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左二）与商承祚（左一）
本世纪20年代初，古文字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名满天下、业绩显赫之时，有四位青年崭露头角，显示出非凡才华，深得罗、王赏识，王国维誉之为古文字学四少年。四人之中有两位出自岭南，这便是50年代以来学术界尊称为“容商二老”的东莞容庚先生、番禺商承祚先生。
容先生字希白，号颂斋，生于1894年，卒于1983年，享年九十。商先生字锡永，号契斋，生于1902年，卒于1991年，享年亦九十。二人生于南国，却相识于北方。那是1922年的夏天，容先生自粤北上，至天津，挟《金文编》稿本谒罗振玉于嘉乐里贻安堂，倾谈三四小时，罗翻稿数过，谓乃己所欲作而未成者，属之务竟其成。此前商先生已自南方负笈天津，拜罗氏为师，治甲骨文，在罗氏指导下编撰《殷虚文字类编》。商先生从罗氏处得知容先生有《金文编》之作，志趣相若，遂访之于泰安栈。其时容先生初至北地，不谙国语，二人同操粤语，相见如故交，从此结下了长达一甲子的情谊。
经罗振玉、马衡的推荐、介绍，容、商二先生先后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遂成同学，一起切磋学问，从事古文字研究。商先生于1923年出版《殷虚文字类编》而少年成名，1925年即受聘于东南大学任讲师，旋于1927年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复于1930年抵京，任教于师大、北大、清华诸校。容先生则于1925年出版其成名之作《金文编》,翌年燕京大学聘为襄教授，不久即晋升教授，并主编《燕京学报》。短短几年工夫，自学成材复经罗、王指导、提携的容、商二先生由“少年”一跃而为古文字学的中坚人物，成了世人注目的专家、学者。郭沫若1928年到日本，开始研究古文字之时，《金文编》与《殷虚文字类编》便是他常置案头的工具书。
容、商二先生同治古文字学，同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可谓同行、同道。但他们各有侧重点。容先生的研究重点是青铜器及其铭文，兼及甲骨文等。商先生则主要从事甲骨文研究，兼及金文等。这只要看一看50年代前二位先生的主要论著便一清二楚了。其间容先生的主要论著有：《金文编》(1925,1939)、《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殷契卜辞》(1933)、《宋代吉金书籍述评》(1933)、《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海外吉金图录》(1935)、《商周彝器通考》(1941)。商先生的主要论著有：《殷虚文字类编》(1923)、《殷虚文字考》(1925)、《殷商无四时说》(1932)、《福氏所藏甲骨文字》(1933)、《殷契佚存》(1933)、《古代彝器伪字研究》(1933)、《十二家吉金图录》(1935)、《浑源彝器图》(1936)、《长沙古物闻见记》(1939)。
1933年，商先生离京南下，任职于金陵大学。抗战爆发后，又经湘、桂、黔入蜀，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重庆女师院、重庆大学等院校。容先生则长居北京，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经蜀南归，二人复重逢于重庆。商先生以数印示老友，且戏谓“学不进而刻印则工”。聚首数日，容先生由桂返粤，执教于岭南大学，并主编《岭南学报》。商先生也于1948年由蜀返粤，重回中山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容先生遂与商先生共事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二位先生少年北上而同学，中年扬名于四海，壮年殊途而同归，由同乡、同学、同道而为同事，堪称学林佳话。
进入50年代后，容、商二先生以其道德文章被中山大学的师生们尊称为容老、商老。不过，二老从来不服老，也不以“老”自居。容老年过七十，仍以自行车代步，过海珠桥亦从不下车推行，依然直上直下，常令后生小子羞愧难当，从而急起直追。商老亦然。到了耄耋之年，商老还编有年龄歌一首，曰：“九十可算老，八十不稀奇，七十过江鲫，六十小弟弟……”且自称“老中之青”,极为乐观。在学术研究方面，二老更如四季长青的松柏，始终保持着向上的活力与生机，不论阴晴寒暑，不论境遇顺逆，总是研究不断，笔耕不止。容老虽尝因言贾祸，横遭批判，但亦决不因此而弃卷搁笔，虚掷岁月。他于1958年出版《殷周青铜器通论》(与张维持合作),又于1959年出版《金文编》第三版。此后复发表《澄清堂贴考》、《清代吉金书籍述评》、《鸟书考》等重要论文。“文革”动乱期间，身处逆境，仍毅然决定再次修订《金文编》,出版第四版(此书后因故于1985年出版)。此外，容老还致力于丛帖、书画的整理与研究，著有《丛帖目》(四册，生前出版一至三册),并有遗著《颂斋书画小记》、《历代名画著录目》稿本两种，凡数十册。商老在50年代便先后出版《广州光孝寺古代木雕像图录》、《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石刻篆文编》等专著,并致力于秦汉战国文字研究，发表《鄂君启节考》、《战国楚帛书述略》、《秦权使用及辨伪》等重要论文。“文革”后，又出版《先秦货币文编》、《说文中之古文考》等书，并有遗著《战国楚竹简汇编》、《石刻篆文编字说》、《长沙古物闻见续记》等，于身后陆续问世。可以说，二老之于学术文化事业，确是活到老，学到老，研究著述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老治学，向以严谨平正著称。他们都是在罗振玉、王国维指导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自然而然地接受和继承了罗、王的治学方法和学风。商老更是罗氏的及门弟子。二老都自幼熟习小篆，视《说文》为开启古文字宝库的钥匙。他们都十分注重基本功的训练，都十分注意古文字的临摹与书写。容老有句口头禅：“学了古文字，写几个出来看看。”“不能满口甲骨文金文，说得天花乱坠，写出来却不成样子。”商老亦视临写古文字为字课。二老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文字学的优良传统，将古文字研究与书法实践相结合，自青年、中年以至壮年，学问与书艺并进，直臻“人书俱老”之境。二老均极重视古文字原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强调从原材料(拓本或目验实物)出发从事研究，反对凭空悬想，夸夸其谈。二老长于古文字考释，但均十分谨慎，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不识之字不妄释，不明之义不妄解，尤不轻言音韵(如对转旁转之类)。证据不足，宁阙疑以俟高明，不妄言而误后学。容老每次修订《金文编》,均广泛征求意见，思虑再三，择善而从之。凡有所疑，宁可将正编中的字移置附录，而决不轻易将附录中的不识字作为已识字移至正编。商老《战国楚竹简汇编》一书之所以未能在其生前出版而成为遗著,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对此稿过于重视，从摹本、释文到考释文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修改，虽铢丝之异、点划之差亦不放过，务欲求其完善。如是斟酌多年，书稿粗定，未及付梓，便因病不起而遽归道山。二老晚年指导研究生，言之谆谆，反复强调的，也是如下几条：一、加强基本功训练，多临摹，把字写好。所谓“字”,主要是指小篆、金文、甲骨文。二、广泛阅读第一手材料，从原材料中发现问题，加以研究。研究金文，必须研读《三代吉金文存》等书；研究甲骨文，必须研读《殷虚书契》(前编、后编、续编)、《殷虚文字》(甲编、乙编、丙编)、《甲骨文合集》等书。三、认真阅读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人的著作，从中领悟治学的方法，学会找题目的本领。四、力求平正。不论写字作文乃至为人，“平正”二字甚重要，唯平正方见真功夫。二老最憎恶奇形怪状之字，奇谈怪论之文，故常以此为研究生诫。从这几条原则，也可窥见二老治学的风范和育人的特色。
作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容、商二老与文物有着不解之缘。他们自幼酷爱古文字，因之而又酷爱古文物。早年在京，便是琉璃厂古董铺之常客，所得薪水，除日常家用外，大都用于搜购文物，赏玩、研究而珍藏之。而后转辗南北，仍尽力搜求。如是数十年不断，二老所藏，如甲骨文、青铜器、陶瓷、书画乃至古砚古墨等等，数量既多，精品亦夥,如容老所得栾书缶，为春秋晋器，首称“正月季春”,极为难得，容老因之而名居室为晋缶庐。商老所藏祝枝山草书《晚晴赋》、《荔枝赋》合卷，郑板桥四面风墨竹等明清书画，均堪称人间至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老年事渐高，深感这些珍贵文物藏之于家莫若献之于国，传诸子孙，目后难免散失乃至流于境外，藏之国家，可策万全，并可供人研究。是以从50年代中期起，二老便将所藏文物先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商老逝世后，其哲嗣复遵照“文物要捐献给国家，不得散失”的遗训，又将家藏唐至现代的书画二百余件一举捐赠深圳市博物馆，将国内仅存的战国楚帛书残片捐赠湖南省博物馆。去年，容老后人也将容老珍藏多年的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等名人手札及容老手稿若干册一并捐赠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二老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学术文化界，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老辞世后，广州市博物馆举办了容庚先生捐赠文物展，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举办了商承祚先生捐赠陶瓷展，深圳市博物馆举办了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展，广东省博物馆、深圳市博物馆与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还联合举办了《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首发式暨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展，以表彰二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物事业的贡献。参观这些展览的中外学者及各界人士莫不为二老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深表钦佩。
二老结交逾一甲子，彼此相知甚深，其情其谊经受了历史风雨的检验，非比寻常。但二老之间亦常有论争，或面争，或笔战，据理而言，各不相让。极为可贵的是，这种争论，毫不影响彼此间的友谊与感情。1929年，容先生编著之《宝蕴楼彝器图录》出版于北京，时在广州的商先生读后，即发表《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百期纪念号)。此文所论，主要在于辨伪，指出该书第一页所谓商鼎，必赵宋之器，第二十二页之鼎、四十六页之敦、八十八页之岙、一百八页之觚，文字必为后刻，并认为书中若干“商器”皆在可疑之列。此文刊出后，容先生作有《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商先生复跋其后，一并刊诸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集第121期)。此《答》与《跋》除互相问难外，于二人之情谊、性格亦有所叙述。容先生之《答》云：“他人读商君之评及余之答，必有以此测余两人之交情者。须知余两辩难时，余大声急呼，面红耳赤，吃吃不能自述。而商君则柔色和声，常有以让余者。别来一年，未能纵谈，商君睹此，或笑余故态复萌也。”商先生《跋》则曰：“容性燥而余性柔，且与容为老友，故知之深。昔在北平琉璃厂式古斋古玩店每相论难，当其急燥之时，余多缄默，过时余再争辩。”此一评一答复一跋，是二老早年知己之交的最好见证，是正确对待学者之间友谊与学术争二老辞世后，广州市博物馆举办了容庚先生捐赠文物展，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举办了商承祚先生捐赠陶瓷展，深圳市博物馆举办了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展，广东省博物馆、深圳市博物馆与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还联合举办了《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首发式暨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展，以表彰二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物事业的贡献。参观这些展览的中外学者及各界人士莫不为二老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深表钦佩。
二老结交逾一甲子，彼此相知甚深，其情其谊经受了历史风雨的检验，非比寻常。但二老之间亦常有论争，或面争，或笔战，据理而言，各不相让。极为可贵的是，这种争论，毫不影响彼此间的友谊与感情。1929年，容先生编著之《宝蕴楼彝器图录》出版于北京，时在广州的商先生读后，即发表《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百期纪念号)。此文所论，主要在于辨伪，指出该书第一页所谓商鼎，必赵宋之器，第二十二页之鼎、四十六页之敦、八十八页之岙、一百八页之觚，文字必为后刻，并认为书中若干“商器”皆在可疑之列。此文刊出后，容先生作有《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商先生复跋其后，一并刊诸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集第121期)。此《答》与《跋》除互相问难外，于二人之情谊、性格亦有所叙述。容先生之《答》云：“他人读商君之评及余之答，必有以此测余两人之交情者。须知余两辩难时，余大声急呼，面红耳赤，吃吃不能自述。而商君则柔色和声，常有以让余者。别来一年，未能纵谈，商君睹此，或笑余故态复萌也。”商先生《跋》则曰：“容性燥而余性柔，且与容为老友，故知之深。昔在北平琉璃厂式古斋古玩店每相论难，当其急燥之时，余多缄默，过时余再争辩。”此一评一答复一跋，是二老早年知己之交的最好见证，是正确对待学者之间友谊与学术争论的一个范例，也是本世纪中国古文字学史上一段不可多得的佳话。此后五十余年的历史证明，尽管二老经常“抬杠”(争论),但“抬”过就算，绝不耿耿于怀而影响友情。炜湛在二老门下多年，二老“抬杠”场面也时有所见，争得激烈时，容老急不择言，批评乃至责难老友一两句也是有的。此时商老多默然以对，以示让他三分。争论过后，又复和好如初。
1941年，容老于《商周彝器通考·辨伪》中盛赞商老《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一文，1947年容老发表《甲骨学概况》于《岭南学报》,其第二章“作家”将商老列为第六位作家予以介绍，说他“精鉴别、富收藏，古物随手散去……。”在60、70年代，在与学生们闲谈时，容老多次自谦地说：“文章做不过郭老(沫若),字写不过商老。”1983年3月，容老仙逝。追悼会前与遗体告别时，商老面对老友遗容，追忆六十年情谊，不禁失声痛哭，左右为之动容。此前商老原为祝贺容老九十大寿而作的专文《我与容希白》,遂成悼念之文，先行刊诸《广州日报》(后收入《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文章叙述了与容老六十年的交往，情真意切。文中写道：“希白于古文字研究造诣深，我不及他，而辨伪鉴别，则他不如我。”“1932年春，我在天津从读罗师之时，希白由京来访，寓我家，每长谈至深夜。一日，一觉醒来，发现希白已在我室刻好一方朱文‘商氏吉金’小印，章法布局匀称，刀法古朴，实属佳构。边款为‘廿一年一月容庚制’。我异常宝爱，带着它到南京、屯溪、长沙、重庆、贵阳、成都，又带着它回广州。直至今日珍藏着，也是我喜用印之一。”文末又写道：“希白长我八岁，我兄事之。我们结交垂六十年，不仅同乡，而且同学，同行，同事，真是难得之极。”鲁迅先生当年曾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容商二老，堪称知己也夫!
二老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事业，又将一生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以求“藏之于国，施惠于民”。他们之间的友谊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不断发展，老而弥笃，亦足为后人法则。他们以高尚风范、等身著作饮誉海内外。今哲人仙逝而风范长存，恰如苍松翠柏，长青长绿，永不凋谢，永为后人景仰。
1999年2月写于中山大学三鉴斋
来源：《学林往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