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刘少奇和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顺元交往的一些故事。
刘顺元与刘少奇第一次见面是在1939年的冬天。时任中共苏皖省委书记的刘顺元正在津浦路西筹建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地方武装，准备应付敌顽的夹击，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来到苏皖省委驻地视察，刘顺元亲自迎接了他。
刘少奇安顿下来后，拿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的3份电报，征询刘顺元的意见。刘顺元看完后直言道：“项英同志还是主张依靠谈判来阻止国民党的进攻，我看这样做要失败。”
刘少奇问刘顺元：“那你主张怎么办？”
刘顺元说：“我们苏皖省委和江北指挥部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以牙还牙，反击顽固派的进攻。”
刘少奇又问：“现在我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能打退他们的进攻吗？”
刘顺元介绍了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战绩，夸赞徐海东、罗炳辉都是能征惯战的战将，他还说：“何况我们皖东有300万群众。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既增加了我们的压力，也解除了我们的束缚，我们可以放手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几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处处有哨，村村为营，谁也奈何不了我们！”
刘少奇听后连连点头，他认为刘顺元是个难得的人才。1940年1月，在刘少奇的推荐下，刘顺元被任命为中共津浦路西省委书记，此后他和刘少奇的接触更多了。
刘顺元通过观察发现，罗炳辉、赖传珠等高级将领每次见到刘少奇，总要毕恭毕敬地立正、行军礼，他们说话、写报告都尊称刘少奇为“首长”。刘顺元以前都叫刘少奇“少奇同志”，他也想跟着改口喊“首长”，但总是别扭着喊不出口。
1940年“七一”前夕，刘顺元到大田郢村请刘少奇到皖东党政军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9周年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与刘少奇谈起了对他的称呼问题。刘顺元带着几分歉意说：“别人都喊你首长，我怎么也学不起来。我觉得我们党内职务有高低，但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刘少奇听后哈哈大笑：“你还注意到这个细节呀！在我们党内，无论什么人，相互间应该称同志，炳辉他们长期在部队里工作，习惯那一套了。”
刘顺元欣喜地说：“我以后就继续称你少奇同志了。”
刘少奇频频点头：“应该这样。”
刘顺元由此想起了家乡山东博兴的一个掌故，便对刘少奇说：“我们家乡人不大会说客气话，走到生地方问路，只会喊一声三哥或大嫂，别的就不会了。我也受了乡亲们的影响，不会客套。”
刘少奇听后问道：“为什么问路时只喊三哥，不喊大哥、二哥？”
刘顺元笑着说：“我们山东是武二爷武松的家乡，喊二哥人家当不起，喊大哥又涉及武大郎，所以都不能喊。”
刘少奇听后惊讶地说：“还有这样的事啊，以后我到山东，也不敢喊人家大哥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为加强苏军占领的旅大地区的工作，调刘顺元任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公署副主席。刘顺元到旅大上任后，努力恢复生产，开办军工企业，逐步把旅大建设成为中共隐蔽而稳固的后方基地。
但苏军在旅大军纪败坏，而且多次侵犯当地中国人的权益，刘顺元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最终得罪了斯大林。1947年11月，苏军司令部以“不拥护苏军的方针和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为由，勒令刘顺元离职离境。
刘顺元离开东北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长、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等职。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他在私下和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重提旧事：“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
会谈结束后，刘少奇考虑到要维护好和苏联的关系，感叹道：“刘顺元的工作只好动一动了！”
1949年12月下旬，刘少奇把刘顺元接到北京面谈，他对刘顺元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旅大的事，关系到中苏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角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回去以后，认真地写了一份书面检讨，不久以后，他被连降三级，改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规划局副局长，做一些不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刘少奇下达批示：可以重新分配刘顺元的工作了。不久以后，刘顺元复出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这也意味着组织上对他的“反苏”冤案平反了。
1984年，已经81岁高龄的刘顺元应《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邀请，抱病写下了近万字的回忆文章《刘少奇在皖东敌后》，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他走到哪里，就把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带到哪里，沿途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都留下了刘少奇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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