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是年秋季，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求彻底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亲自坐镇，集结第69、第62、第37师团及伪军，共约两万（一说三万）兵力，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此次行动中，日军采用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试图由北向南像铁磙般碾压、反复“清剿”，将八路军挤压至黄河岸边，予以消灭。
战火燃遍晋南之际，为了向东京大本营展示此新战法的“成功”并积累经验，日军参谋本部从各部队抽调了180余名中队长以上的“优秀”军官与派遣军步兵学校的学员，组成了阵容浩大的“军官战地观战团”。这支汇集了日华中上层指挥精英的队伍，由驻晋第一军负责安排，乘汽车由临汾奔赴前线，准备实地“观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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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亦在南方集结重兵，直指陕甘宁边区，延安方面面临巨大威胁。上级急调时任八路军第386旅旅长、年仅28岁的王近山，率部第16团迅速西进，穿越日军层层封锁，驰援延安保卫党中央。王近山率一千余将士，避开强敌，悄然行进，于当年10月22日进抵洪洞县韩略村以南的南北挂地区。此地虽距临汾城日军前敌指挥所仅25公里，且村东炮楼即驻有数十日伪军，但该地的群众基础稳固，乡亲们心向子弟兵，主动保密协助，使我军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得以短暂隐蔽。
战斗的转折，源于一份堪称“夺命”的秘密情报。在我方情报网络，特别是策反的日伪军内部人员的冒死相助下，韩略伏击计划的蓝图已逐渐绘制而成。
据情报与事后印证，在10月底的一天，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部获知了那条至关重要的密报：由10余辆汽车组成的日军观战团，将沿临汾至安泽的公路（临屯公路），通过韩略村的险要段开赴战场。该段公路正处于丘陵沟壑地带，路面在两侧陡峭的土坝下迂回蜿蜒，形成了打伏击战的绝佳“口袋”。
战机稍纵即逝！虽然最初奉命急行、避免接战的王近山旅长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伏击，必会暴露我方主力的行踪并招致敌人疯狂报复；放过这一批深入根据地的敌军指挥中枢，又极其可惜。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这位有着“王疯子”绰号、敢于硬拼的悍将，其骨子里的杀敌血性与高超的战机捕捉力促使他定下了打下去的最终决心。这一决定或许有“抗命”的嫌疑，然而，其后续收获的巨大胜利，却印证了其非凡的勇气和对敌的深刻洞察。
部队经严密侦查后，迅速做出了“速战、速决、速离”的战斗部署。16团选择在公路东侧一处被当地民众称为“坟茔”的凹地展开伏击阵地，这里两侧土坝利于隐蔽投弹。团领导精心组织，埋伏就位，静待目标的到来，犹如张开天网等待着“猎物”闯入口袋。
10月24日上午8时左右，观战团的车队如情报所料准时出现，依次进入八路军精心布设的伏击圈：总共13辆汽车，车上载有由服部直臣少将带队的高级军官与学员官兵共约120至180人不等。当他们最前方的大卡车抵近我方预设的断路工事时，一声令下战斗随即打响。
顷刻间，两侧高崖上的机枪、掷弹筒、手榴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将日军车辆的前后道路封锁。突如其来的致命伏击让日军观战团陷入了极度混乱。军官们虽多为具备战斗经验的老练之辈，措手不及之下也只能各自跳下车辆凭险抵抗。然而其劣势地形完全不利、指挥难以统一组织有效反击，场面迅速成为了一场单方面的杀戮歼灭作战。
随着冲锋号的响起，十六团的将士们在震天的喊杀声中跃出隐蔽壕沟、冲向沟下的日伪军残体……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迅猛利落，不到三个小时就全歼了车上所有敌人。现场狼籍：汽车残骸和敌军死尸横七竖八遍地皆是，我八路军在打扫战场之后收获了大量战利品，特别是象征荣誉或权力交接品之的武士刀就缴获了90把之多！这一辉煌战果——相当于日军方面一次大规模整编被消灭在指挥部骨干层面，“对日军战斗力的打击相当于消毁了五个整建师约五万余人”。这在当时日本军方的档案中留下了极其耻辱的记录。
战后，王近山面对堆积如山的军刀也曾有过短暂疑虑—担心会因暴露行踪而招致敌方大范围清缴——这是他的个人智慧判断与战争直觉所系之忧虑罢了！然而当捷报传递延安之时却换来毛泽东等领导们“痛快地好，这样的兵要越多打打大”之嘉奖批示，使其心间大安。此次战役无疑被载入了我国抗战史上光辉一页之战争画卷。
韩略村一战不仅以极其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神速有效的手段打破了日军“铁轮”“梳篦”般碾压态势下的美梦；它更深层次震撼了冈村宁茨甚至东京大本营最高司令部中枢核心——不仅让其计划全灭八路的野心彻底破产也同时打掉了一个准备复制到各部队里去的“活范本”，对我方太岳乃至全国抗击日本侵略军都产生了深远意义与极大鼓舞作用。可以说正是有像当年那群默默付出过生命、鲜血铸就长城般坚强意志、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基础之中国军民将士们才真正实现了最终让五星红旗迎风冉冉升扬起来吧！“韩略”这个名字由此便镌刻于伟大中国军事历史殿堂永垂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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