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方正式启动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行动，通过多领域、大范围限制措施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持续升级对伊极限施压态势。
这是5月29日在阿曼北部小镇海塞卜拍摄的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商船。（新华社）
贝森特在发布会上强硬表态称，若相关国家未配合美方对伊制裁举措，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边惩戒行动。外界普遍解读，该表态预示美方或将对未参与制裁伊朗的第三方国家启动次级制裁。（次级制裁又称二级制裁，是美国利用其国内法对非美国人实施的域外管辖措施，旨在迫使第三方遵守美国制裁决议。初级制裁仅限制美国本国实体与目标方的往来。）
针对美国新一轮单边制裁及潜在域外施压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8月25日例行记者会上作出明确回应。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
林剑强调，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制裁已经成为
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工具
围绕制裁的争论常常概念混淆，因为 “制裁” 一词包含数种法律性质完全不同的工具。一项制裁措施，可能具备国际约束力、仅具备国内约束力、依靠合同执行，或是只在现实层面形成强制效果。
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制裁，拥有最强的国际合法性基础。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执行此类决议，即便本国与被制裁国并无直接冲突。
单边制裁由单个国家，有时是地区组织实施，并未获得安理会授权。美国可以对本国公民、永久居民、本国企业、银行以及受其管辖的主体实施监管；冻结位于美国境内的资产，禁止经由美国机构开展的交易，管控敏感美国商品与技术的出口。
次级制裁引发的争议最大，其设计初衷是影响那些与美国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境外主体。其传递的信号本质上是：“你可以继续同被制裁国开展业务，但一旦这么做，就可能失去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
过去十年间，美国越来越多地将制裁认定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工具，最终形成一套庞大复杂的制度架构：制裁、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采购规则、技术禁令、银行业监管、签证限制，彼此之间不断相互强化。尽管并非每一项关税、出口管制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制裁，但这类举措正日益成为美国一套完整经济治国体系的组成部分。
美国将这套体系视作军事武力的替代选项，用以维护国家安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惩罚侵略行径、制止人权侵害、阻断非法资金流转。而批评者则看到另一番现实：一个国家凭借对全球金融、科技与贸易的掌控，强行推行并未获得国际社会集体授权的政策。
其他国家
没有服从美国单边制裁的法律义务
这是8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财政部大楼。（新华社）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推行制裁，源于其独有的结构性优势。
美元仍是首要的国际储备、交易与结算货币；美国银行在代理行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融资与流动性规模鲜有对手；美国企业掌控或深刻影响半导体设计、软件、云计算、航空、生物技术、金融服务与高端制造业关键环节。华盛顿借此将自身的经济中心地位转化为政治筹码。
美方的论点是：外国企业并不天然享有使用美国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权利。而主权被影响的国家则会反驳：利用市场准入胁迫他国服从美国外交政策，属于滥用经济优势、侵犯他国主权管辖。
对于并未卷入相关冲突的主权国家，没有义务自动服从美国针对他国的单边制裁。各国需要遵守的，是安理会决议、本国法律、条约义务，以及建立在公认管辖联系之上的合法外国监管。很多时候，表面上的遵从，只是源于经济弱势，而非国际法施加的义务。
制裁游走在外交与战争之间的模糊地带。审慎使用时，它可以孤立个别作恶主体、遏制危险行径、为谈判解决创造筹码。倘若被无节制滥用，则会伤害平民、践踏第三国主权选择、撕裂全球经济，让国家强权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因此，争端的内涵早已超越伊朗石油本身，核心矛盾在于：第三国是否必须卷入一场自己并未发起、并不支持、联合国也没有法律强制要求其参与的冲突或制裁行动。
中方主张依靠停火、对话、谈判、政治解决处理争端；美方则认为必须施以最大限度经济压力，剥夺伊朗相关资源，以此推动或者促成其战略转向。
两国都在行使自身力量，却秉持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理念：美国路径重在执法威慑，掌控美国主导体系的准入权限；中国立场重在主权、不干涉内政、安理会授权、谈判协商解决。
美国或许手握金融、科技、商业实力，迫使外国政府与企业遵从其政策。但拥有推行某项政策的能力，不等于该政策自动获得国际法效力。一项简明的法律原则理应成立：没有卷入冲突的国家，不应被自动要求，把别国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敌人。
美国制裁体系能否长期维系？
6月15日，人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购物。（新华社）
制裁可以实现一部分有限目标：冻结特定个人资产、阻碍武器采购、瓦解金融网络、抬高违禁行为的实施成本。但依靠制裁促成重大政治格局转变，过往记录并不乐观。设定的目标越是宏大，单纯依靠制裁就越难实现。冻结个别境外资产是一回事，逼迫一个大国放弃它认定的核心安全利益，则是另一回事。
虽然只要美国继续把持全球金融、科技、贸易领域的核心地位，就仍然有能力推行强力制裁。但这套体系的长期实效，不能想当然。
每一次美国大范围动用制裁，都会刺激其他国家降低自身脆弱性。各国政府与企业会着力发展能够对抗制裁风险的体系，例如：替代支付清算系统；扩大本币结算使用；非美元大宗商品合约；独立金融报文网络；本土半导体与软件产业；替代性航运、保险安排；阻断性法规与反制裁立法；绕开美国管控渠道的新型贸易伙伴关系。
欧盟已经出台《阻断法令》，专门对抗部分具有域外效力的外国制裁，它可以限制企业遵从清单所列制裁措施，阻止部分境外判决在欧盟境内执行。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也出台反制工具，搭建替代性金融机制。这些体系目前还无法撼动美元体系的规模、流动性与辐射力。但想要削弱制裁效力，并不需要做到完全取而代之；仅仅实现部分多元化，就会抬高制裁执行成本，削弱其覆盖能力。
由此形成制裁悖论：美国越是频繁把自身金融、科技的中心地位武器化，其他国家摆脱这套体系的动机就越强。
美元地位依托强大经济基础、可信制度、成熟资本市场与网络效应，不会骤然崩塌。但储备货币的优势，不等于可以无节制地战略透支而永远不受反噬。
早在2026年8月21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表示，中国一再强调，军事行动、制裁、施压，不应成为对话谈判的替代品，相反只会造成局势升级，损害各方利益，中方始终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国际争端最终应当依靠对话、谈判、政治协商化解。制裁可以辅助外交，但绝不能沦为没有约束、没有问责、没有可行和平出路的永久替代手段，不能成为不受节制的经济战争。
作者滕绍骏（Fred S. Teng），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荣誉学者，中美交流基金会特邀顾问，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及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翻 译：丁 盈
责任编辑：兰辛珍
设计排版：深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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