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贾斯廷·沃尔弗斯，澳大利亚裔美国经济学家，现任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同时是布鲁金斯学会非驻会高级研究员，并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有关联，原文刊发在他的substack通讯上。
刚发生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有2.4万名非美国公民在2020年大选中投了票。
我要说清楚：这份报告就是宣传品。
长期以来，美国人口普查局一直是联邦政府中默默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之一。人口普查局负责收集和公布关于美国社会的真实数据，我们对自己是谁、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的共同认识，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些工作之上。
人口普查局告诉我们，人们住在哪里，企业在哪里开办，哪些地区的贫困正在加剧，哪里的孩子需要学校，哪些社区需要医院，政府政策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也决定每个州可以获得多少个国会众议院席位。
正是这些事实，让公民能够监督掌权者。
但这份报告不同于人口普查局历史上发布过的任何报告。正常情况下，人口普查局的报告由无党派职业统计人员按照既定规则、程序和高质量统计方法完成。
然而，这份报告却由外部的党派人士制作，来自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一个与特朗普关系密切、在选举问题上有明确政治立场的倡议机构。
报告采用的统计方法粗劣，正常的标准和程序被抛在一边，结论与事实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人口普查局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布了这种廉价的党派政治垃圾。
这意味着，政府把一个原本负责提供真实信息的重要机构，变成了制造并包装政治主张的机器。一旦发生这种事，一个国家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可信的数据。
这个国家会逐渐失去对现实的把握。
接下来我要深入一些统计技术问题，不过会尽量讲直觉，而不是堆数学公式。因为我想让你真正看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而不只是告诉你结论。如果你对技术细节实在没有兴趣，那么读完下一部分之后，可以直接跳到最后。
这份报告根本没人为它负责
对人口普查局而言，发布选举投票报告原本应该是例行工作。每次全国性选举之后，人口普查局都会发布类似报告。
这些报告和人口普查局其他研究一样，都会署上作者姓名。报告会告诉读者测量了什么，数据来自哪里，提供详细表格，报告误差率，并说明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报告由职业公务员按照成熟的统计方法撰写，每一份报告还要经过多轮专家审查。审查人员通常也会列出姓名。
这份报告里，上述东西一个都没有。
有一样东西看起来似乎很正式，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就是披露审查委员会编号。这个编号只表示报告经过检查，确认不会泄露个人信息。这当然重要，但只能说明报告没有违反隐私法律，并不能证明报告的统计质量。
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看。这份报告缺少正规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研究通常具备的全部基本要素。
没有作者，没有报告编号，也没有列出任何审查人员。报告没有公布误差率，也没有说明结果存在多大的不确定性。报告声称对自己的方法拥有“高度信心”，却完全没有解释这种所谓的“高度信心”究竟是什么意思。
整份报告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可以让我们判断里面的分析究竟是否正确。而人口普查局真正的统计人员，显然也不愿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份东西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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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判断一个投票者是否没有投票资格，你必须掌握同一个人的两项信息：他有没有投票？投票时是不是美国公民？
美国并不存在一个同时包含这两类信息的全国数据库，因此制作这份报告的人只能自己拼出一个数据库。这里采用的方法非常重要。接下来技术性会稍微强一些，不过希望不会太枯燥。
为了建立数据库，人口普查局，或者说那些以人口普查局名义制作报告的人，首先使用了一套商业选民数据库。这是私人公司建立的数据系统，资料来自各州的选民登记册和投票历史记录，里面包括姓名、地址，以及这个人是否参加了2020年11月3日的选举。
接下来，他们再尝试把这些人和政府掌握的公民身份及移民身份数据库进行匹配。
最关键的问题是，这套商业选民数据库并不包含社会安全号码。而且只有部分州的选民资料包含出生日期。这一点极其重要，后面所有荒唐的结论，几乎都源自这个问题。
没有社会安全号码，要把商业选民数据库和政府的公民身份、移民身份数据库连接起来，就变成一件困难而且并不精确的工作。
假设你需要确认住在袋鼠路42号的格斯·D·普拉蒂普斯有没有投票，然后还要在政府的公民身份数据库中找到同一个普拉蒂普斯先生。这比听起来困难得多。
如果系统找不到姓名、性别、地址和出生日期完全吻合的记录，就往往会寻找相似姓名，例如格斯·戴维·普拉蒂普斯；也可能寻找旧地址或者附近的地址，例如格斯最近搬到了高景新月路3号；还有时候只能使用不完整的出生日期，因为很多数据库会把大量人的生日统一记成某个月的第一天。
大多数时候，这套系统可以正常工作。但有时候会出错。
一个人的投票记录，可能被错误地连接到另一个人的公民身份记录上。也就是说，系统把两个人误认为了同一个人。
美国人口普查局过去研究过这种匹配错误。我们不知道这份2020年大选报告的具体错误率，也不知道这里使用的这套选民数据库究竟有多高的错误率，但可以参考过去把商业数据库与政府记录连接起来时进行的研究。
按照人口普查局此前的研究，即使使用最谨慎的方法，错误匹配率也达到0.146%。
这个比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美国人口实在太多。
如果大约1.28亿条选民记录都按照这个错误率进行匹配，就会产生大约18.7万条把不同人错当成同一个人的记录。
与此同时，据估计，美国成年人中大约每九个人就有一个不是美国公民。把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即使实际上所有参加投票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也完全可能在数据中制造出大约2.1万名看起来像“非公民投票者”的人。
这个数字距离报告声称“发现”的2.4万人已经非常接近。
而且0.146%的错误匹配率还是比较有利于这份报告的假设。如果采用稍微不那么宽容的估算，错误率为0.185%，最终就会出现大约2.6万名看起来像非公民投票者的“假阳性”。
烟雾报警器响了，不一定真的着火
这里用一个比喻可能最容易理解。
我家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但烟雾报警器当然响过几次。
如果我把每一次报警都算成一次住宅火灾，那显然荒谬。
烟雾报警器并不是测量火灾数量的工具。报警只是在发出警告，告诉你可能发生了火灾。有时候判断正确，有时候则不是。
这里的情况完全一样。
无论烟雾报警器还是数据库匹配系统，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准确。例如，我家的烟雾报警器几乎总是“正确”的。绝大多数时间报警器没有声音，而我家确实没有着火，所以判断没有问题。
同样，把不同数据库中的人物记录进行匹配，这种统计方法绝大多数时候也是正确的。
但两种方法偶尔都会发出错误警报，也就是产生假阳性。
当你试图测量一种极其罕见的事件，例如住宅火灾或者选举舞弊时，这个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因为本来已经很少出现的统计错误，数量仍然可能远远超过真正发生的罕见事件。
这基本就是这份报告的问题所在。
报告实际上是在拿“烟雾报警器响了多少次”，当成“发生了多少场火灾”的统计指标。
系统发现2.4万起统计上的“报警”，报告就宣布发生了2.4万场“火灾”，也就是2.4万张非法选票。
顺便说一句，这里讨论的全部是假阳性。如果选举舞弊本身很普遍，那么还需要同时考虑假阴性，也就是实际发生了舞弊，却没有被系统识别出来的情况。
问题还有另一层。
报告针对的那些社区，本来就更容易出现假阳性。
许多移民社区中，很多人拥有相同或相近的姓名，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在西班牙裔美国人中，排名前十的常见姓氏覆盖了14.2%的人口；而在美国白人中，排名前十的姓氏只覆盖4.4%。
这就是为什么人口普查局过去的研究发现，把一个数据库里的西班牙裔人士与另一个数据库里的同一个人准确对应起来，会更加困难。
严肃的研究人员应该进一步检测，不同人群之间的匹配错误率是否存在差异。你大概已经猜到了，这份报告没有做这种分析。
这就是错误匹配的问题。真实存在的选民，被错误连接到另一个人的公民身份记录上，于是被错误标记成没有投票资格的人。
仅仅这一种错误，就完全可能解释这份报告所谓的全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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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记录会制造错误指控
还有第二种错误，同样可能造成错误指控。计算机可能真的找对了人，却把这个人的公民身份判断错了。
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已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人身上。如果人口普查局把这个人连接到一条过时的移民记录，却没有找到显示他已经在选举日前归化入籍的新记录，那么系统就可能把他标记成“非公民投票者”。
还是用格斯·D·普拉蒂普斯来举例。
他可能在2001年来到美国，最初持学生签证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获得绿卡，最终在2020年10月宣誓加入美国国籍。
这样一来，只要统计匹配系统使用的数据只更新到2020年9月，系统看到的格斯就仍然是一个非美国公民，于是把他认定成涉嫌非法投票的人。
但现实当然完全不同。他在选举日已经是美国公民，完全拥有合法投票权。
人口普查局自己进行的公民身份研究，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确实值得担忧：
一个已经拥有社会安全号码的非美国公民，在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以后，美国社会保障局并不会自动收到通知。
身份更新可能很晚才进入数据库，甚至根本不会进入。
因此，只要人口普查局使用的公民身份数据落后几个星期，那么在这段空档期归化入籍的人，就可能被错误标记成非美国公民。
这不是随机噪音，而是第二种只会朝一个方向产生影响的错误。
统计学上把这种情况称为非对称误差。它会让整个分析天然更容易“发现”那些看起来像非公民投票者、实际上却是美国公民的人。
而这份报告自己无意中亮起了一盏巨大的警告灯。
报告说，最初根据旧移民记录判断时，大约有6.38万人看起来是非美国公民，但后来发现，这些人在选举前其实已经加入美国国籍。
这绝不是什么令人放心的脚注。
恰恰相反，这证明原始数据中充斥着“看起来不是美国公民、实际上已经是美国公民”的人。
更重要的是，报告没有告诉我们，这种清理工作到底做得有多完整。
假设系统最终找出了这类人中的72.5%，那么剩下没有找到的27.5%，恰好大约就是2.4万名被漏掉的美国公民。
仅仅这一种错误，就足以解释报告最醒目的那个数字。
听着，我不知道事情是不是恰好如此。
你也不知道。
原因很简单：这份报告没有告诉我们。报告同样没有提供任何必要的信息，让我们能够自己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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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普查局自己的标准明确规定，当人口普查局把个人投票记录与能够反映公民身份的数据库连接起来时，必须对这种数据连接进行评估。
必须检验连接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必须测量匹配率和错误率。
必须解释分析采用了哪些假设，存在哪些局限，错误可能来自哪里，以及这些局限会怎样影响最终结果。
这份报告没有达到人口普查局自己规定的透明度标准。
人口普查局的透明度规范还规定，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人应该能够理解研究由谁发起，谁执行了研究，使用了哪些数据文件，算法如何运行，采用了哪些质量评估指标，以及哪些环节可能出错。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声称2.4万人非法投票，就必须把分析过程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份报告甚至没有尝试这样做。
接下来就涉及人口普查局的领导层问题。
自2012年以来，美国联邦法律一直规定，人口普查局应该由一名经参议院确认的局长领导，任命时必须“不考虑政治党派归属”，而且这个人应具备收集、分析和使用统计数据的经验。
制定这项法律的目的，就是加强人口普查局的专业独立性。
现在，这个需要参议院确认的局长职位空缺。
罗伯特·桑托斯是上一任美国人口普查局局长。他在2025年1月辞职，此后特朗普政府一直没有提名正式继任者。
目前实际上履行人口普查局局长职责的是乔治·库克。
库克是特朗普任命的政治官员，目前以临时身份代行局长职务，这意味着他没有经过参议院审查和确认。
我们并不知道库克本人是否批准了这份报告，因为报告连谁批准的都没有告诉我们。
但我们知道，现在领导人口普查局的是临时履职的政治任命官员，而不是国会设计这一职位时要求的、保持政治独立并经过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局长。
我们同样知道，这份报告正是在这样的领导架构下发布的。
除此之外，人口普查局自己的规范还要求研究必须经过多个层级的审查。
那么，是谁做了这些审查？
这些审查真的进行了吗？
谁最后签字批准？
又是谁决定，一份没有署名、由外部党派人士制作的文件，适合以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名义正式发布？
还是同一个答案。
报告什么都没说。
民主制度依赖能够查明事实的机构
民主制度离不开可信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口普查局理应保持无党派立场。
一旦事实开始为掌权者服务，公众也就失去了判断掌权者表现的能力。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此前也经历过类似的制度冲突。
特朗普因为不喜欢一份就业报告而解雇了劳工统计局局长。
白宫最初提出的带有强烈党派色彩的继任人选，在参议院遭遇严重阻力，其中甚至包括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尚未举行确认听证会，白宫便撤回了这项提名。
随后，参议院确认布雷特·松本出任局长。他是一名真正具有通胀和经济统计经验的经济学家。
这就是制度护栏应该发挥作用的样子。
政治压力来了，制度顶住了。
在人口普查局，这道护栏看来已经失效。
看看其他国家的经历，就能知道这种制度失灵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阿根廷曾经操纵官方通胀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这种操纵给普通人带来了真实后果，因为养老金、工资和债券都与官方通胀数据挂钩。
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这些失真的统计数据对阿根廷提出谴责。
希腊经历的是另一种后果。
投资者不再相信希腊政府公布的债务和财政赤字数据，于是要求更高利率才愿意借钱给希腊政府。
这意味着更多税收不得不用来支付利息，能够投入学校、公路、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需求的钱随之减少。
飙升的利率最终还引发了财政危机。
可信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是经济基础设施。
毁掉这种基础设施，会造成严重后果。
当虚假的指控被包装成官方统计数据时，代价甚至会立即出现。
ProPublica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已经被从毒品贩运、人口贩运、洗钱和儿童剥削等案件中抽调出来，转而调查大量所谓“非美国公民投票”的线索。
这就是宣传真正的含义。
宣传并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谎言。
而是让整个国家追着烟雾报警器跑，却放着真正的大火不去扑灭。
成熟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不会躲在政党密室里制造官方统计数据。
不会隐瞒作者，也不会隐藏误差率。
不会拿计算机第一次猜出来的结果，直接当成刑事定罪。
更不会听到烟雾报警器响了，就立刻开始向保险公司索赔。
他们会先去看看究竟有没有着火。
他们会公开方法。
他们会公开研究局限。
他们会允许批评者检验研究结果。如果研究错了，就纠正错误。
一个国家就是这样掌握事实的。
美国人口普查局存在的意义，就是提供不会随着白宫主人更替而改变的事实。
这些事实是企业、地方政府和普通公民作出重大决定、监督政治领导人的重要依据。
如果我们失去可靠的事实，我们就失去了看清真相的能力，也失去了纠正现实问题的能力。
我们会失去民主问责。
我们也会失去支撑社会繁荣的一块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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