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下旬,英、法、德、意、荷、挪、加七国联合发表声明,措辞严厉地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紧接着,埃及、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整整15个国家,在不到48小时内接连对以色列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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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警告,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已经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外界都以为这是以色列眼下最大的坎。

可以色列本土经济学家丹·本·戴维刚在播客里扔了颗更大的炸弹:不到30年,我们极有可能亲眼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然走向毁灭”的发达国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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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外敌入侵,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和造血血液正在被彻底抽干。

本·戴维的判断,首先建立在一组人口数据上。以色列50岁以上人群中,极端正统派哈雷迪犹太人只占6%。

但在0岁到4岁的幼儿中,这个比例已经飙升到了26%。6%到26%,仅仅隔了两代人的时间。“他们不是未来的预测——他们已经出生了,明天就要上学了,”本·戴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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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迪是什么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黑衣、黑帽、大胡子。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不服兵役、不学世俗知识、靠政府补贴生活、拼命生孩子。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5年的报告显示,哈雷迪人口已达约145万,占总人口的14.3%。更惊人的是,57%的哈雷迪人口年龄在19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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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迪生育率维持在6.5左右,而以色列其他群体的生育率已降至2左右。

本·戴维打了个比方:哈雷迪的人口占比每25年翻一番。照这个速度,再过25年,以色列一半的幼儿都将是哈雷迪家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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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生得多,而是他们怎么活。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长期徘徊在50%出头,过去十年几乎没有改善。

本·戴维跟踪了20年的数据发现,哈雷迪男性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接近于零,而且没有任何增长”。

以色列财政研究机构的数据揭示了一个“财富转移”的真相:平均每个非哈雷迪犹太家庭每月向国家净缴纳8842谢克尔,而每个哈雷迪家庭每月从国家净获得5983谢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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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从干活的人口袋里,流向了不干活的人。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估算,政府每年给哈雷迪群体的直接补贴、税收减免、实物折扣等,加起来高达380亿谢克尔。这个数字有多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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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全国所有公立医院的年度总支出是140亿谢克尔,所有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加在一起是120亿谢克尔。医院加大学,还不到养哈雷迪群体的三分之二。

如果说哈雷迪是在给以色列“放血”,那精英流失就是在“挖根”。

以色列税务局分析了2015年到2024年的数据,发现2023和2024年,富裕阶层、科技和医疗从业人员的离境率冲到历史高位,差不多是2019年之前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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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从业者离境人数增加约150%,医疗行业增加超过100%。

具体到人:2023和2024两年,有949名医生、3350名工程师、21000多名本科毕业生离开了以色列,其中7400人是理工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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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2024年一年就走了530名医生。据媒体报道,2024年已有超过82000名公民离开以色列。

走的还不是普通人。以色列创新局2026年的报告显示,十年以来首次以色列的研发员工数量减少,减少了约3500个职位。

截至2026年3月,以色列私营高科技公司中只有62%的员工还在以色列境内工作,2019年是69%。金融岗位和决策中心正在往国外搬。

这些人是以色列的纳税主力,是高科技产业的脊梁。以色列就是靠人才、靠科技、靠创新立国。现在能挣钱的、能创新的、能交税的,一个接一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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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戴维算了笔账:以色列工人平均每小时产出42美元,美国工人差不多是3倍。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和世界领先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了3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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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不干活的人越来越多,一边是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像一棵大树,根在烂,叶子在掉。

打仗是要花钱的,而且花得比想象中多得多。

2026年3月,以色列议会以62票对5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总额8506亿谢克尔(约2710亿美元)的创纪录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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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防部预算超过1420亿谢克尔(约453亿美元),比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前高出约120%。

军方经济顾问给出的数字更吓人——这场仗的总成本“肯定超过一万亿谢克尔”,折合3060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GDP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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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的年度评估指出,以色列的GDP仍比战前预期的增长轨迹低了约9%。

IMF将以色列2026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3.5%,战前的预测是4.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更悲观,预测以色列2026年经济增长仅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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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赤字预计将从2025年的5.2%扩大到2026年的6.2%。公共债务预计将升至GDP的70.1%,到2031年可能达到约74%。

战前以色列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是60.5%,到2025年已经上升到68.5%。三年仗打下来,以色列的债务增加了差不多8个百分点。

本·戴维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不仅是他们的政客造成的,也是我们的政客造成的。正是世俗政客的默许,才让宗教领袖有权剥夺孩子的教育。”

几十年来,不管谁当总理,都得求着哈雷迪联盟,对方的条件只有两个:给钱、免兵役。任何一个政党想组阁都必须拿到议会过半席位,而哈雷迪群体手握大量选票。

本-戴维在播客里扒了更多老底:建国头三十年,以色列的钱花在医院、大学、马路上。七十年代末政策转向,钱开始从公共品流向小圈子。

以色列这盘棋,说到底是政客拿未来换今天。一个靠人才和科技立国的国家,正在被自己的政治算计和人口结构一点点掏空。

“以色列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解决问题,但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最后一刻’了,”本-戴维说。

在经济学上,“崩溃螺旋”是指当一个国家开始经济崩溃时,最先离开的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技能最强、有选择权的人,这意味着留下的人要承担更重的负担,从而加速下一轮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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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正在陷入的就是这样一个螺旋。

按照目前的路走,以色列大概率活不到建国一百周年。不是被导弹击垮,不是被敌人征服,而是被自己人从内部一点点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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