历史遗产的继承与再现，因此具有某种不可复制的神圣性（Barham，2003）。
在西方食物与农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的视域下，这种对风土的强调构建了一种独特的“道德经济”叙事，即假设小规模的、基于地方知识的生产方式在道德上优于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工业化农业。消费者对地理标志产品的选购，不仅是消费者展现自身美学品味、寻求社会区隔的方式，而且是他们以反思性实践回应自身对社会和环境关切的过程（Tregear & Giraud，2011）。在此意义上，地理标志认证被视为一种社会保护机制：地理标志产品通过强调人、土地与传统的有机联系来抵御工业化农业的同质化冲击，从而保护小规模生产者与地方性知识。在这一语境下，地理标志的治理往往依托于生产者协会的自发行动，旨在维护一种先在于市场的文化与生态秩序（Gade，2004）。
当然，西方学界并未对风土概念保持不切实际的浪漫化想象。一些研究表明，风土话语常常被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垄断，成为其维护自身阶级地位与经济特权的工具（Demossier，2011；Besky，2015）。在这些批判性视角中，西方地理标志制度的运作仍被理解为市场与社会的博弈，这类视角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与市场化进程中保留地方的自然和文化特性。然而，当地理标志制度移植到中国时，其运作逻辑呈现与西方原生语境不同的鲜明特征。在治理结构上，中国的地理标志认证具有较强的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特征。既有的风土研究虽然提供了理解地方性产品价值来源的起点，却难以解释当国家和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并主导风土构建时，地方农业系统发生的结构性转变。这正是本文试图通过“打造特产”这一框架回应的核心议题。
（二）本土语境下的“特产热”与政府行为
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对传统生产关系的强调，中国的地理标志实践更多地嵌入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之中。针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现象，既有研究主要从消费动力与政府行为两个维度展开解释。
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界倾向于将地理标志的繁荣归因于中国社会消费结构的转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与食品安全意识的觉醒，消费者试图在匿名化的大规模市场中寻找具有可追溯性与正宗性的食品，以重建对食物体系的信任（颜青琪，2018；郭于华，2020）。地理标志不仅提供了产品的原产地证明，还承载着关于自然与传统的想象，因而被视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重要中介（Zhao et al.，2014）。这一解释路径虽然指出了市场需求侧的拉力，但往往预设消费者的偏好是自发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中国语境下，正宗性的标准很多是由行政力量通过评比、认证与宣传主导构建的。
另一部分学者聚焦于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强调在晋升锦标赛与项目制的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发展区域经济与争取上级资源的双重压力（周黎安，2007；渠敬东，2012；龚为纲、张谦，2016）。地理标志因其能够整合品牌资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并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经营乡村、提升政绩的理想抓手（Tan & Ding，2010）。既有研究详尽地剖析了政府介入产业发展的动机，并指出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短期行为等问题（荀丽丽、包智明，2007;冯猛，2014；黄宗智等，2014；刘军强等，2017）。
尽管上述两种路径分别从市场需求与政府行为的角度揭示了地理标志产品在中国兴起的动力机制，但它们在解释产业实践的微观过程时仍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既有讨论多将地方政府视为资源的动员者或市场的干预者，主要关注其“为何”推动产业发展，却较少深入考察其“如何”介入并重塑具体的农业生产环节。例如，既有研究难以解释，在地方政府追求产业化的过程中，为何品种单一化会取代多样化种植的传统，为何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会置换农民的经验知识，以及为何龙头企业会成为主要的政策扶持对象，而小农户却逐渐边缘化，等等。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对政府角色的分析不能停留于发展产业的动机层面，而需进一步探析其产业治理的实践逻辑。 换言之，地理标志制度在中国的实践，不仅是消费转型驱动的市场行为，更是政府运用其技术理性系统重塑自然风土与生产关系的过程。因此，本文通过引入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清晰化（legibility）分析视角，力图探究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将模糊的自然风土转化为清晰可控的产业要素，进而分析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三）治理视角及其拓展：从清晰化逻辑到物质性维度
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提出的清晰化概念，为理解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治理中的实践逻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斯科特，2019：14）。斯科特指出，现代国家为了实现有效的征税、征兵和管控，必须将原本混杂、流动且难以统计的社会与自然现实，简化为标准的数据和分类体系（斯科特，2019：14）。在农业领域，这表现为一种行政简化的倾向，将复杂的混农林系统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单一种植林，便是其中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斯科特，2019：4-22）。对于科层制而言，只有那些能够被测量、被标准化的事物，才是“可读”（readable）的，从而才是可管理的（斯科特，2019：11）。
然而，直接套用斯科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当下以地理标志构造为特点的农业实践，仍存在一定的理论适配局限。在斯科特看来，国家进行简化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政治秩序和汲取资源。但在中国Z县乌龙茶产业的案例中，政府对风土的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好管”，也是为了“好卖”。借用艾约博（Jacob Eyferth）的说法，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不仅有“国家的视角”，也有“市场的嗅觉”（艾约博，2016:229），即政府需要捕捉市场机会与消费者需求。在地理标志产品的构造中，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标准化的技术治理，塑造本应依托自然和传统技艺独特性生成的市场信誉。也就是说，清晰化对治理者而言不仅是控制的工具，也是价值生产的手段。这是本文试图对斯科特理论视角进行的第一个补充。
与此同时，斯科特（2019：4-22）用以阐明清晰化逻辑及其限度的最核心案例——德国林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技术理性与自然物性之间张力的经典寓言。在林业科学的指引下，政府将复杂的混交林简化为整齐划一的单一树种人工林。起初，林木产量大幅提升，但在第二轮轮伐期内，土壤板结、养分枯竭、病虫害暴发等生态问题接踵而至。这一案例呼应了发展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经典议题，其核心是技术理性对可量化、可标准化的追求，与自然物性的内在节律以及地方社会纹理之间，持续存在难以消解的张力（Mann & Dickinson, 1978；Goodman, 2001）。然而，既有研究在援引斯科特理论框架时多聚焦斯科特关于政治控制与反抗的论述，却较少关注其经典案例中蕴含的物质性维度。中国农业治理的相关讨论尤其存在这一倾向。例如，关于中国项目制的研究为理解清晰化提供了具体的制度语境，揭示了基层政府如何采用技术治理策略回应上级的数目字考核（周雪光，2008；龚为纲、张谦，2016）。但这类研究主要讨论技术治理对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影响，治理对象本身的物质性则被置于分析视野之外。
21世纪以来在乡村与农政研究领域迅速兴起的物质性转向，为重新彰显这一被遮蔽的物质性维度提供了理论资源。这一转向强调，必须将具身性、实践性以及非人实体的能动性重新带回发展研究的中心（Bray et al.， 2019；潘璐，2024；吴小沔、颜燕华，2025），主张农业产业发展的成效不仅受制于行政意志与市场力量，更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物质世界内在联系与自然规律的理解与顺应程度。在此视角下，自然不再是制度安排或资本逻辑的被动载体，而是具有本体实在性、能动且充满活力的存在（Goodman，2001）。不同物质属性的作物，在国家治理与资本积累实践中扮演着差异化的角色。例如，具有易测绘和易存储特性的“政治性作物”（political crops）往往有助于国家权力的延伸与社会稳定（Scott，2022）；而具有多种用途转化能力的“投机性作物”（speculative crops）则为资本的跨领域积累提供了便利（Matthan，2022）。这些研究共同表明，物质性并非治理过程的背景条件，而是形塑治理结果的实质性力量。
当我们将上述物质性视角引入对清晰化逻辑的分析时，便可以切入一个既有讨论较少触及的分析层面，即当行政技术对农业产业进行清晰化改造时，作物的生长周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及制作技艺的具身性等物质属性，并非可以被治理者任意改造的中性素材，而是以自身的运作节律对行政干预作出回应的能动力量。这意味着治理实践的实际后果，并不能仅仅从制度安排或行政意图中推演出来，还需要将治理对象的物质属性纳入考察后方能得知。这一思路构成了本文分析框架的基本立足点。
（四）分析框架：打造特产
本文构建“打造特产”分析框架，用以解读地方政府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治理实践。这里所说的“打造特产”，是指地方政府将地方土特产培育为地方特色产业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也是地理标志产品的培育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产权与法律层面，而在于其背后的农业产业化治理机制与治理效应。在本文的语境下，“特产”不仅是自然生成的地方物产，更是被行政力量介入打造的治理产品。政府为了实现农业产业化，利用行政技术对“模糊”的自然风土进行系统性改造，这一改造可具体分解为三重机制，每一重机制均是对一类物质性的特定回应。
第一重机制是空间的行政划界，它回应的是自然地理的物质性，即土壤、海拔、微气候等环境要素在空间上的连续性与不均质性。行政逻辑以清晰的行政边界替代模糊的自然边界，将原属公共资源的风土转化为排他性的区域资产。这种回应方式的可能代价是抹平了保护区内部的自然级差，并在行政边界两侧制造了“同质排斥”与“异质吸纳”的错位。
第二重机制是技艺的标准量化，它所回应的是生物物性与具身知识的物质性，即茶树品种的多样性与制茶技艺的默会性、身体性。行政逻辑通过筛选单一品种和设定茶叶制作过程的科学指标，将多样化、依赖经验的生产过程转化为可复制、可监督的标准流程。这种回应方式在提升品牌辨识度与规模化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加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并削弱技艺传承的具身性和社会基础。
第三重机制是主体的代理化治理，它所回应的是生产主体组织形态的物质性，即小农数量多，经营规模小，这与科层治理所需的可监督性形成张力。行政逻辑通过设置规模门槛，将地理标志的使用权从广大小农转移至少数龙头企业，由后者充当治理代理人。这种回应方式或许能降低治理成本，但也可能切断广大小农与产品声誉之间的内生联结。
上述三重机制共同表明，“打造特产”并非纯粹的制度安排或组织策略，而是行政逻辑与物质性持续互动的过程。下文将围绕这三重机制展开经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生态和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简况
鉴于本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揭示特产打造的微观机制，本文选择个案研究来刻画这一运作机制及其实际影响。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Z县乌龙茶产业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追溯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空间划界、标准制定和组织代理等一系列治理技术，将模糊的自然风土转化为清晰的治理对象。
本研究选取的Z县位于中国东南地区，是国内乌龙茶的重要产区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Z县茶产业处于自发发展的阶段。农户根据各自所在村落的海拔、朝向和土壤条件选择适宜的品种，形成了“一村一味”甚至“一山一韵”的多样化种植格局。彼时，Z县的茶叶虽然在福建和广东地区享有一定声誉，但尚未进入全国性的消费市场，产品附加值有限，茶农收入也相对微薄。转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一县一品”战略的推行以及地理标志制度在中国的逐步引入，Z县政府开始将茶产业视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抓手，并围绕品种推广、品牌打造、市场开拓等方面作出了系统性的政策部署。2004年，Z县主推的“青种乌龙”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标志着该县茶产业正式进入行政力量深度介入的产业化阶段。21世纪前十年是该县茶产业的快速扩张期。在政府的持续推动下，茶园面积大幅扩展，青种乌龙迅速在全县种植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Z县乌龙茶的市场影响力由地方逐步辐射至全国主要消费市场，茶产业一跃成为带动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柱产业。然而，2012年后，品种过度单一化所累积的负面效应集中显现：茶园病虫害发生频次更高，农资投入持续攀升，部分批次产品因农药残留与品质波动，市场对该地域品牌的信任度下滑。Z县茶产业由此进入亟需提质转型的新阶段。
本研究选择Z县乌龙茶产业作为个案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第一，这一案例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的代表性。Z县是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的示范区。地方政府深度介入茶产业的打造，使原本只有少数村落种植的土特产发展为风靡全国的特色产业。这种“一县一品”的发展路径，反映了中国大多数农业县域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普遍境遇。第二，Z县茶产业的演化过程具有典型性。该产业的完整发展周期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行政理性在不同阶段呈现的不同特征与效能。
本文的田野调查工作从2018年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24年8月。本文分析的材料包括三部分。第一，笔者于2019年6—7月、2021年7月分别在一个茶村和一个茶企进行参与观察，形成了对当地茶产业发展状况的初步认识。第二，除了驻村和驻厂调查外，笔者广泛收集了Z县1990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Z县茶产业发展规划》及相关技术标准文件。这些文本资料不仅是重建历史事实的依据，也是剖析行政理性如何定义风土的重要材料。第三，笔者在不同时间段对37人开展共计55次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覆盖了“打造特产”链条上的核心主体，包括县农业农村局和茶业局等部门的现任及退休干部、龙头企业负责人、茶商、制茶工艺师和普通茶农等。
四、打造特产的三重机制
地理标志认证的基础是农产品根植的风土。风土包含地理环境、技艺知识和本地文化三重维度（Barham，2003）。在中国语境下，特产的基本内涵与西方的风土概念密切相关。根据中国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标志产品应当具备地域性、特异性和关联性。
地域性是地理标志产品的全部生产环节或者主要生产环节应当发生在限定的地域范围内。特异性是产品具有较明显的质量特色、特定声誉或者其他特性。关联性是产品的特异性由特定地域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所决定。
地理标志认证是对一个地方风土的确证，因而也是对其勾连的地理环境、制造技艺和文化传统的价值确证。地方政府将土特产改造成特色产业的过程，即本文所说的“打造特产”的过程，亦即对当地地理环境、制造技艺和文化传统进行全面重塑的过程。
（一）空间的行政划界：从自然地理到治理单元
在打造特产的逻辑链条中，首要环节是界定产品生产的空间边界。不同于风土理论强调顺应土壤、气候等自然纹理划定产区边界，Z县乌龙茶的保护区是依据行政管辖逻辑划界的。这一过程实质上是行政地理对自然地理的替代，它通过赋予行政边界以市场意义，将模糊的自然风土转化为清晰的治理单元。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审视，Z县地处连片山地，其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并不会以县域界线为分界，而是自然延伸至邻近的N县。历史上，这一区域具备相似的种植环境与制茶传统，茶青的流通与技术的交流常年跨越县界，由此形成了一个超越行政区划的自然经济区域。然而，Z县政府在划定青种乌龙原产地的保护范围时，严格遵循了现有的行政地图，将保护界线划定在Z县的行政管辖边界内。
当时申请（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的时候，N县也要加到我们这边来。N县边上的一些乡镇跟我们挨着，他们就觉得那边的地理环境跟我们是一样的。但后来我们还是坚持将保护区界定在Z县范围里。（县茶叶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SJ，240802）
这一操作产生了两种典型的地理错位现象。一方面是“同质排斥”。与Z县仅一山之隔、自然生态环境高度相似的N县部分乡镇，被严格排除在地理标志的使用范围之外。尽管N县的这些乡镇产出的茶叶品质在各种维度上与Z县几无二致，但因其被划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之外，这些乡镇出产的茶叶便不具有“正宗性”，非但无法获得市场溢价，甚至会沦为“赝品”。另一方面是“异质吸纳”。Z县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多为海拔较高的山地，更适合种茶，许多村落具有产茶传统；东部则因地势平坦难以产出高质量的茶叶，历史上几乎没有村落种茶。然而，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范围以县域行政边界而非自然环境为限，没有产茶传统的Z县东部区域也被纳入了原产地保护范围。
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划界并非基于自然风土的考量，而是源于科层治理的内在需求。地理标志制度的创设初衷，在于保护由特定自然禀赋与人文积淀共同孕育的地域性特色产品，其划界逻辑本应遵循土壤、气候、水文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客观分布规律。但当该制度嵌入基层治理实践后，其划界依据与核心逻辑发生了明显偏移。
如果纯粹按照自然地理来划，那N县也能用这个牌子。我们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理标志产品建设，不能让产值流到外地去……（并且）跨行政边界，说实话不好弄，最后谁都没动力做。（农业农村局干部XJ，240731）
行政边界成为地理标志划界的首要依据，内含利益内化与责任落实的双重逻辑。一方面，行政区划是相对封闭的财政与政绩考核单元，地理标志带来的品牌溢价与产业增值，唯有被限定在辖区范围之内，方可转化为地方政府可量化、可考核的治理实绩。另一方面，跨行政区合作面临权责界定、标准统一、收益分摊等高昂的协商成本，若无上级行政力量统筹介入，各方可能陷入“谁都没动力做”的集体行动困境。行政区划边界明晰的特征，使其成为适配现行治理体系的优选空间载体。
通过将风土限定在行政边界之内，Z县政府成功将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自然环境，转化为该县独占的排他性资产。换句话说，将土特产转化为地理标志产品，能够极大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行政范围为界，区域内的产品被视为具有正宗性的、高溢价的特产，而区域外的产品则是不具有正宗性的普通农产品。由此，通过空间划界，政府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制度性租金。可见，这种空间边界的清晰化，已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控制范畴，延伸为一种市场价值的生产机制。
此外，在传统的农业地理知识中，优质乌龙茶对微地貌有着苛刻的要求，素有“高山云雾出好茶”之说。适宜的种植区通常分布在海拔500米至1000米且多漫射光的山地，而低海拔的平原或盆地因气温过高、日照过强，被视为非适宜区。然而，地方政府的逻辑是“做大做强”，即追求种植规模与产值总量的最大化。因此，在划定地理标志保护范围时，Z县政府并未严格遵循基于海拔和土壤的风土适宜性原则，而是采取了全域保护的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原本不适合种茶的东部平原地区因被纳入保护范围而获得了种植规模扩张的合法性，许多原本以水稻、果蔬种植为主的村庄逐步转向种植和制作茶叶。从物质性视角看，行政边界的清晰化抹平了茶树生长所依赖的海拔、坡向、土壤这些自然物性层面的级差，而唯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才能造就孕育高品质茶叶的独特风土。虽然这种做法极大地降低了品牌管理的交易成本并提升了本区域内产品的附加值，但那些被划入保护范围的非适宜产区，往往成为日后品质下滑与地域品牌危机的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以行政边界划定保护范围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它降低了跨区域协调的制度成本，使得品牌的统一管理、质量追溯与市场宣传得以快速展开，是Z县茶产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品牌化的关键制度安排。然而，这种安排也使得行政划界与自然适宜性之间形成一定张力，这一张力如何在后续治理中得到再调适，是地理标志实践中具有普遍性的议题。
（二）技艺的标准量化：从默会传统到标准文本
在确定了地理标志的空间边界之后，打造特产的第二个关键环节在于确立产品的品种基础与工艺标准，即解决“种什么”和“怎么制作”的问题。Z县政府通过对种植品种的统一筛选和制作技艺的指标化处理，将原本依赖农户个体经验、差异化的传统农业知识，转化为一套清晰、可量化的标准体系。
在地理标志制度实施之前，Z县的茶园种植结构呈现高度的多样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Z县茶叶科学研究所收集和培育的茶树品种多达几十种，当地也因此被茶界誉为乌龙茶品种资源最为丰富的产区之一。直到此时，青种乌龙只是Z县众多茶种之一，种植范围有限。那时Z县茶山常见的是仙种、茉莉、红山等地方良种。不同乡镇往往有其独特的“土种”，这些土种常与其他品种混杂种植，农户根据不同品种的成熟期错峰采摘和制作。地方政府后来认定的“当家品种”青种乌龙种植占比极低，甚至很多茶农基于本乡的风土，认为青种乌龙品质不佳。例如，有茶农表示：“我们山乡主要是红山的发源地，红山炒起来品质好……可能因为地土的原因，青种乌龙做起来的质量不行”（茶农JL，200313）。
农户依托本地风土形成的混种模式虽适配各村自然禀赋，但在谋求统一品牌建设与产业化落地的地方政府看来，该模式难以形成具备市场辨识度的品类特征。一位长期负责茶叶推广的干部在访谈中回顾了当时的考量：“以前品种太多了，五花八门，品牌很难打响。我们要搞产业化，就必须得有一个当家品种，让大家一喝就知道这是Z县的茶”（县茶叶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CY，240802）。
基于这种提升品牌辨识度的思路，Z县政府开始推行品种改良计划。经过筛选，抗逆性好、产量高、香气辨识度高的青种乌龙被选定为官方推广品种。政府通过免费发放茶苗、提供种植补贴等引导政策，鼓励农户通过改植换种或重新开垦的方式种植青种乌龙。这一过程并非强制性的植株铲除，而是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品种的逐步替代。在政府宣传助推下，青种乌龙市场价格持续走高，茶商收购的货源也逐步向主导品种集中。
政府那时候发树苗，还给补助，青种乌龙的价格也比其他品种高得多。虽然老品种味道有特色，但因为收的茶商变少，慢慢大家就都改种青种乌龙了。（茶农LS，190703）
上述访谈揭示了品种替代进程中政策激励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政府补贴降低农户改种的初始成本；价格信号进一步强化农户换种的经济诉求；传统品种收购渠道收缩，则压缩了老品种的生存空间。农户的种植抉择看似自主自愿，实则是在政策与市场共同框定的有限选择范围内形成的理性决策。受此影响，Z县茶园由多品种并存的多元化种植格局，逐步演变为青种乌龙占据主体的单一化种植格局。
与品种单一化相伴随的，是制作技艺的标准量化。传统的乌龙茶制作是一门高度依赖经验的技艺，俗称“看天做茶”。制茶师需要根据当天的温度、湿度以及鲜叶的状态，凭借手感和嗅觉来灵活调整摇青的力度和发酵的时间。这种知识通常属于“默会知识”，存在于老茶师的具身经验中，难以用书面语言精确传达。
为了实现产业的标准化管理，Z县政府主导制定了《乌龙茶标准综合体》，该文件通过制定乌龙茶采摘、加工、审评和检测的标准，推动乌龙茶全生产环节实现标准化。这套制作标准将原本复杂的制茶工艺分解为一系列可测量的科学指标和操作规范。例如，将模糊的“适度萎凋”界定为具体的含水率，将“发酵程度”转化为具体的色泽参数和时间区间。这一转变在生产一线产生了显著影响。在一家龙头企业的现代化车间里，笔者看到制茶过程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制茶师傅的感官判断，而是更多地参考仪表数据。制作工艺的标准化使得茶叶生产日渐摆脱对个体手艺的过度依赖，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为了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新的标准体系，Z县政府举办了年度“茶王赛”。茶王赛不仅是制茶技术的竞技平台，更是确立行业标准的引导机制。在茶王赛的评分规则中，外观（条索紧结、色泽鲜艳）和香型（清香型）占据了较高的权重。值得注意的是，向上述外观和香型标准的倾斜，不仅源于治理的需要，更源于政府治理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同构。对地方政府而言，清晰、量化的标准能更好地规范茶叶生产；对龙头企业而言，只有标准化的产品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规模化生产与跨区域的市场流通。可以说，标准化是政府与企业共同推动的工艺改造。那些符合官方标准，即外形美观、香气高扬、滋味清爽的茶叶，往往更容易在比赛中获奖，其生产者可获得高额奖金和“制茶大师”称号。这种激励机制有效地引导了农户的生产行为。为了在比赛中获奖或在市场中卖出高价，制茶师们开始主动调整工艺，向官方标准靠拢。
综上所述，通过品种的筛选和技艺的标准量化，Z县政府将原本模糊、多样的乡土农业知识，转化为了一套清晰、可复制的标准。这一过程揭示出清晰化不仅是优化治理的工具，也是提升市场价值的手段。毫无疑问，标准化具有其内在合理性，它降低了生产的认知门槛，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可操作的依据，也为跨区域的市场流通提供了品质保障。Z县青种乌龙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占领全国市场，与这套标准体系的推行密不可分。不过，它也使得生产过程逐渐脱离了对传统经验的依赖，转向了对技术指标的遵循。这里的关键是，标准化回应的是认知与监督的需要，但它试图清晰化的对象，即茶树的品种多样性与制茶师傅的具身经验，具有无法被数据完全捕捉的物质属性，而正是这些属性构成了特产风味与生态韧性的实质来源。因此，技艺的标准量化在为打造特产奠定必要的品种和技术基础的同时，也为后来的产品同质化、生态适应性降低等问题埋下了隐患。
（三）主体的代理化治理：从服务小农到扶持龙头
如果说空间的行政划界划定了特产的产地边界，技艺的标准量化确立了特产的生产标准，那么打造特产的最后关键一环，则是解决“谁来生产”的问题。Z县乌龙茶产业原有的生产和经营主体是分散化的小农家庭。然而，在地理标志制度落地和运作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扶持对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小农家庭转向龙头企业。这一转变并非单纯的市场优胜劣汰，而是政府为了降低治理成本，通过设置准入门槛遴选出地理标志治理代理人的制度安排。
在地理标志制度推广初期，Z县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监管压力。全县茶农数以万计，生产主体呈现高度细碎化的特征。随着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如何监管分散农户的农药使用情况和加工卫生水平，成为行政部门亟待解决的难题。受管理成本的约束，地理标志的使用权从原来的普惠性开放，逐渐转变为仅向规模经营主体开放申请。
有很多茶农说，我是Z县人，我又种了真正的青种乌龙，我技术也很好，我为什么不能使用地标？其实，地理标志刚开始的时候是贴镭射标，我们直接发到乡镇，茶农的每一袋茶我们都给他贴一个标，但是事实上没意义，因为如果茶出现问题，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茶是属于谁的……Z县这么多人，我这一户两亩，他那一户三亩，其实很难管，我们只能把义务跟责任传导给企业。地标其实就是两端，就是我叫消费者买东西要认标消费，我政府给你保证说这个是真的，然后我这边还要传导给企业说你原料必须在Z县买，你生产必须在Z县生产。（县茶叶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CY，240802）
当前，包括地理标志产品证明在内的几乎所有认证都更有利于规模经营主体。譬如有机认证、ISO认证、地理标志使用证明，都有非常严格的关于茶园规格、产量、厂房设施等方面的要求。以地理标志使用为例，Z县青种乌龙地标的使用条件包括：在Z县境内拥有茶园、种植青种乌龙茶树品种、生产品质符合要求；配套完善机械设备、厂房和仓库等生产设施；生产主体是企业法人，集收购、加工、销售等经营环节为一体，并拥有独立的茶叶产品包装。也就是说，在认证方面，龙头企业拥有小农户所缺乏的优势，即此类认证规则几乎是为品牌企业量身打造的。
通过设置门槛，政府在合法性层面将大量小农排除在正宗性特产的生产者行列之外。他们尽管是风土的实际承载者，但因无法满足政府设定的规模化指标，失去了地理标志的使用权。Z县政府扶持龙头企业的原因在于，科层化的企业与科层化的政府在组织逻辑上具有同构性。企业拥有清晰的层级结构、书面化的管理制度和可量化的生产数据（如农药残留检测报告），这使得它们成为政府理想的治理代理人。政府通过与企业建立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资源支持，企业负责标准执行和质量担保，来实现对茶产业的间接治理。
也就是说，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龙头企业和生产大户在地方品牌正宗性的认定中占据了主导位置，也获得了地理标志产品价值分配中的大部分收益，小生产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空间则相对收窄。需要说明的是，龙头企业在Z县茶产业的发展中并非只扮演了截获溢价的角色。在品牌整合、市场拓展和食品安全追溯等方面，龙头企业确实发挥了小农户难以独立承担的功能，这也是地方政府选择扶持龙头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地理标志的使用权集中于少数规模经营主体时，地理标志认证制度虽然以保护本地化小农生产为初衷，但其运行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遭遇困境。
五、打造特产逻辑的双重效应
通过上文所述的三重机制，Z县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将一个碎片化的乡土产业改造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产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发展模式逐渐显露出其内在限度。值得注意的是，引发问题的逻辑与带来短期成效的逻辑并非相互独立，行政力量对清晰化和标准化的持续追求，在推动产业扩张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支撑特产价值的生态和社会基础。
在讨论限度之前，我们必须承认，本文所述的打造特产模式在产业培育与经济发展层面取得的成效是显著且不应被忽视的。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Z县乌龙茶产业迅速摆脱过去“多、散、乱”的局面。首先，茶园面积迅速扩大，产茶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茶叶产量增长迅猛。Z县乌龙茶的产量在1993年为7379吨，到了2000年翻了一番，到了2007年则翻至四番。其次，茶叶的种植和生产趋于集中，青种乌龙在县域范围内的种植面积持续扩张、产量稳步提升，并成为县域最为核心的品种。最后，随着青种乌龙获得地理标志认证的保护和地方政府的宣传，其市场知名度和价格攀升。市场的繁荣推动了县域经济、茶叶企业的发展，并使小农户实现增收。在1985年全国茶叶市场刚刚放开流通的时候，Z县还是全省最大的贫困县，而2003年之后，随着当地茶产业的发展，Z县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行列。这些成效表明，打造特产模式在产业发展层面具有可观的效能，但与此同时，该模式在持续运行过程中，行政逻辑与农业生态、乡土社会之间的内在张力逐步凸显。下文将分别从生态环境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展开具体分析。
（一）生态环境的调适压力
行政逻辑追求的是可量化的产出、可核查的标准和便于管理的规模；而农业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依赖的是物种多样性、微气候差异以及地力的长期涵养。换言之，行政逻辑介入生态系统的方式，与生态系统自身的运作逻辑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
首先，地理标志产品的全域保护策略有其行政层面的合理性，以行政边界划定保护范围，有利于统一管理、降低协调成本，也有助于在短期内迅速整合区域内的品牌资源。然而，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它以行政边界替代了风土适宜性标准。当保护范围的划定不再以海拔、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为依据，而以行政管辖边界为准时，区域内部自然条件的差异被制度性抹平，这促使茶园向非适宜种植区大面积扩展，从而引发了生态与品牌声誉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低海拔密集种植导致病虫害频发、农资投入激增。在行政补贴和高涨市场预期的驱动下，Z县大量的低海拔平原和耕地被改造成了茶园。与高山环境不同，低海拔地区气温高、湿度大、通风差，是病虫害滋生的温床。有茶农表示：“低地茶园打药的频率是高山茶园的两三倍”（茶农JS，210710）。另一方面，产品的均质化或低质化导致区域品牌声誉的透支。地理标志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稀缺性。然而，随着低海拔产区的产量激增，大量品质平庸、滋味淡薄甚至存在农药残留风险的茶叶涌入市场。由于消费者难以分辨茶叶具体的产地与海拔，这些低品质的平地茶在市场上对高成本、高品质的高山茶形成价格挤压，导致Z县乌龙茶这一地域品牌在高端市场逐渐失去了公信力，品牌溢价能力持续弱化。
其次，品种单一化加剧了生态压力。在地理标志制度实施之前，Z县的茶园呈现一种看似杂乱实则具有生态韧性的混种格局。老一辈茶农习惯在同一片山坡上“插花”地种植不同品种，这种差异性能够有效阻断特定病虫害的快速传播。例如，某种害虫可能只喜欢吃青种乌龙的嫩叶，但如果旁边种的是它不喜欢的水仙，害虫的种群规模就难以爆发式扩张。然而，在打造特产的过程中，为了提升品牌辨识度和便于规模化采摘，行政力量通过补贴和宣传，推动了青种乌龙的单一种植。从空中俯瞰，Z县的茶山变成了整齐划一的绿色阶梯。这种视觉上的现代化景象，在生态学意义上却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为了抗击病虫害以保住产量，茶农不得不增加农药的使用频率，这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长期的压力。
最后，行政力量主导的标准化审美也对生态系统产生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在茶王赛和官方标准的引导下，市场被塑造成“唯清香型是瞻”的审美偏好。为了迎合茶叶外形翠绿油润、汤色清亮、香气高扬的官方标准，茶农改变了传统的耕作与茶园管理习惯，茶商也转而选择收购市场偏好的清香型茶叶。传统乌龙茶制作讲究重摇青、重发酵，通常采摘成熟度较高的开面叶。这种叶片纤维含量高，虽然不够鲜嫩，但内含物质丰富，且叶片较厚，更容易制出滋味醇厚的茶叶。然而，清香型标准为了追求鲜爽的口感和翠绿的外观，偏好更鲜嫩的芽叶。为了让茶树长出更多、更嫩的芽叶，并保持叶片的翠绿色泽，茶农必须改变施肥策略，大量施用合成氮肥，这又导致茶树叶片富营养化且抗逆性降低，进而诱发严重的虫害。茶农为了保产不得不加大农药使用量，导致农药残留风险增加。Z县青种乌龙在2010年前后，曾出现部分茶叶农药残留检测不达标的问题。相关问题经主流媒体报道后，对青种乌龙的市场声誉造成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此外，长期较高强度的化肥施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土壤板结、酸化等问题，进而给茶叶品质埋下了潜在隐患。相较于市场价格的短期波动，这类生态层面的累积效应可能更为持久。
概言之，实施全域保护并强势推广主导品种，在快速提升品牌辨识度并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也给原有茶园生态的多样性结构带来了一定的调适压力。如何缓解这一压力，让产业发展契合日益深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是地理标志产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重要议题。
（二）生产关系的重组与挑战
打造特产不仅重塑了自然生态，也深刻重组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为了降低治理成本，政府选择扶持龙头企业作为生产主体。这种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建立起清晰的责任追溯体系，但在实质上切断了广大茶农与产品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声誉纽带，导致乡村社区在产业发展中逐渐边缘化。
在传统的茶叶生产模式中，Z县的茶农集种植、加工、销售等经营环节于一体。每一户茶农都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他们不仅要保障茶青品质，还要凭手艺制作出好茶，并直接面对客商。在这种模式下，茶叶的品质直接与农户的个人声誉和家庭收入挂钩。这种挂钩关系的有效性依托于一套嵌入社区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在Z县传统的茶叶集市和茶商收购网络中，信誉发挥着核心作用。茶商与茶农之间往往维持着长期的交易关系，一旦某户茶农的产品出现品质问题，该茶农的负面声誉会通过社区的口碑网络迅速蔓延，直接影响其后续的销售机会。在这一模式下，做出好茶不仅是谋生手段，更关乎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正如一位老茶农所言，“以前做茶，是做给自己脸面看的。人家喝了你的茶说好，那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茶农CG，190625）。这种将产品品质与个人尊严绑定的文化逻辑，构成了一种内生的质量约束机制。
然而，在扶持龙头对茶叶品质进行代理监督的架构下，地理标志的使用权被限定在少数拥有标准化厂房和规模化茶园的大户和龙头企业手中，绝大多数小农户失去了地理标志的使用资格。许多茶农选择退出制茶环节，从独立的经营者转变为单纯为龙头企业提供鲜叶原料的种植者。这一角色转变，导致农户对产品质量的责任感显著下降。为了追求重量，部分农户会在雨水未干时采摘茶叶；为了追求卖相，一些农户可能会在采摘前违规使用叶面肥。这两类行为均会导致成品茶质量下滑。龙头企业虽然试图通过合同和质检来把控原料质量，但在面对大量分散化的小农户时，其监督成本极高，往往防不胜防。换言之，大量小农户与产品口碑的分离，使得特产的质量基础变得不再稳固。
在产业化改造之前，Z县的茶叶生产与乡村日常生活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每到制茶季，邻里之间相互切磋技艺的情形并不鲜见，年轻人也往往在帮工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制茶的基本技能。当然，这种知识传承并非没有门槛，不同家户的技艺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但就知识传承的渠道而言，制茶技艺在彼时仍主要依托家庭与社区网络延续。在产业化和标准化的浪潮下，制茶环节逐渐从小农户的家庭作坊向一些茶企或种植大户的标准化厂房集中。由于小农户无法分享品牌带来的高额溢价，种植茶叶的比较收益逐年下降。当外出务工的收入远高于种茶时，制茶不再是一项值得传承和磨炼的手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土地，当地制茶技艺的传承正面临严重的代际断层。
这一断层在物质性视角下有其特定的含义。制茶技艺并非一套可以脱离身体经验而独立存在的知识体系，它的核心在于具身性。制茶者对温度、湿度、叶片状态的感知判断，有赖于长期的具身性实践，难以被完全编码为书面规范或仪器参数。这种具身性知识与茶园的生态多样性一样，是特产风土价值的物质性基础。标准化所简化的不仅是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也包括这种无法被数据完整捕捉的技艺知识。从这个角度看，技艺传承的断层与生态多样性的流失，是同一行政逻辑在两种不同物质载体上的作用结果。
概言之，扶持龙头企业与代理化监管的治理安排，在降低管理成本、保障品质追溯与开展品牌运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小农户与品牌价值之间的联结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何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拓展小农户的参与空间与分享渠道，是相关政策实践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东南地区Z县乌龙茶产业的演化为个案，探讨了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的实践机制及其对生态和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基于社区自治与文化防御的“风土保护”模式，中国的地理标志实践遵循行政主导的“打造特产”逻辑。这是一种行政力量为了实现特色农业产业化，通过空间划界、标准制定和组织重组的治理技术，对模糊的自然风土进行系统性重构的过程。这一逻辑在Z县实现了产业的资源动员与品牌化发展，使原本碎片化的乡土产业转变为具有较大区域影响力的特色产业；与此同时，行政技术对确定性与标准化的追求，与农业生态及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内在张力。
在理论层面，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本文在斯科特有关清晰化论述的基础上进行了延展性讨论，提示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的语境下，清晰化已从单一的政治控制工具，演变为兼具行政管控与市场价值生产双重功能的治理技术。第二，本文尝试将治理对象的物质性带回组织社会学的视野，呼应近年来农业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指出作物、土壤、技艺等非人行动者并非治理过程的背景，而是形塑治理过程的内在条件。第三，Z县案例为理解地理标志制度提供了一个补充视角：地理标志的价值，既依托于自然与社会的长期积累，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国家认证所赋予的制度信用，这一价值生成逻辑的转向值得在比较研究中进一步关注。
由此延伸，本文的分析路径对理解更广泛的农业与环境治理议题或有参考意义。Z县的案例提示我们，当治理对象是具有内在节律的生命系统时，政策的实际效果往往取决于治理技术与物质属性之间的匹配关系。茶树对海拔的敏感性、品种多样性对病虫害的缓冲功能、具身技艺与标准化编码之间的张力等物质层面的特征，并非政策执行中可以忽略的“噪声”，而是积极形塑政策实际效果的内在条件。这一视角或许可以为理解其他领域中治理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偏差提供补充性的分析思路。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行政逻辑与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固化或总是相互对立的。一方面，科层治理本身处于持续的反思与调整之中。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及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小农参与的日益重视，都意味着治理的时间尺度与价值排序正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物质性也并非外在于治理的反作用力，而是治理策略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张力应被理解为一个特定阶段、特定治理面向上的议题，而不是对政府与生态关系的整体定性。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生态多样性与小农参与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相关治理实践本身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本研究的现实关切在于，以行政力量主导特产打造、推动农业产业化的模式正在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农业产区和农产品纷纷被纳入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的制度框架与治理逻辑之中。在更广泛的县域实践中，地理标志制度已被证明是带动产业升级与农民增收的有效工具，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本文希望提示的是，地理标志制度在长期运作中可能蕴含的内在张力，同样值得在政策实践中予以关注并审慎应对。
最后需要说明本研究的若干局限。首先，本文的分析以Z县乌龙茶产业案例为基础，所概括的“打造特产”机制具有较强的地域与产业类型的限定性，主要适用于行政力量介入较深、当地土特产快速发展为规模产业的县域情境，其结论的适用性有待在更多地理标志品类与治理风格的案例中加以检验。其次，本文主要从治理逻辑与物质性之间张力的角度展开分析，对消费端的市场反应、跨区域的比较维度以及近年来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新变化涉及较少，这些方面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推进。此外，“打造特产”的实际效果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行政逻辑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如何在分析中同时容纳市场动力、农户策略与社区能动性等多重要素，仍是相关研究有待讨论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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