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句话不论放在什么语境下，也不论是否被剪接，本身都是有问题的。这句话从根本上刺痛了国人的隐忍情绪，激发了社会群众对北大张教授的持续声讨。
虽然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社会舆论还在持续发酵。这是一句毫无社会温度、脱离底层良俗的一句话，深深嵌入百姓心中，如噎在喉，不拔不快。
从公众层面来讲，此言论加剧了社会精英阶层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认知差距和阶层割裂，体现在社会精英心态上在拒绝下沉，完全不顾及底层百姓生活状态。
从社会影响上，此言论也是极其恶劣的，作为知名大学教授，在公众言论中失去基本素养，触动社会底层的痛点，暴露出有产者或者利益集团对无产者及社会弱势群体的轻蔑和忽视。
一、事件缘起一场访谈
整个事件还得从一档访谈节目说起。
北大张教授受邀参加某社会财经媒体《聊一波》节目，针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这一话题展开访谈。
在这一类的访谈节目中，主持人抛出了话题提纲后，作为人工智能与灵活就业专业委员会主任以及国内研究灵活就业的核心专家，张教授应该对这一类话题并不陌生，轻车熟路。
从常规阐述逻辑角度，既要照顾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的情绪，也要考虑到国家政策层面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帮扶措施，让暖心的政策安抚社会，而不是激化大众矛盾，制造社会对抗情绪。
然而张教授的回答却出乎意外：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正规岗位五险一金待遇很好，但那是牺牲了你的自由，然后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者他要的是灵活要的是自由度，他要的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但同时，他的社会保障肯定是相对较弱。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有一个单位来为你支付社保？或者国家或者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这么多东西呢？
这基本是张教授访谈原话，从这段话中，具备基础理解能力的人都会看出来，张教授并没有完全理解什么是灵活就业，或者没有完全理解国内就业现状下的灵活就业，她明显转移了话题的核心问题，就是“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问题”。
按照张教授的说法，灵活就业人员既然要的是灵活要的是自由度，为什么国家政府层面还要为你支付这么多东西（社会保障）？（既然）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你为什么还要（福利）？
这是什么社会保障逻辑？张教授这是在为体制站队吗？
在国内，他们之所以成为了灵活就业人员，基本上就是失业，只不过换了一种说辞而已。“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之后，从事短暂性打零工，从事自媒体、外卖、开滴滴等职业，这是无奈的选择，他们没有实体公司及社保兜底，处于游离于职工社保体系之外的社会现实。
二、灵活就业直观反映经济现状
据今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数据，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实测估算2.8亿（这还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员），预测2026年灵活就业将达到3.2亿人（基本是保守的数据）。
庞大的灵活就业大军是内地就业环境的直观体现，失业率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现状。
有媒体报道说全球就业都在灵活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灵活就业占比普遍在迅速提高。
比如美国，2025年劳动力人口约1.62亿，灵活就业人员约6400万，占总就业的39%。2022年底，日本雇佣者总人数5977万，灵活就业即“非正社员”的人数2067万，占总就业人数的36%左右。
这就等于说，灵活就业是社会发达的表现，是现代科技下本质的一场进步，是人类自由的一场延伸，有助于弱化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可以说，这家媒体引用发达国家的数据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在中国，灵活就业能和发达国家相比吗？灵活就业谁在为他们兜底？他们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能支付起家人的生活成本吗？
不论作为官媒还是市场资本主导的媒体，都应该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报道，与国外灵活就业做类比本就是一大悖论，根本没有处于同一个社会保障水平线上，国内是否已经发展到可以为自由度放弃正常职业的条件，还是劳动者是被迫下的灵活就业。
虽然，张教授在以前的一些媒体访谈中也公开为外卖小哥等零工群体呼吁，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少工作时长，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让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获得身份认同与社会兜底。
可一旦进入到访谈节目，语调就完全松弛，在媒体放松的情绪调度环境下往往更让人说实话。这在小崔以前的访谈节目《实话实说》中，为什么很多人士都能放下包袱实话实说也就是这个原因。
正所谓言由心生，言语由内心生发，实话实说让很多人回到真实的自我认知当中，不吐不快。当然作为市场化的财经深度访谈节目，《聊一波》或许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三、社会话题的撕裂代价
随着张教授轻飘飘的一句“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口语表达，给整个学术层面及公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化对立，巨大舆论风波直接面向大众传播，造成多重社会负面影响。
首先是“语义错位”带来的强烈情感冒犯，经济学语境下的“福利（welfare）”是效用、主观收益的复合性定义，而普通民众理解的福利，是国家、单位给予的社会保障、物质待遇。
其次，从“自由度”层面来讲，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骑手、网约车、打散工人员），多数并不是主动为追求自由而灵活就业，而是因为就业压力、年龄门槛、岗位不足之下的被动选择，所谓“时间自由”很多是被算法挤压、多劳多得，一天不干活就没有收入，工伤、养老、失业保障缺失等真实的生存压力。
当顶尖高校教授把“保障缺失”解释成“换取自由的代价”，大众读出的是劳动者权益缺失被“合理化”，产生“何不食肉糜”的集体对立情绪，加深公众对于部分学者脱离现实、不体察底层处境的不良印象。
第三，是放大了劳动者的情绪压迫。国内3.2亿灵活就业群体本就存在高度担忧社保、工伤、养老兜底等诸多情绪焦虑，在生活压力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又被张教授“为什么还要？”的言论给彻底打击。
这或许也会被很多人解读为专家在论证灵活就业就该没有单位社保，这是你选择“自由度”应当付出的代价，从而加重了零工群体对社会制度保障的焦虑，担忧政策会以此为依据弱化对劳动者的保障兜底。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灵活就业也就是“补偿性工资差异”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完全自愿择业，与“被动性灵活就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劳动者可以自由在“稳定岗位”和“自由岗位”之间二选一。
可现实中大量灵活就业是“被动性灵活就业”，张教授直接照搬劳动经济学理论用于解释全体零工群体，忽视现实差距，势必引发学界和大众舆论的集体批评。
所以，综合以上事实依据，本次访谈灵活就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完善工伤、养老、医疗等保障机制？厘清平台、企业、政府、劳动者多方责任，但张教授完全避开话题本身，聊到了自由度、聊到了机构免责，必然招致非议。
结语：拟清理论假设和社会现实吧
大学“学院派”思维一直与社会脱节，禁锢不前，这类现象已经在很多行业造成了理论与现实及市场机制的重大偏差，也给多个行业造成了诸多困惑与失败，比如重灾区的文旅规划行业，很多国有企业一味相信学院派导致很多烂尾项目。
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许多项目经过学院派的一通操作下，存活率极其低下。
“思维认知误差”导致行业被误读滥用的后果及其严重，如果张教授的理论观点被片面截取，有可能被部分企业、平台、外包企业拿来做借口，将零工社保缺失归为劳动者“追求灵活福利”“追求自由度”，回避社保责任的依据来源，其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
但从张教授本人公开发表的其它政策研究理论来看，她还是主张明确平台责任、建立适配零工的弹性社保制度，推行单项参保、阶梯补贴等观点，但却被一个不小心给彻底毁掉了。
但这一事件本质上不是简单的观点对错问题，如果把理想假设直接套用到现实生存压力的劳动者身上，回避灵活就业“没得选”的现实，就会产生巨大社会反噬。
大学公共学者在面向公众输出观点的时候，首先就要区分理论假设和社会现实的差距，这是公众人物的一大社会责任。
灵活就业可以有灵活性，但不应当以牺牲基本劳动保障为必然代价。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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