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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稻葵
最近我去了趟美国，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
街头肥胖人群占比极高，且呈现明显阶层差异——贫民区低收入群体肥胖率远高于其他阶层。
美国每年因肥胖引发慢性病的死亡人数，是枪击死亡人数的数倍，作为综合国力全球第一的国家，为何会出现集体发胖，且穷人更胖的现象？从经济学角度可找到答案。
1980年，美国肥胖率仅约15%，如今已超过40%，数值翻了近3倍，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背后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巨变。
二战后至70年代，美国制造业处于黄金期，普通蓝领工人单靠工资就能支撑单职工家庭，妻子有充足时间采购新鲜食材、烹制家常菜。
后来资本为追求更高利润，将制造业岗位大规模转移至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地区，蓝领收入优势消失，传统单职工家庭模式的经济基础瓦解。
越来越多家庭转为双职工，甚至需打多份零工维持生活。
时间越稀缺，做饭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夫妻双方高强度工作后，疲惫不堪，做饭意味着牺牲加班挣钱、照顾孩子或休息的时间。
购买10美元快餐，实则买回1~2小时自由支配时间，这种“有钱买食物却没时间做饭”的状态，被称为时间贫困，底层群体时间贫困更严重，吃快餐成了最务实的选择。
同时，美国产业结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与金融业，工作从消耗热量变为积攒热量。
过去工人流水线作业、搬运物料，体力消耗极大；如今多数岗位为格子间白领工作，无需消耗过多体力，却常摄入高热量快餐，体重自然攀升。
美国高热量食品泛滥，并非市场自然形成，而是数十年农业补贴催生的结果。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向玉米、大豆、小麦农户发放补贴，导致玉米产能严重过剩。
过剩玉米被加工成高果糖玉米糖浆，成本低于蔗糖且保质期长，迅速成为加工食品标配。
产能过剩直接压低高热量食品价格，美国快餐店常推出“加1美元升级大杯可乐、大份薯条”活动，且可乐无限续杯。
这是边际成本递减效应——糖浆与土豆成本极低，增加分量仅需几美分，却能多赚1美元利润，消费者易因“占便宜”摄入更多卡路里。
反观需人工采摘、冷链运输的新鲜蔬果，成本居高不下，形成扭曲的热量价格差，高热量加工食品是穷人预算约束下的理性选择。
面对有限预算，穷人潜意识追求每一美元能买到的最大热量，一份新鲜蔬菜沙拉约20美元，而牛肉汉堡仅需五六美元，性价比差距明显。
此外，食品企业通过研究人类味觉，将食品做得更甜更油，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逐步调教消费者口味，蜜雪冰城进入美国后，为适配当地口味大幅提高甜度，仍有消费者反馈不够甜。
当前美国精英阶层已开始使用一款原本治疗糖尿病、却能有效控制体重的药物，但该药价格高昂，多数穷人无力承担，让肥胖成为经济不平等的表现。
肥胖带来的巨额医疗成本，并非由肥胖者独自承担，而是全社会共同分担。
美国每年肥胖相关医疗支出超千亿美元，部分来自公共医保，消耗纳税人资金；部分来自雇主医保，最终以保费上涨、工资降低的形式摊到每个劳动者头上。
肥胖的负外部性：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企业靠卖高热量食品赚取利润，治病成本却由全社会承担，这是典型的经济学负外部性现象。
美国的肥胖问题，对正经历产业升级、生活节奏加快的中国具有警示意义。
如今国内双职工家庭同样面临时间贫困，外卖、预制菜日益普及，本质与美国当年快餐普及逻辑一致——用工业化方式降低吃饭时间成本。
我们不能否定工业化食品的便利，但需看清背后的结构性力量。
在经济规律与商业营销的双重作用下，个人自律显得脆弱，当不健康食品更便宜、更便捷，且随处可见时，仅靠意志力抵抗难度极大。吃饭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
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制定体重管理活动实施方案，号召全民减肥，相关部门也从农业生产、食品定价、公共健康引导等环节进行指导。
控制体重无需复杂操作，做好两件事就能完成80%的工作：一是睡前少吃，睡眠时代谢能力较弱；二是远离油炸淀粉类食物，油与淀粉结合最易导致发胖。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体重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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