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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后的第一次回乡,我没通知县里。车停在老街口,我让程凯陪着步行,想先去看看父母留下的旧屋。

八月的日头晒得石板发白。经过县便民服务中心时,大厅里忽然传出一阵训斥声,门口几个等号的人都扭头往里看。

“材料不全,说多少遍也没用。认识谁都一样。”

窗口前站着个老人,蓝布衫洗得发灰,右肩微微塌着。他怀里抱着牛皮纸袋,嘴唇动了几下,没争辩。

我隔着玻璃门看清那张脸,脚下便停住了。额角那道月牙形旧疤还在,只是头发白了,腰也不像从前那么直。

高明远坐在窗口内,胸牌上写着科长。他把材料往外一送,嘴角带着冷意。

“认识省委书记的人多了,难道都不用按规矩办?”

老人弯腰捡起滑落的纸。大厅里有人低笑,他耳根发红,手在纸袋口摸了两次,才把散页收拢。

程凯往前半步,我抬手拦住他。身份一亮,事情或许立刻能办,可老人刚才受的那几句话,不能就这么过去。

我走到窗口前,没有看高明远,先接住老人手里快要掉下的纸袋。

“老朋友,别来无恙。”

赵守山抬起头,盯着我看了许久。那双浑浊的眼睛慢慢有了亮色,却又很快低下去,像是不敢认。

高明远敲了敲桌面,叫我们别挡着窗口。我把纸页理齐,平放在台面上。

“先别谈认识谁。缺什么,请按流程说清楚。”

01

高明远看了我一眼,脸上那点不耐烦没有收。他把一张补充材料告知单推出来,说下午还有会,让老人准备齐全再来。

说完,他夹起桌上的文件走进里间。玻璃门合上时,带起一股冷风,赵守山怀里的纸角轻轻颤了颤。

我陪他走到大厅侧面的长椅。椅面被太阳晒得温热,旁边饮水机嗡嗡作响,一只纸杯歪在接水槽里。

赵守山仍在打量我,目光从眉眼落到下巴,又回到眉眼。过了一会儿,他伸手在我肩头轻轻按了一下。

“真是致远?”

我点头,嗓子有些发紧。十三岁那年的旧事,被这一声叫得又近了,连当时胃里火烧似的饿都记得清楚。

“赵叔,还记得那半块饼吗?”

他没立刻回答,先把牛皮纸袋放在膝上,又用掌心慢慢抹平折皱。那双手粗大,虎口的机油印早洗净了,裂纹却还深。

三十四年前,我十三岁。跟家里闹了别扭,揣着几毛钱离开村子,以为沿着公路一直走,就能走出另一种日子。

钱不到两天便花光了。我不敢回去,在旧车站后面的修理棚躲雨,饿得蹲不稳,只能抱着膝盖缩在废轮胎旁边。

赵守山那年三十四岁,在机修厂上班。他下夜班经过,先问我是哪家的孩子,我咬着牙不说,他也没硬逼。

他坐到门槛上,从帆布包里摸出一块凉饼。饼边发硬,沾着一点黑灰,他掰成两半,把厚些的那半递给我。

我吃得太急,噎得直翻眼。他又跑去水龙头接来半缸凉水,看着我一口口咽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块饼也是他当天最后一顿饭。可在那个雨夜,他只说厂里食堂多得很,让我安心吃。

“怎么会不记得。”

赵守山笑了一下,眼角挤出几道深纹。他说那时我瘦得只剩一双大眼,裤脚全是泥,还防贼似的护着半块饼。

我也笑,笑意却没撑多久。三十四年里,我换过不少地方,也托人打听过他。消息总是断断续续,后来只知道他回了县城。

忙,是这些年最顺手的说法。会议一场接一场,地方一个接一个,心里想着等空下来再找。可人哪有凭空多出来的空闲。

眼前这位老人已经六十八岁。若不是今天撞见,我还不知道那句“改日登门”,要拖到什么时候。

“赵叔,是我来晚了。”

他摆摆手,拿起膝上的纸袋。袋口缠着一截旧棉线,打的是机修工常用的活扣,拉一下就松,手法和从前一样。

“你没欠我。半块饼的事,别挂一辈子。”

我问他这些年过得如何。他只说退休金够用,住处不漏雨,腿脚除了阴天发酸,别的都还成。

话说得轻,可他鞋帮开了胶,袖口也磨薄了。纸袋里那些材料复印了好几遍,边缘毛糙,显然不是第一次来。

我看向里间紧闭的门,胸口那团火又往上顶。赵守山察觉了,伸手压住告知单,声音也沉下来。

“我今天来办自己的事,不拿当年的饼换方便。你如今做什么,也不能坏了人家的规矩。”

我望着他,没说出身份。他大概从高明远刚才那句话里听出了什么,却没有追问,只把纸袋抱得更紧。

大厅叫号声又响起来。赵守山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像三十四年前看着我吃完饼后那样平静。

“先看看缺啥。该补,我就补。”

02

我们在长椅上重新打开纸袋。程凯从服务台取来一张事项清单,坐到旁边逐项核对,没有亮证件,也没有找大厅负责人。

赵守山办的是旧档案姓名更正。现在的身份证、户口簿和退休材料上都叫赵守山,可早年厂里一份纸质档案写的是赵寿山。

两个字同音不同形。年轻时工资由厂里手工造册,他觉得不影响领钱,一直没当回事。如今办理一项关联手续,旧档案便卡住了。

材料里有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退休证,还有机修厂早年的工作证明。唯独缺少能把两个姓名连在一起的曾用名证明。

我将告知单翻到背面,上面只写着“信息不一致,退回补正”。字迹潦草,没有注明去哪里开、找谁核实,也没有标出咨询电话。

“前几次怎么说的?”

赵守山捏着眼镜腿,低头想了想。第一次让他回家找旧材料,第二次说厂子改制后证明不好认,今天才提到曾用名证明。

“他们说的缺项,倒不算瞎说。”

他说得很慢,还把高明远推回来的几页材料重新排好。受了当众训斥,他仍不肯在事实之外多添一句。

我心里的怒意落下去一些,却没有散。材料不齐,可以告知补办;老人听不懂,可以多讲一遍。拿身份和关系来讥讽,与流程无关。

程凯指着清单最下方,说按公开指引,申请人可以回原户籍地核查,也能由相关单位协助确认,但各地留存情况不同。

赵守山听完点点头,把地点记在告知单空白处。他写字很用力,圆珠笔尖划过薄纸,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问他是否愿意等一会儿,由我找人问清具体路径。话出口后,他抬眼看我,神色里已有几分警觉。

“问路可以,打招呼不行。”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那个动作不大,他却看得明白,绷着的肩头这才松了一点。

“致远,你记着那口饼,我心里热乎。可我要是靠你一句话把缺的材料绕过去,当年那饼就变味了。”

窗外有卖烤红薯的小车经过,甜焦味从门缝钻进来。我忽然想起旧修理棚里的凉水和硬饼,胃里微微一缩。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这心思是真的。可眼下他最不肯收的,偏偏是我最容易给出的东西。

“那就只问清楚,不少一道手续。”

赵守山嗯了一声,把刚才记下的地址又描了一遍。他做事还是老样子,认准了便不含糊,哪怕多跑几趟,也不肯留个虚处。

我让程凯去公开咨询台索取完整指南。自己留下,把散开的老档案装回袋里。其中一张纸沾过水,右下角已经发脆,我托着边缘,不敢使劲。

赵守山忽然问我,这次回来住几天。我说当天还得走,只想先看看老屋,再吃一碗街口的豆腐脑。

“当了大干部,也还惦记那一口?”

“胃没跟着职务变。”

他笑出声,随即朝里间望了一眼。高明远正从门后出来,低头同一名工作人员说话,没有往这边看。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问了一句。

“刚才那位叫高明远?”

赵守山捆棉线的手忽然停住。活扣已经绕好,他却捏着线头,足有几息没往下拉。

“胸牌上写着呢。”

他说完便垂下眼,把线头猛地收紧。纸袋被勒出一道深痕,里面的薄纸也跟着弯了。

我问他以前是否见过这个人。赵守山摇头太快,随后又咳了一声,端起纸杯喝水。杯沿碰到牙齿,发出轻轻一响。

“县城就这么大,听过名字不稀奇。”

话虽这么说,他方才那一下停顿不像听过名字那么简单。我没有追着问,只把那张告知单抽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高明远从里间出来后,在咨询台旁站了片刻。他的视线掠过我们,脸色依旧冷,随后转身去处理另一个窗口的事。

程凯拿回完整指南,确认缺少的证明必须补齐,也找到了办理地点。赵守山将地址折进衣袋,坚持现在就去。

我陪他走出大厅。台阶下热浪翻着灰尘,他扶了一下栏杆,很快又松开,仿佛不愿让人看见腿脚吃力。

身后的玻璃门映出高明远模糊的身影。我回头时,他正站在原地望着门外。见我转身,他立刻低头整理桌上的材料。

赵守山催我走快些,说户籍窗口下午关门早。我应了一声,跟上他的脚步,心里却记住了那根被突然勒紧的棉线。

03

户籍窗口在旧城另一头。我们赶到时,工作人员查了留存目录,说早年的底册已经移交,得去赵守山原来落户的镇上调取。

手续不难,只是当天办不完。赵守山把地址记好,转身要走,我却想起服务中心那张含糊的告知单。

若一开始就把路径讲明白,老人何必来回跑。材料缺失是一回事,把人晾在窗口前训斥,又是另一回事。

我提议再回去问清楚。赵守山皱了皱眉,最终没有反对,只叮嘱我别亮身份,也别惊动县里的干部。

下午三点,大厅里比先前安静。高明远已经回到窗口,正低头审核一叠表格,桌边放着半杯浓茶。

我取了咨询号,以普通返乡人的口吻问他,姓名更正到底需要哪些证明,为何告知单没有写明办理地点。

高明远抬头认出我,脸色沉了一些。他抽过办事指南,用笔点了点其中一栏。

“曾用名证明缺了,不能受理。”

“不能受理,应当一次讲清怎么补。”

我把告知单放到台面上。纸上的几个字又淡又斜,连退回日期都没写完整。

他扫了一眼,说窗口每天接待的人多,不可能为每个人写一份教程。墙上有指南,申请人自己也该先看。

“老人看不清小字,可以多问一句。”

高明远靠回椅背,目光越过我,落在赵守山身上。那目光里不只是烦躁,还有一种来得过重的防备。

“问流程可以,拿认识领导吓人不行。”

旁边两名工作人员停下手里的活。等候区也有人望过来,赵守山把帽檐往下压了压,站到了柱子后面。

我压低声音,问高明远凭什么认定老人是在吓人。他用笔帽敲着桌面,说先提旧交,再找人陪着回来,这还不够明显。

“他说过要越过手续吗?”

“话不必说透,意思大家都懂。”

我看着他,先前的怒气渐渐变成失望。守住材料关口没有错,可他似乎早已认定,赵守山开口就是求照顾。

“你守的是流程,还是你自己的猜测?”

高明远把指南合上,声音也冷了。他说自己只认材料,缺一项就退一项,谁来都不能改变。

我指了指那张告知单,问一次告知为何分成三次。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旧档案情况复杂,每次核验结果可能不同。

这个解释听着有道理,却盖不住前后告知不清。更让我在意的,是他每次提到赵守山,语气里总有一股说不明的刺。

赵守山从柱子后走出来,把告知单收走。他冲高明远点了一下头,说自己已经知道去哪补,不耽误窗口工作。

高明远没有回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底落在桌上,声音很重。

离开大厅前,我回头看了一眼。他正翻下一份材料,动作比平时快,纸页被掀得哗哗响。

到了门外,我对程凯说,只核对高明远公开履历和家庭关系,不碰他的私人来往,也不要惊动无关的人。

程凯点头记下,又问是否需要县里配合。我摇了摇头,眼下只是核实,不该先把阵势摆出来。

赵守山站在台阶下等我。他没问我交代了什么,只盯着街对面的公交站牌,脸上的皱纹绷得很紧。

04

去镇上的末班车还有四十分钟。赵守山原本要坐车回去取底册,走到站牌前,却忽然从纸袋里抽出申请表。

他把表折了两下,装进内侧口袋。其余复印件仍用棉线捆好,像是准备压进柜底。

“我不办了。”

我以为他怕麻烦,说证明能补,耽搁几天而已。他摇头,沿着路边慢慢走,鞋底蹭过细沙。

“名字错了几十年,也没少我一口饭。”

这不是实话。关联手续卡着,今后还会遇到麻烦。他不肯说,我便跟在旁边,没有立刻劝。

走到公交站入口,一辆县里的公务车停下。车上下来一名在省里开会时见过我的工作人员,他愣了片刻,快步上前问好。

那声职务称呼不高,附近几个人还是听见了。服务中心门口有人停步,隔着玻璃往外张望。

我只说私人返乡,不必通知任何人。那人应声离开后,赵守山的脸色已经变了。

他看了看程凯,又看我,嘴唇抿成一道细线。过了半晌,才把纸袋递到我面前。

“你还是把身份压上去了。”

“不是我叫来的。”

“可人家认出了你。”

他说高明远刚才那些话固然难听,可我站在窗口反复追问,在旁人眼里,便成了领导为熟人出头。

我想解释自己问的是服务态度,不是要他收下缺件材料。话到嘴边,却显得轻飘飘的。

赵守山摘下帽子,在掌心拍了拍。花白头发被汗压着,额角那道旧疤显得更深。

“你一来,他们以后见我,先想到的不是赵寿山还是赵守山,是我背后站着谁。”

我胸口像塞进一团湿棉花。一路忍着没亮身份,自以为守住了分寸,可身份一旦被人知晓,前面的克制未必还算数。

“赵叔,我没想让你难堪。”

“你是好心。可这好心太重,我扛不动。”

他说完转过身,背对着我重新戴好帽子。公交车进站卷起灰尘,他抬手挡了挡,没有上车。

我伸手去拿他口袋里的申请表,他往后退了半步。那一下不重,却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很清楚。

“这事到此为止。也别找那个科长。”

他的称呼从高明远变成那个科长,像是故意把名字抹掉。我想起他听见名字时突然停住的手,疑问又冒了出来。

“你是不是有事没告诉我?”

赵守山低头系纸袋,粗手在细棉线上绕了好几圈。最后只说年纪大了,不爱把旧人旧事翻出来晒。

公交车开走,尾气呛得人发咳。他沿街往回走,坚持自己去旅店住,不肯坐我们的车,也不肯让我陪。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件灰蓝布衫混进人群。三十四年前,是他把我从废轮胎边领出来。今天,我却把他逼得收回了申请。

程凯一直等赵守山走远,才低声说核对有了结果,但家庭关系里出现一处意外关联,需要当面确认才稳妥。

“和谁有关?”

“和您的堂姐罗秀英有关。”

这个名字多年没人当面提过。父辈之间闹翻以后,两家渐渐断了往来。我上大学后写过信,没有回音,后来也不再写。

罗秀英比我大十二岁。小时候她给我缝过书包,也曾在长辈争吵时摔门离开。再往后的消息,零零碎碎。

程凯说公开履历能对上部分信息,但亲属关系不能只凭同名判断。最稳妥的办法,是请高明远本人确认母亲姓名。

我望向服务中心二楼。夕阳照在窗上,一片刺眼的白,里面的人影全都看不清。

“只确认身份。别问别的。”

程凯应下。我捏着赵守山留下的那张补正指南,纸边被汗浸软,贴在掌心上。

05

傍晚六点,程凯带回了确认结果。高明远的母亲确实叫罗秀英,五十九岁,退休前在县服装厂做缝纫工。

我又问了一遍是否存在同名。程凯摇头,说出生年月、原籍村组都能对应,高明远本人也确认母亲姓罗。

那几句话不重,落下来却让我半天没动。刁难赵守山的人,竟是罗秀英的儿子,也是我从未见过的堂外甥。

父辈断亲时,高明远还没出生。我这些年只听说堂姐嫁到了县城,丈夫姓高,至于孩子叫什么、长什么样,从没人告诉我。

白天窗口前那张冷硬的脸重新浮在眼前。眉骨较高,右耳贴着头皮,那些细处竟和罗秀英年轻时有几分相像。

我没认出来,他也没认出我。隔着一块玻璃,我们为了赵守山的事针锋相对,却不知道那层断了多年的血缘正横在中间。

晚上七点,我让程凯约高明远到老街一家小饭馆。没有县里的陪同,也没用公务名义,只说把白天的事私下讲清。

包厢很小,墙角的风扇转起来吱呀作响。桌上摆着三碗手擀面和一盘拍黄瓜,热气把玻璃蒙出一层雾。

高明远进门时还穿着工作衬衫。看见我,他先停了一下,又看向程凯,神色明显拘谨。

我请他坐下,没有报职务,先问母亲是不是罗秀英。他手里的椅子顿住,椅脚在地砖上刮出刺耳的一声。

“是。您认识我母亲?”

“我是罗致远。”

高明远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下去。他站着没坐,嘴唇动了几次,才低声叫了一句舅舅。

这称呼来得太突然,我没有应。他似乎也觉得不妥,扶着椅背,眼神落在桌角。

“我没见过您,只在新闻里见过照片。白天没敢往那处想。”

我问他,既然守流程,为何三次没有一次告知清楚,又为何当众说老人攀关系。

他解释窗口忙,旧档案核验也确实麻烦。至于那句话,是因为赵守山提到认识省里的领导,他觉得有人想借关系施压。

“你觉得,就可以当众羞辱人?”

高明远沉默片刻,说自己言辞急了,但材料不全的结论没错。每说一句,他都往回收半步,不肯承认得太多。

我没有拿亲属关系压他,只把三十四年前那个雨夜讲了一遍。说到我饿得蹲在修理棚里,赵守山把仅有的一块饼掰开时,高明远忽然抬头。

他的脸色比刚进门时更白,手掌压在桌沿上。那反应不像初次听见一个陌生人的善意,倒像被什么旧事迎面撞了一下。

“你认识赵守山?”

“不认识。”

他答得很快,随后端起茶杯。杯中没有水,他仍送到嘴边,碰到干燥的杯沿才放下。

我盯着他,没有拆穿这点慌乱。堂姐的儿子为何听到赵守山便失了分寸,赵守山又为何听见他的名字就收紧棉线,两头都藏着话。

“材料该补,赵叔会补。可你伤人的话,也该有个交代。”

高明远低头看着面碗。面汤表面结了一层薄油,谁也没动筷子。

我让他第二天向赵守山当面说明,也按单位正常程序接受处理。话音刚落,包厢门忽然被人推开。

罗秀英抱着一只上锁的旧铁盒站在门口,脸色比儿子还白。多年不见,她鬓角已经灰了,怀里的盒角却擦得发亮。

“先别追究明远。”

她走到桌前,把铁盒放下,震得茶杯轻轻一跳。高明远站起来叫妈,她没有看他,只盯着我。

她把话压得很低:赵守山这桩恩情背后,还牵着三个人守了二十多年的旧事;我若继续追究,先撕开的可能不是高明远的脸面。

她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小钥匙,压进我掌心。钥匙齿硌着肉,还带着她掌心的热汗。

“九点前看完,再决定你认恩,还是认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