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夏，两封从浙江桐乡寄来的信，摆到了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写信的人叫岳昌烈，落款处写着一个扎眼的身份：岳飞二十七世孙。
信不是请功，也不是攀亲。
这个六十多岁的旧时读书人，把自己的窘境写得很克制：年老，贫寒，生计无着，只盼能有一点照应。
毛主席看信时，手指在纸页上停了一下。
这不是一个寻常名字。岳飞两个字，在他心里放了许多年。
少年时在韶山读书，他就读过《说岳全传》一类书。往后打仗、讲课、写文章，岳飞的故事也常被他拿来作比。
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在《论持久战》里写到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把它解释成战争指挥中的灵活性。
岳昌烈却没有祖先那样的刀马。
他生在清末，读过书，中过秀才，后来在江南一带教书。旧时代塌下来以后，功名没了，饭碗也不稳了。
桐乡的小屋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越来越少。
桌上摊着旧书，墙角搁着破箱子，身上的长衫洗得发白。他还要出门，去茶馆里翻报纸。
最难的时候，他没有把祖上的名声拿去换一条歪路。
抗战年间，地方上有过拉拢旧知识分子的事，他守着岳家后人的身份，没有低头。
可人总要吃饭。
一九五一年，他先写过一封信。等到一九五二年，又写一封。两封信辗转送来，终于到了毛主席案头。
信里有文人腔，也有老人的窘迫。
毛主席看完，没有写长话。他提笔在旁边批下：“此人可酌情救济。”
就这一句。
地方上很快动起来，先从救济款里解决他的吃饭问题，又看他有学问，替他寻一条能靠笔墨自立的路。
岳昌烈后来进了文史机构，做整理史料、撰写文稿一类事情。
一个在小屋里熬日子的老人，终于不用只靠变卖旧物过活。
同一年十月底，毛主席到河南视察黄河。车过汤阴，那是岳飞故里。
他知道这片地方。庙、碑、故宅，都连着一个被后世反复念起的名字。
岳飞死在南宋绍兴十一年，身后冤案在宋孝宗时得到昭雪。
从汤阴到杭州，从《满江红》到西湖边的岳王墓，八百多年里，香火没有断干净。
毛主席后来多次手书《满江红》。晚年做白内障手术时，也听过《满江红》的音乐。
那首词里的金戈声，隔着病房、灯光和器械，还能叫人挺直脊背。
岳昌烈受到照顾以后，日子没有大富大贵。
他只是重新坐到书案前，摊开纸，蘸好墨，把自己懂的旧事，一笔一笔写下来。
桐乡小屋里的灯亮着，桌上是旧书和稿纸。
二十七代以后，岳家的后人没有战马，也没有长枪，只剩一支笔；而那句“此人可酌情救济”，让这支笔没有断在贫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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