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旋涡不忘初心！伊朗政治犯狱中反战，发声却被视而不见|以色列|伊朗人|伊朗战事|巴勒斯坦|政治犯

一封致“伊朗各拘押中心高墙之后的同行动者、学生、思想者、工人、艺术家及其他良心犯”的公开信上周刊登于《卫报》。一些知名学者和活动人士在信中面对两大核武国家对伊朗发动的毁灭性战争，诉诸令人作呕的“两边都怪”陈词滥调。

其中一个侵略者仍在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并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侵占土地；另一个则由一名腐败而危险的领导人掌权。这封信充满陈腐、过时而带有偏见的套话，暴露出起草者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缺乏了解。它一面谴责伊朗执政当局，一面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非法战争。

伊朗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国确实长期存在严重问题，包括数十年的大学整顿、对政治犯的大规模处决，以及对公民权利运动持续不断的强力压制。这些联署者中的一些人，其伊朗朋友和同事一生都在记录这些事实，为此写下卷帙浩繁的著作，以至于无法踏上自己的故土。

然而，从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首次向伊朗投下炸弹，到2026年2月又以大规模地毯式轰炸升级，一切都变了。伊朗漫长而曲折的反殖民斗争史，重新在整个民族身上苏醒，也让全世界都看见了。过去这一年，这些联署者究竟身在何处？

联署者声称是在为伊朗政治犯发声，而他们明知，以色列在2025年6月袭击伊朗首都德黑兰时，轰炸了伊朗最臭名昭著的监狱——埃文监狱。仅此一点，本应让他们停下来想一想。但他们没有。当然，伊朗政府监禁体系的严酷，以及对不同意见人士的打压，早已广为人知。两伊战争期间的1980年代，伊朗曾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德黑兰附近的哈瓦兰公墓，正是这些杀戮的见证。

无论发生在何处，这类野蛮行径都必须立刻停止。以色列的监狱也不例外，巴勒斯坦在押者曾作证称，他们在那里遭到侵害，甚至包括被狗攻击。而伊朗政治犯自己，也在狱中写信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对其祖国发动的野蛮攻击。这些显赫的联署者，是否费心了解过这一点？

可以理解，这些联署者中没有一个人能阅读波斯语材料。但即便用英语，前政治犯贝赫鲁兹·加马里－塔布里齐也已公开反对这场战争。他们是否愿意听一听他的论点？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两边都怪”。你要么站在实施种族灭绝、大规模杀戮和轰炸的一方，要么站在遭受轰炸的人一方。这封信的致命问题，在于其恶毒的核心隐喻：一把剪刀，仿佛整个民族像一张没有生命的纸，被夹在其中，失去了历史主体性，只能无助地任由两种互补的暴力摆布，一种来自内部，一种来自外部。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对的：伊朗人确实需要以色列和美国的轰炸机来“解放”。

联署者借助这种宿命论隐喻，剥夺了伊朗人的道德能动性和政治判断力，实际上等于为以色列和美国的“人道主义干预”背书——这种干预声称要通过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来把伊朗人从其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

正如后殖民理论家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曾说：“白人男人从棕色男人手中拯救棕色女人。”还有什么比一个西方学者的封闭俱乐部更危险？这个俱乐部里，既不欢迎狗，也不欢迎伊朗人。

是谁起草了这封令人反感的信？又是凭什么？答案已经开始浮现。研究黑人激进主义的知名历史学家罗宾·D·G·凯利已经撤回签名。他表示，征集签名的过程“有点可疑”，“最后刊印出来的内容，和我最初看到的并不完全一样”。

苏丹人类学家尼丝琳·埃拉明写道：“我的名字已经不在这封信上，而且一开始就不该在上面。”她表示，自己不同意信件内容，不同意把她名字加上去的过程，也不同意其中“把以色列和伊朗等量齐观”的做法。她称这种做法“有害，而且完全错误”。

被列为联署者之一的穆米亚·阿布－贾马尔，似乎从未授权使用自己的名字。维杰·普拉沙德追问：“是谁替穆米亚签的名？”他还说，这位前黑豹党成员和电台记者在狱中用两个纸盘写道，伊朗“正在向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展示如何反抗帝国”。

普拉沙德本人也发表了尖锐回应，称这封信中的剪刀隐喻“让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看起来像是同一种危险的平行来源”。在发表当天出现在联署名单上的其他一些名字——包括拉希德·哈立迪和纳迪娅·阿布·哈吉——此后也已无解释地从信中消失。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只有这封信背后的人才能回答：是谁策划并起草了它？是谁决定不去接触哪怕一位伊朗学者？又是谁诱使其他人签了名？

无论他们是谁，他们似乎都对伊朗在这场战争中赢得的全球广泛同情感到不安，并决意削弱这种同情。

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伊朗人——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包括政治犯——都在共同保卫自己的祖国，抵抗以色列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殖民主义与美国失序帝国主义的凶狠结合。数以百万计的伊朗人搁置了政治分歧——而这样的分歧确实很多——走到一起，保卫一个长期遭受核毁灭威胁的祖国。厌恶“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概念本身的人不计其数，也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重返故土的快乐。

但如果仍然拥有一个祖国——在那里出生、长大，父母和兄弟埋葬在那里——如果还能教授所谓“伊朗研究”，那恰恰是因为这个先天失当的伊斯兰共和国，保护了国家领土完整，也保护了居住其中的9000多万人口的生命与尊严。

以色列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伊朗变成另一个叙利亚、黎巴嫩或利比亚，使其陷入分裂。那些曾扼杀伊朗公民自由前景的看守者，如今却在抵御以色列和特朗普。这封信的组织者能否消化、承受并面对这种悖论？它的支持者远离炸弹、隔海相望，早晨醒来看到自己的名字署在这份令人作呕的文件下，真的会自我感觉良好吗？

这些联署者中，有谁看见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欢呼，尤其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他们看到一个穆斯林国家竟敢站出来对抗以色列，而其他国家却充当美国和以色列战争机器的军事基地。那些明知内容仍签下这封信的人，与数以百万计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以及全球南北方被压迫者严重脱节。后者之所以欢欣鼓舞，只因为一个简单事实：作为一个民族的伊朗人——而不是伊斯兰共和国——正在顽强抵抗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

逊尼派与什叶派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这封信背后的人，是否看见并理解了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大量迹象？又或者，他们如何看待数以千万计走上街头参加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的伊朗人和伊拉克人？难道这些人不知道伊朗有政治犯，还是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人民？这个地区的人民，难道还需要等西方刊出一封信，来告诉他们自己祖国长期存在的悖论吗？什么样的“革命者”，会与这些事实脱节到如此地步？

对这封信的起草者和辩护者而言，“祖国”这个概念显然无足轻重。

无论伊斯兰共和国有多少过错，此刻它正在保卫一个9300万人口的国家，免于被毁灭，免于其文明被抹去。特朗普和他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刚刚宣布新一轮制裁。贝森特称，这些制裁将使执政政权“崩溃”。这本身就带有种族灭绝性质。制裁针对的是伊朗人民，而不是一个在近半个世纪里始终挺过制裁的政府。

伊朗的政治监禁和死刑必须立即停止，其他国家也一样。美国同样如此，因为把本国人民关进监狱的人数，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多。然而，这封信却把一个针对整个民族、公开带有种族灭绝意图的文明性威胁，与一个尽管问题重重、灾难深重，却站出来对抗两个凶狠核武国家、捍卫人民生存的政权相提并论。在这场残酷军事入侵之后，伊朗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认知转变。伊斯兰共和国正在受到有原则的伊朗人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还将以有力而持久的方式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