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天下·导读
“再野化”(rewilding)是近年来生态保护领域形成的一种恢复性保护理念,核心是让生态系统重新获得较强的自然调节能力,使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捕食、扩散、营养循环等生态过程逐步恢复。它跟一般意义上的物种放归、栖息地修复有所区别,它关注范围通常更大些,强调减少持续的人为干预,让自然过程本身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所说的“再野化”,可能包括恢复大型食肉动物、重新建立食物网、恢复河流和湿地的自然过程、打通破碎化栖息地,也可能涉及已经从当地消失的物种重新引入。不过,国际学界对“rewilding”的定义至今并不完全统一,不同地区和不同保护项目所采用的尺度、目标和方法存在差异。
“Rewilding”作为现代保护生物学中的一个明确术语,源头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美国保护运动。环保人士戴夫·福尔曼(Dave Foreman)在1992年使用并推广了这一术语;随后,保护生物学家迈克尔·索尔(Michael Soulé)和里德·诺斯(Reed Noss)在1998年的一个论文中,将其进一步纳入科学讨论,提出著名的“3C”框架,即核心区域(cores)、生态廊道(corridors)和食肉动物(carnivores),强调大面积自然保护地、彼此连通的栖息地以及大型食肉动物在维持生态系统结构中的作用。黄石国家公园1995年开始重新引入灰狼,后来成为这一保护思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此后,再野化的含义逐渐扩大,从早期强调大型野生动物和荒野网络,发展到今天更加重视生态过程、自然演替和生态系统自我维持能力的保护实践。今天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本文介绍的是2026年一些全球再野化的亮点成果和物种故事。
本文约6600字,阅读约12分钟
文 | 朱潇潇,Linda
出品 | 海潮天下
2026年,世界多地的野生动物保护项目涌现了一批值得记录的回归案例,频登媒体头条。据报道,哈萨克斯坦时隔约70年重新迎来老虎,玻利维亚首次成功将获救的美洲豹放归野外,苏格兰格伦阿弗里克出现约400年来首批野生河狸幼崽。新西兰鸮鹦鹉种群达到236只,美国红狼的繁殖也出现近年来少见的增长。
虽事情发生在世界各地,但若是串起来看不难发现,一些曾经从局部地区消失的动物,正在重新进入原有的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工作的重点也越来越落到种群能否长期维持、栖息地能否承受动物回归,以及人类活动如何与这些变化共存等具体问题上。
2026年7月31日,在伊犁-巴尔喀什国家自然保护区(Ile-Balkhash State Nature Reserve),一只名为“希望”(Umit/Үміт)的雌性阿穆尔虎被放归自然。该地区曾是里海虎的栖息地,最后一次被确认目击是在1948年。2009年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证实,里海虎与阿穆尔虎亲缘关系极近,为项目提供了关键的科学支撑。图源:哈萨克斯坦自然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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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重返哈萨克斯坦
2024年,哈萨克斯坦将1只雌性阿穆尔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放归至伊犁-巴尔喀什自然保护区。这是当地自20世纪50年代里海虎绝迹以来,首次重新引入老虎。该项目由哈萨克斯坦政府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联合推进。
老虎在当地消失已数十年,生态环境已有改变。重新建立种群,首要问题是解决猎物来源。近年来,伊犁-巴尔喀什地区持续开展野猪、鹅观羚等野生有蹄类动物的种群恢复,并划定大面积保护区,为大型捕食者的生存提供食物底座。
据悉,这批老虎来自俄罗斯。2026年5月,在俄罗斯联邦的支持下,四只野外捕获的东北虎被运送至哈萨克斯坦,其中包括两只成年虎和两只幼虎,它们均被安置在专门设计的驯化围栏内。放归前夕,这只雌虎佩戴上了先进的GPS/GSM追踪项圈。如今,通过卫星遥测、红外相机(camera trap)等野生动物监测系统,它的活动轨迹正受到全天候监测。
当然了,单只老虎的放归只是试水,它能否适应环境、建立固定领地并成功繁殖,仍需长期监测。毕竟只有当该区域形成具备自我维持能力的繁殖种群,才算实现物种真正回归。
▲在最初几天的观察中,情况已明确显示,Ümit具备独立捕猎的能力。监测证实,它曾猎杀了一头狼,并连续数日以之为食。随后,它又成功捕猎了一头野猪。瞅瞅上面的“剩菜残羹”,便是它的战果。图片来源:gov.kz
类似尝试在印度已有先例。2004年前后,萨里斯卡虎保护区的野生虎因盗猎彻底灭绝。2008年当地启动重引入计划,通过跨区域调运野外个体验证可行性。经过十余年保护,目前该保护区的老虎数量已恢复至30只以上。印度的实践表明,重引入大型食肉动物,充足的猎物密度、连通的生态廊道以及严格的反盗猎执法是项目成败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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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豹重新进入玻利维亚森林
玻利维亚今年完成了该国首次成功的人工救护美洲豹野放。一只名为“Yaguara”的美洲豹经过康复后被送回野外,随后接受跟踪监测。
▲玻利维亚2024年的那场野火烧毁了超过1400万公顷的森林。当时约八个月大的Yaguara在火灾中失去了母亲,与兄弟逃向一个牧场,牧场工人骑马追赶这两只幼崽,Yaguara被套住、关入笼中,而它的兄弟则逃脱了。Yaguara之后被送至Ambue Ari庇护所。它被救时仅八个月大。图片来源:©CIWY
美洲豹在玻利维亚并未灭绝,因此这种放归与哈萨克斯坦恢复老虎种群的性质不同。这里需要解决的是获救个体重新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
大型猫科动物经过人工饲养或长期救护后,能否重新捕猎、避开人类活动区域并建立正常的活动范围,是放归前评估的重要内容。释放之后,定位设备能够提供活动范围、移动路线等数据,也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判断动物是否出现异常行为。
玻利维亚的美洲豹仍面临森林破碎化、盗猎和人兽冲突等压力。单个个体回到森林的意义有限,只有野生栖息地能够持续提供足够的猎物和安全空间,这类救护放归才可能产生更长远的种群效应。
Yaguara是一只年轻的雌性美洲豹,2024年玻利维亚野火中失去母亲后被抓,随后被野生动物救助组织Comunidad Inti Wara Yassi(CIWY)救助于该国亚马逊地区的Ambue Ari庇护所。经过近两年的精心康复训练——包括尽量减少与人类接触、鼓励其捕猎本能——它于2026年4月被放归至诺埃尔·肯普夫·梅卡多国家公园(Noel Kempff Mercado National Park),这将是玻利维亚首次将康复后的美洲豹放归野外。图片来源:©CI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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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年来,河狸终于再次繁殖
在英国,苏格兰格伦阿弗里克今年出现了河狸(Castor fiber)的幼崽。这是当地约400年来首次记录到河狸繁殖。2025年10月,11只成年河狸被重新引入这一高地地区,此后开始在当地河流系统中四处活动开来。
河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会主动改变栖息地。修筑水坝以后,溪流中的水流速度、沉积物分布和水体面积都会发生变化,池塘和湿地随之形成。这样的变化可能为两栖动物、昆虫、水生植物和鸟类提供新的生境。
也正因为如此,河狸回归的影响不限于“增加一种动物”这么简单。它筑起来的水坝有时也会影响农田、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英国一些地区已经建立起河狸活动监测和冲突处置机制。保护工作需要在允许生态过程恢复和处理局部影响之间寻找平衡。
类似的繁殖记录今年也出现在英格兰诺福克。当地一对成年河狸产下幼崽,这是该地区500多年来首次有记录的野生河狸繁殖。不过,这两只成年河狸是哪儿来的当局至今还没搞清楚,与格伦阿弗里克经过规划的再引入项目并不是同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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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河狸作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同样是气候政策中不可忽视的“减碳盟友”,它们对气候调节的作用甚至比许多大型动物更厉害。河狸坝改变了局部水文结构,将湍急的溪流转化为大面积的湿地和泥炭地;湿地和泥炭地是地球上最高效的陆地储碳库,河狸的建造行为实际上是在加速这一储碳地形的形成。河狸建造的湿地系统还显著提升了生态系统对抗气候灾害的韧性。▲上图:一只欧亚河狸。摄影:Per Harald Olsen(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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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种群正在逐渐摆脱灭绝边缘
跟这些大型动物相比,一些体型较小的物种,恢复过程往往更加漫长。比如说新西兰鸮鹦鹉(Strigops habroptilus)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种不会飞的夜行鹦鹉曾经一度只剩几十只。外来捕食者是造成其衰退的重要原因,保护人员随后将种群转移到无捕食者岛屿,并长期开展人工辅助繁殖和个体管理。
▲上图:现代的新西兰鸮面鹦鹉,又称鸮鹦鹉,是一种夜行性、地栖且不会飞行的鹦鹉,全身覆盖黄绿色细点,是新西兰特有的珍稀鸟类。图源:Mike Bodie
2026年,鸮鹦鹉又有59只雏鸟成功孵化,种群数量达到236只。与几十年前相比,这是显著变化,但距离一个不需要高度人工干预、能够长期稳定维持的野生种群仍有距离。
美国红狼(Canis rufus)今年也出现了较好的繁殖情况。这个北美特有犬科动物曾经一度在野外消失,美国随后实施人工繁育和野外再引入计划。近年来,其野外种群一直处于极低水平,繁殖、死亡、遗传多样性以及与郊狼(Canis latrans)的杂交问题,都直接关系到恢复项目能否继续。
澳大利亚袋食蚁兽(Myrmecobius fasciatus)的情况也不错,反映出长期保护的累积效果。这个物种曾因栖息地变化以及狐狸、野猫捕食而大幅减少,20世纪70年代末野外数量一度只有约300只。持续开展捕食者控制和种群恢复后,其保护状况有所改善,目前已经从“濒危”调整为“近危”。
▲上图:袋食蚁兽(学名:Myrmecobius fasciatus),被视为西澳大利亚州的动物象征,英文名Numbat,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独特小型有袋动物。一只成年袋食蚁兽每天能吃掉多达20000只白蚁。与大多数夜间活动的有袋动物不同,袋食蚁兽是昼行性动物,白天活动,夜晚休息。©Perth Zoo
纵而观之,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恢复速度通常比消失速度慢得多。一个物种从野外消失可能只需要几十年,重新建立种群却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尤其是大型动物,它们的繁殖速度本身就较慢,适宜栖息地又需要较大面积,所以,恢复工作很难依靠短期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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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野化的难点,往往发生在放归之后
近年来,“再野化”(rewilding)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但它并不是一项固定的技术。不同物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差别很大。
比如老虎需要充足的猎物和连续的森林、草原环境;美洲豹需要相对完整的森林以及足够的猎物;河狸需要可自由流淌的河流和湿地;鸮鹦鹉首先需要一个能够隔绝外来捕食者的环境。
还有一些项目甚至不需要直接放归大型动物,而是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环节入手。
帕劳乌龙岛(Ngerukewid Islands)开展的入侵鼠控制就是一例。当地移除入侵鼠后,海鸟数量增加,鸟类把陆地上的营养物质带回海洋的过程也随之增强。研究人员发现,一年后附近珊瑚礁鱼类生物量增加了183%,部分海鸟数量增加了286%。
这类结果说明,物种恢复有时会带来一连串生态效应。不过,这些效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能简单套用到其他生态系统。再野化项目真正需要回答的,仍然是当地的生态关系能否恢复,以及这种变化能否持续。
印度马纳斯国家公园(Manas National Park)的姬猪(Porcula salvinia,也叫侏儒野猪)恢复项目也是如此。这个极度濒危的小型猪科动物高度依赖原生草地。保护人员近年来持续开展人工繁育和野外放归,希望逐步建立能够自行繁殖的种群,长期目标是在2040年前达到300头左右。
从这些项目可以看到,动物被送回野外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后续的繁殖、死亡率、遗传多样性、疾病、捕食压力和人类活动,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今年柬埔寨提出从印度引入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也是一个值得继续观察的案例。柬埔寨最后一次确认野生老虎记录是在2007年,2016年宣布当地老虎灭绝。按照目前设想,初始放归规模可能只有4~6头。当地猎物资源、偷猎和捕兽夹,以及未来种群的遗传管理,都是项目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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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孙德尔本斯(Sundarbans)地区,是全球最大的连续红树林生态系统,其内潮汐涨落频繁、水道纵横交错,构成了极具挑战性的生存环境。栖息于此的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种群,却成功地适应了这种咸淡水交汇的迷宫。上图:▲红树林中最靓的“花”。艺术家:Soham Bhattacharyya | 摄影: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对再野化来说,单个案例的成功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还得看一个曾经消失的野生种群能否重新在自然环境中站稳脚跟。因此,2026年出现的这些“动物回归”虽固然是个好消息,却也不能为时过早的高兴,要看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这些动物是否还会存在,是否已经繁殖出下一代,种群是否能够逐渐摆脱人工干预,以及它们重新进入生态系统后产生的影响能否被长期监测和管理。
01重引入
重引入(Reintroduction)也叫再引入,指把一个物种重新建立到其历史分布范围内、但已经从当地灭绝或灭绝于野外的区域。它是再野化常用的手段之一,但两者不能画等号:再引入解决的是“物种回来了没有”,再野化关注的范围通常更大,还包括生态过程、种间关系以及生态系统能否逐渐自行维持。IUCN早在1995年批准的相关指南中就对“重引入”作出了明确界定。
在中国,典型的重引入项目包括麋鹿和普氏野马。麋鹿曾于20世纪初在中国本土灭绝,1985年首批从英国引回至北京南海子,随后在江苏大丰、湖北石首等地建立放归种群,目前全国数量已繁衍至约1.4万头;普氏野马原产于新疆准噶尔盆地等地,1985年启动“野马返乡”计划,从国外引回并在新疆、甘肃等地繁育野化,全国种群已突破900匹。
02保护性易位
保护性易位(Conservation Translocation)是比“重引入”更大的概念,指人为将野生动物、植物或其他生物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以获得明确的保护效益。重引入只是其中一种类型,还包括种群补充(reinforcement)、保护性引入(conservation introduction)等。麋鹿重返中国、阿根廷的巨獭(Giant otter)回归、山地邦戈(Mountain bongo)的跨洲迁徙都是“保护性易位”的典型例子。本文中老虎重新进入哈萨克斯坦、获救美洲豹返回野外,都可以放在这一框架下来理解。
033C模型
3C模型(Cores, Corridors, Carnivores)是再野化思想发展史上很经典的一个理论框架。1998年,Michael Soulé和Reed Noss提出再野化应重视三个要素:大型核心保护地(cores)、连接不同保护地的生态廊道(corridors)以及大型食肉动物(carnivores)。基本思想是,大尺度、相互连通的自然区域,加上完整的营养级结构,可以为生态过程恢复提供条件。后来再野化概念已经明显超出了这个早期框架,但“核心区-廊道-大型捕食者”仍然是理解现代再野化历史源流的重要切入点。
04关键种
关键种(Keystone Species)是指其生态影响远大于自身相对丰度或生物量所暗示的物种。再野化经常关注这类物种,因为恢复一个关键种,可能引发一系列生态系统变化。河狸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筑坝、改变水文条件并形成新的湿地生境,因此其生态影响远超单纯增加一个哺乳动物种群。但“关键种”与“顶级捕食者”并不是同义词,比如河狸就是典型的非捕食性关键种。
读而时思之~
这些成功案例(至少暂时看来是不错的)还是比较令人鼓舞的。为拓展思路,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思考几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仅供启发思考用。
【Q1】当历史生态系统已发生了不可逆变化时,再野化究竟应该恢复到哪个“基准状态”?选择更新世、全新世,还是人类大规模土地利用之前的历史状态作为参照,会直接影响物种选择、栖息地管理和恢复目标。你觉得,面对气候变暖、土地利用变化和大量物种灭绝后的“新型生态系统”,是否还存在一个值得恢复的唯一历史基线?如果不存在,再野化的目标是否应该从“恢复过去”转向“恢复生态功能和生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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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一个物种被重新引入后,怎样才能证明它真正恢复了原有的生态功能(不只是增加了一个种群数量)?比如说,重新引入大型捕食者是否真的改变了猎物行为和数量,并进一步影响植被;恢复大型草食动物是否能够改变火干扰、种子传播和植被结构;恢复河狸是否会形成稳定的湿地网络……这些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尺度和时间滞后,单纯比较放归前后的物种数量很难回答问题。你觉得,未来是否需要把营养级联、功能多样性、能量流动、种子传播、干扰过程和生态系统韧性纳入统一的再野化成效评价体系?
【Q3】在气候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再野化恢复的究竟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生态关系,还是一个未来仍然能够稳定存在的生态关系?其实传统讲的“重引入”往往隐含一个前提,亦即:过去适合某个物种的环境,未来仍然适合它。但气温、降水、火灾、海平面和植被带都在变化,历史上的物种—环境关系未必能够原样重建。尤其对于大型动物,重引入后可能改变碳循环、植被结构和甲烷排放,其气候效应甚至可能出现方向相反的结果。未来的再野化项目是否应当把气候情景、物种分布模型和生态网络稳定性作为放归决策的前置条件?哪些物种值得恢复,哪些历史物种即使生态意义重大也已经不适合重新引入?
图源:齐鲁壹点2026年3月份的报道显示,小麦刚出苗,麋鹿喜欢吃,百姓受到损失。
【Q4】“再野化”往往发生在人类已经长期利用的景观中。大型食肉动物可能增加牲畜损失,草食动物可能改变农业生产,河狸可能改变河流水文;又比如江苏大丰的近年来不断增长的野生麋鹿啃食、踩踏农田里的麦子、水稻、南瓜等作物,也让部分农户蒙受了经济损失、滋生不满情绪。这些影响不能简单归类为“生态副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生态系统重新运行后的结果。于是乎问题从生态学延伸到了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你觉得,当再野化开始改变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分配和人类生产活动时,谁来定义“成功”?再野化项目究竟该以生物多样性恢复、生物量增加、生态系统韧性呢,还是自然过程自主性作为主要目标?当这些目标与当地社区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怎样搞出一套可以量化、比较不同利益主体成本与生态收益的决策框架?
拓展阅读:《百年来首次,美国加州授权捕杀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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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哈萨克斯坦媒体等多源
文 | 朱潇潇
前沿+思考题 | Linda Wong
排版 | 卢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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