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山城遗址
三龟九顶城遗址俯瞰，左为三龟城，右为九顶城。
考古工作者在测绘神臂城城门。
自古得巴蜀者得天下。川渝地区历来因为物产丰饶、山川纵横，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扮演着“大后方”与“军事屏障”的双重角色。这样的地理优势，在南宋末年被发挥到了极致。
乐山的三龟九顶城与西岸嘉定府城隔岷江相望，宋末元初，长达40年的宋元之战在这里展开；1243年到1277年，泸州神臂城内的军民与蒙军展开了长达35年的拉锯战，城池五次易手，最后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才陷落；还有见证忽必烈之兄蒙哥汗战死，导致13世纪欧亚地缘格局彻底改变的钓鱼城。这些宋蒙战争时期大大小小的城、寨、堡，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川渝大地上，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2025年，由22座典型山城遗址组成的“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正式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其中的泸州榕山城遗址、乐山三龟九顶城遗址，2026年被列入四川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以下简称“省保”）。
“前人已整理、研究过很多关于南宋山城的资料。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优势在于，除了对地表的遗迹现象进行调查外，还能开展针对地下遗迹的勘探工作。这也是山城相关工作近年来取得重要收获的关键方法。”8月中旬，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成都采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睿。
这些认识，不仅补充完整了散落在山野间的城址“身份信息”，更让考古工作者对其保存现状和价值有了更客观和全面的认识，让随后制定的保护规划更加有据可依。
野外踏查 一场考古基本功的“考试”
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地方合作，对乐山大佛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当时，三龟九顶城作为周边遗存的一部分，也纳入了考古勘探工作。从彼时算起，这处山城的考古调查工作已经走过了十余年。而真正让这座南宋山城的面貌清晰起来，还是2021年刘睿和团队在这里展开的系统调查与勘探。
虽为山城，但与一般城址考古开展工作一样，需要先“描骨”，再填“血肉”。这也就是说，山城考古工作同样需要先找到城墙，明确城的范围和结构，再探城内布局。
然而对于山城来说，每座城都是依据地形地貌建造，“一城一策”是基本，没有万能公式可以套用。以三龟九顶城为例，这套由三龟城、九顶城与乌尤城组成的防御体系，面积大约33万平方米，要想全部丈量一遍，并非易事。但刘睿有自己的办法：“这需要先对城有个整体认识。我就会去想，作为守方应该在哪里加强，作为攻方又应该先攻打哪里。”带着这些问题去踏查，那些地表遗存才渐渐出现在考古队员眼中。
考古人员沿已有城墙继续踏查，发现了一处新的炮台遗址。此外，还通过勘探工作发现了此前并未发现的宋元时期遗存堆积，对三龟九顶城的布局、城内地形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其实这考的就是考古调查基本功，多走，多看，多问。”刘睿说。
另一座被纳入本次省保名单的榕山城遗址，坐落于海拔约900米的榕山山顶，面积约24万平方米。1239年，为抵御侵袭，南宋在泸州一带布防筑城，合江县治迁往榕山，筑城自保。但受地理条件限制，城池远离长江水道，且交通闭塞，难以支撑军民长期驻守，因此仅一年后，合江县治便迁往他处。
即便现在，榕山城也没有可通行汽车的公路直达。因为山顶地形复杂，工作队到达半山腰后需徒步上山。从半山腰爬到山顶，要1个多小时。山顶人迹罕至，偶尔能碰到砍竹子的工人。“这是四川地区比较少的还没有通公路的南宋山城，从侧面也说明了其地形之险要。”刘睿介绍。
清末咸丰年间，榕山城复又“苏醒”。当地人利用险峻的地势修筑了“忠义寨”。如今榕山城地表上的城门基本是清代修建的。“榕山城既是南宋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末民间自保修建的重要堡寨，代表了大部分川渝地区南宋山城的历史发展轨迹。”刘睿说。
城墙砌法 将乐山城年代前推至宋代
南宋山城的遗迹可分为好几类。一类是城墙、炮台、城门等军事设施；一类是仓储类遗迹；一类是水井等生活类遗迹；还有一类是摩崖题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军事类设施的价值。“南宋山城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在地表大规模地保留了宋代城墙的遗迹。”刘睿介绍，这一点，对于判定一座城是否为宋代修建，有着重要的对照作用。乐山城（旧称“嘉定府”）的历史就是这样被刷新的。
在三龟九顶城工作期间，刘睿还会到江对岸的乐山城中踏查。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其城墙为明代所建，但当刘睿看到“眼熟”的城墙条石砌法时，内心产生了别的猜想。
“乐山城部分城墙的墙体不像是明代的修法。”刘睿认为可能是宋代修建的。宋代城墙的砌筑方式，与后世有着明显区别。刘睿介绍，这种方式被称为“钉砌”，条石楔形，外大里小，像钉子一样嵌入墙体。从墙体表面由下往上看，逐层收分。这种独特的工艺，成为识别宋代城墙的重要特征。
202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城址基础调查工作，正式将嘉定府现存城墙的年代从明代追溯到宋代。一座城的年代被重新划定，这确实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
为什么偏偏是在进行南宋山城勘探调查期间发现的？在刘睿看来，这与南宋山城遗址的特质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时期的城墙工艺有着比较鲜明的特征。在对四川地区南宋山城开展系统性调查后，我们就掌握了这些特点，也对其他已有城址的年代认识提供了新依据。”南宋山城因为诞生于战乱年代，其城址选择的首要目的是防御而非生活生产。在兵乱年代过后，人们撤出这些城，回到更方便生活的平原地区，让这些宋代的城址“侥幸”保存下来。因此，古城的建造方式、年代特征才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顺藤摸瓜 找到口口相传的故事
不同于考古发掘，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既要照顾地上，也涉及地下。他们通过检索资料、地表踏查，以及一些简单的勘探工作，辨析地下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刘睿和团队成员擅长的是“倾听”：“听”城墙、基槽、柱础、题刻等遗迹在“说”些什么，以及当地又有怎样的传说。
合江神臂城，同样是南宋山城体系中重要的一处。
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先生曾提到，合江县百姓口口相传，神臂城曾有一处衙署“钟鼓楼”。衙署作为官方建筑，是一座城最重要的核心建筑。宋代地方衙署入口处的谯楼上，就常常设有钟鼓，百姓也称谯楼为“钟鼓楼”。考古队循着这条线索展开工作，确实发现了一些宋代建筑遗存，但体量不大、不成规模，难以确认与衙署相关。这一场寻找，一找就是好几年。
“做了好几年没结果，我说换个区域试试。”刘睿回忆，考古队将视线从钟鼓楼以北区域，换到了以东方向：该区域地势平整，具备修建大规模建筑的地理条件。正是这次调整，考古队在原本“钟鼓楼”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体量较大的建筑遗迹：地表有体量较大的石质柱础，地下发现有石质建筑构件。这些发现揭示着此处曾矗立有高规格建筑。这为寻找神臂城衙署区域，以及下一步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老百姓提供的线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得先找到一点，再顺藤摸瓜，慢慢地把它理清楚。”刘睿说，将口口相传“落实”到大地之上，是考古勘探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在神臂城，考古队与当地百姓的互动贯穿了调查工作的始终。神臂城峭壁边的城墙、双重的城圈，都是考古队将当地群众提供的零散信息综合起来，再通过调查勘探工作逐步摸清情况获得的突破。
对于四川省内南宋山城的探索还在继续，刘睿和团队还在山与河之间穿行。通过他们的行走，历史正以鲜活的姿态展开。刘睿提到，他们在神臂城遗址周围调查时，有位骆姓村民说，自己便是当年蒙古大军留下的后裔。虽然难以确认是否属实，但一句朴素的话，却成为历史生动的注脚。这就是考古的意义之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刘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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