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随机拦住一个银川人，问他是哪里人，大概率会听到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祖籍山东、上海、浙江、北京、东北、河南……唯独很少有人会干脆利落地说一句“我是老银川”。这不是偶然。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曾揭穿过一个秘密：银川市祖籍本地的居民仅占12.9%。换句话说，走在银川的大街上，十个人里至少有八个半，往上数三代都不是这儿的人。
银川，是一座被移民“拼”出来的城市。
从秦渠汉渠到“塞上江南”，移民是银川的底色
银川的移民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
早在秦汉时期，中原移民就已在银川平原拉开了屯垦开发的序幕。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朝廷徙关东贫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包括银川在内的广大地区一次性迁入移民七十余万口。汉代上河农都尉冯参带领百姓开渠引水、灌田殖谷，建起了管理屯田戍边的北典农城，安置的正是从河南宛西吕城迁来的大批移民。一条条古渠——秦渠、汉渠、唐徕渠——长流不息，硬生生把黄河水引进了荒漠，造就了“塞上江南”的千年美名。
明代，银川更是“九边”重镇之一。出于军事需要，明廷从中原及江南调发军民移居宁夏，其中以江浙一带人居多。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生活习俗也颇具“江左遗风”。万历年间刻的《宁夏志》中写道：“今之居此土，有仕宦者、徵戍者、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是故风俗不纯，难以一而言之也。”——三百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在感慨银川人来自五湖四海了。
就连宁夏的主体民族回族，最早也是唐代至元代数百年间，从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被征调或迁徙而来，以半军事、半屯牧的形式安置于此。银川从一开始就没有“原住民”的排他性基因——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被一双双来自天南海北的手开垦出来的。
“支宁人”：新中国最壮阔的移民潮
如果说古代移民是银川的底色，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支宁”大潮，则真正把银川塑造成了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国家有组织地抽调大批干部、职工来到宁夏。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卷》统计，仅1950年至1957年，平均每年就有3.6万人迁入宁夏，其中迁移到银川的人口占了绝大部分。从1958年到1960年，从各省市自治区通过组织调动或自发迁移来到宁夏参加建设的就有近16万人，仅从上海、南京等地迁来的小型企业或生产小组就有137个。1959年、1960年，来宁的浙江青年达到10万人。
这些“支宁人”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1958年9月，中国京剧院四团全团由北京迁至银川，成立宁夏京剧团。李鸣盛、班世超、殷元和等京剧名角，就这样告别了京城的舞台，扎根在了大西北。银川市文化东街上曾有一座大杂院，被当地人称为“文化大院”，里面住的都是支宁文艺团体的演员。每天清晨，吊嗓子、练声、压腿、翻筋斗的场景，伴随着整整一代人的记忆。
银川老城区西南角的“上海新村”，至今仍能看到旗袍店、杭帮菜和乡谣酒吧，小区里还有操着上海话的老人。1958年，8岁的孙永保随母亲徐旭英从上海来到银川。徐旭英是上海五金厂的职工，随厂搬迁而来。几十年后，徐旭英说服自己“把这把老骨头留在银川的土地上”，而对于在银川长大的孙永保来说，偏僻的银川却早已比千里之外的上海滩更像是故乡了。
三线建设：六十万人的大迁徙
更大的浪潮还在后面。
国家三线建设期间，自1969年至1978年，从外省搬到宁夏而成立的吴忠配件厂、中卫大河机床厂、银川长城机床铸造厂、西北轴承厂、西北煤矿机械一二三厂等二十多家企业，随厂迁移的人数达到六十多万。随后的若干年，仍然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加入建设宁夏的队伍。
这些“支宁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智慧，无怨无悔地支援着宁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毫不夸张地说，今天银川的工业基础、文化事业、教育体系，很大一部分是靠这些移民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北京话、上海话、浙江话、东北话、山东话、陕西话……几乎可以在银川听到全国各地的方言。这些天南海北的口音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座城市独特的声景。
作家张贤亮曾感慨，银川乃至整个宁夏，都可说是一个移民形成的地区。他18岁从外地来到银川，而在他看来，银川连“第二故乡”都谈不上，至多是“第三故乡”。但恰恰因为银川是一个移民城市，本土性不强、不排外，一个外地人才有可能在这座城市扎根、成长、发挥作用。
今天的银川：移民仍在继续
时至今日，银川的移民脚步从未停歇。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银川累计接收政策性移民和自主迁徙移民27.4万人。从“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大山深处搬迁而来的农民，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上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银川最大的生态移民安置区月牙湖乡，在“十二五”期间承接安置移民3979户1.68万人。规划时采用的“插花式”居住布局，让所有楼栋各族居民交错居住，从空间布局上打破了民族交往的物理壁垒。
2025年末，银川全市常住人口已达294.26万人。而公安部门对银川市人口来源的典型调查显示：来自华北的占27.7%，来自西北（不含银川）的占23.9%，来自华东的占14.7%，来自东北的占14.4%，来自中南的占3.7%，来自西南的占2.7%——祖籍银川的，只有12.9%。有人说银川55%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这恐怕还是保守估计。
一座没有“本地人”的城市，反而让所有人都有了归属感
银川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一座没有严格意义上“本地人”的城市，却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归属感。
不同群体带来的饮食文化在这里相互调适、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文化特征——不同外来移民趋于一致的“口味”。陕北的臊子面传入银川后，当地人结合本地盛产的优质羊肉，将原本用猪肉制作的臊子改为羊肉臊子，形成了“碗大汤宽、红油飘香”的银川特色版本。汉族的秧歌步、藏族的水袖、回族的花儿韵律，可以在同一个社区文艺团队的表演中自然融合。
银川是一座汉、回、满等多民族聚居的移民城市。“灵州会盟”“三线建设”“闽宁协作”，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佳话。连续27年的“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持续架起连心桥。社区里的“石榴籽议事会”上，汉族居民提议增设便民充电桩，回族居民分享绿化养护经验，满族居民支招优化养老服务——各族邻里各抒己见、互帮献策。
作家张贤亮曾说，银川市历来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这点与早期的美国与澳大利亚颇为相似。一个具有开放性、没有排他性的社会人文环境，是这座城市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银川的户口本上，写着天南海北的祖籍。但在这座城市里，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身份——银川人。这座城用两千多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家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你从哪里来，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在这里扎根、生长、开花。
而这，正是银川最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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