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度南部的工地上，见过凌晨四点的太阳。
那天太阳还没出来，搅拌机停在半路，钢筋堆旁全是昨夜的雨水。帕瓦蒂拿着手机跑过来，头发被风吹得贴在脸上。
她没说话，只把手机递给我。屏幕那头有人哭，声音断断续续，夹着听不懂的方言。
通话结束后，她蹲下去抱住陈毅。三岁的孩子刚醒，鞋子都没穿，脚底沾了一层灰。
“我父亲病得很重。”
她说得很轻，像怕惊动旁边睡觉的孩子。
我看了眼时间，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陈安七岁，陈宁五岁，陈毅三岁，三个孩子都没去过他们母亲的故乡。
婚后八年，我也没见过帕瓦蒂的父母和亲戚。
不是没提过。每次我问，她总说家里远，路不好走，等孩子大些再回去。后来项目换了几个地方，这件事便拖了下来。
可这一次，她没有说等一等。
她回宿舍收拾东西，动作很快，只拿了几件衣服和孩子的药。走到门口时，又转身问我：
“你手上有多少现金？”
我看着她，没马上回答。
她低头把陈宁的外套扣好，又问了一遍。语气不像赶路，倒像在核算一件急用的货物。
“先带两万卢比，路上够用。”
“国内账户呢？”
“回去再说。”
帕瓦蒂抿了抿嘴，把手机塞进衣袋。她没有解释病情，也没有说要住几天，只反复检查护照、药盒和孩子的水壶。
天刚亮，我们坐上去机场的车。
工地的土路坑坑洼洼，车身一晃，陈宁撞在我肩上。帕瓦蒂伸手护住她，眼睛一直盯着窗外。
南迪普尔村在更远的地方。那是她从不让我踏足的地方，也是她八年来只在电话里提过几次的地方。
我握着护照，心里慢慢沉下去。
这趟回去，恐怕不只是探病。
01
八年前，我三十九岁，正在南迪普尔附近修一条灌溉渠。
那时候的工地比现在乱，帐篷挨着泥地，厨房烧的是柴油炉。白天晒得人头皮发紧，晚上蚊子贴着耳朵转。
帕瓦蒂是项目上的双语采购协调员，二十六岁，个子不高，走路很快。她会说英语、印地语，还有几句当地土话，跟供应商讨价时，脸上总带着不肯让步的笑。
第一次见面，是我把一张送货单看错了。
她站在仓库门口，手里夹着文件，提醒我：“陈经理，你少看了一行。”
我重新核对，确实是自己漏了。
她没有取笑我，只把单子抽回去，用笔圈出那一行。笔尖擦过纸面，发出细细的沙声。
后来我们常在工地碰面。她给我带过一杯甜得发腻的奶茶，我替她搬过两箱样品。她下班晚，我便等她一起走，沿着土路绕过水渠，再把她送到租住的小院门口。
那段时间，我以为日子很简单。
她听我说母亲王秀兰总催我回国成家，也听我讲北方冬天的雪。她告诉我，自己家里以前很有名望，属于当地人眼里的高种姓，只是现在不如从前。
我问过她，家里做什么。
她把耳边的头发别到后面，说祖上留下了一处老宅，父亲管着一些粮食生意，哥哥开农机维修店。
再问下去，她便低头看手机，或者把话题转到孩子和工地上。
我当时觉得，这是每个家庭都有的隐情。有人不愿谈父母，有人不愿说家里欠了多少人情，没必要追着问。
我们确定关系后，帕瓦蒂没有把事情告诉太多人。她的几个朋友知道，工地上的人也知道，但她家里始终没有露面。
王秀兰听说我要娶一个印度姑娘，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人要看性子，别只看脸。”
她说完，又问对方家里要多少东西。
我说当地习惯不同，结婚前会给女方家一笔安家礼，算是帮助新人过日子。帕瓦蒂没有逼我，是我和她商量后定下的数额。
一百八十万卢比，折合人民币不算少，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还能承受。
帕瓦蒂听见这个数字，手里的杯子停了一下。
“太多了。”她说。
我笑了笑：“以后我们一起挣。”
她看着我，没再争。
婚礼办得很快。没有大排场，院子里挂了几串灯，桌上摆着米饭、咖喱和烤饼。帕瓦蒂穿一身红色礼服，额头上的饰品有些歪，我伸手替她扶正，她立刻躲开，说旁边有人看。
来参加的人，大多是她的朋友和项目上的同事。
我没有见到她的父母，也没有见到那个开农机店的哥哥。
帕瓦蒂解释，说家里路远，老人身体不好，哥哥店里走不开。他们会在之后找时间过来。
那晚收拾桌子时，我在她的包里看见一把旧钥匙。
钥匙很长，表面已经磨亮，柄上刻着一圈细小的花纹。她发现我在看，伸手拿了回去。
“家里的东西。”她说。
“老宅的钥匙？”
“算是吧。”
她把钥匙塞进夹层，又抬头冲我笑了一下。那笑不难看，只是停得太快。
婚后的第一年，我们住在项目城边的一套小房子里。她负责采购，我负责现场，收入比国内高，日子过得还算宽松。
帕瓦蒂把安家礼说成新生活的钱，买家具、租房、办手续，还要给家里添置一些东西。具体花在哪儿，她没有一笔笔告诉我，我也没有追问。
夫妻之间，总不能像两个合伙人一样算账。
第二年，陈安出生。孩子皱巴巴的，哭声却很响。我抱着他站在病房门口，帕瓦蒂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仍伸手要看孩子。
她用手指碰了碰陈安的鼻子，轻声说：“他像你。”
我说哪里像。
她便笑，说眼睛像，脾气也像。
后来陈宁出生，陈毅也来了。三个孩子把房子弄得越来越挤，玩具、奶瓶和工地文件混在一起。帕瓦蒂常在厨房里忙到深夜，我回来时，她会把留好的饭重新热一遍。
那几年，我几乎相信我们已经把两个家庭揉成了一处。
只有一件事，总绕不过去。
每逢她家乡来电，她便拿着手机走到阳台，关上门。通话时间有长有短，回来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把桌上的东西重新摆一遍。
我问过几次，她都说老人不习惯和外国女婿说话，等合适的时候再见。
我也试着学当地话，想给那边的老人准备礼物。帕瓦蒂看见后，却把清单收走，说不必急。
孩子们问过外祖父母在哪里。
她教他们说，等你们再大一点，妈妈带你们回去。
这句话说了很多遍，始终没有兑现。
02
陈安七岁那年，学校要填一张家庭资料表。
他拿着表格站在门边，问我外祖父的名字怎么写。帕瓦蒂正在切洋葱，刀停在案板上方，过了几秒才说：
“先空着。”
陈安不明白：“别人都有。”
“老师会理解。”
她把切好的洋葱推到盘子里，低头继续忙。锅里的油发出噼啪声，呛得她转过脸咳了两声。
我从孩子手里接过表格，说让他先填其他的。
那天晚上，帕瓦蒂把表格夹进抽屉最里面。她关抽屉时很轻，像里面放着容易碎的东西。
我没有再问。
她总有理由。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不喜欢远客，哥哥忙着修机器，村里路不好走。理由一个接着一个，听久了，连我自己都能替她说完。
陈宁上幼儿园后，画了一张全家图。
纸上有我、帕瓦蒂、三个孩子，还有一座歪歪扭扭的房子。她把房子涂成深蓝色，说那是外祖家的房子。
帕瓦蒂看见后，拿起画看了很久。
我问她：“你们家真有这么大的房子？”
“以前有。”
“什么时候带我们去？”
她把画折了一下，压在一本菜谱下面。
“以后吧。”
这两个字从她嘴里出来，已经没有了刚结婚时的轻快。
我开始留意她的电话。
不是有意偷听，只是家里房间小，她站在走廊上说话，声音总会钻进来。她用当地话时语速很快，有时压低声音，听不清内容。只要我走近，她便停下，转而说英语。
有一回，我端着水杯从厨房出来，她正背对着我打电话。听见脚步，她立刻挂断，手机握在掌心。
“谁？”
“供应商。”
“晚上十点，供应商还没睡？”
她看了我一眼，把手机放到桌上。
“那边有时差。”
我知道南迪普尔和我们所在的城市没有多少时差。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很快又被我按了下去。
她那天炒糊了菜，锅底粘着黑色的一层。陈毅嫌苦，把勺子推开。帕瓦蒂没说什么，重新煮了一碗面。
我吃着面，忽然觉得家里的灯比平时亮。
她不愿让我见亲戚，也不爱谈娘家，可对孩子的照顾没有少过。陈安发烧时，她抱着孩子坐在床边一夜没睡。陈宁摔破膝盖，她背着女儿走了两公里去诊所。
这些事情摆在眼前，我很难把她想成一个只顾自己的人。
所以我总拿文化差异安慰自己。
印度家庭关系复杂，长幼规矩多，婚姻也不全由两个人决定。她不说，或许是怕我听不懂，怕我和那边的人相处不好。
可安慰用久了，也会变成一块挡在眼前的布。
有一年春节，我买了几盒茶叶和丝绸围巾，让帕瓦蒂寄回去。她接过礼物，没有拆开，只问我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给老人用的。”
她把盒子放到柜顶，过了很久仍没动。
我提醒她别忘了寄，她说知道。过了几天，盒子还在原处，外面的灰被手指擦出一条痕迹。
“是不是不方便寄？”
她正在给陈毅穿鞋，闻言把鞋带拉紧。
“路上容易坏。”
“茶叶也会坏？”
她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点疲惫。
“建国，别问了。”
这不是商量，是让话到此为止。
我没再开口。陈毅伸着脚乱蹬，她低下头替孩子系鞋带，动作比平时快。窗外有卖菜车经过，喇叭声拖得很长，直到拐过街角才消失。
后来我在她衣柜最底层见过几个旧信封。
信封边角卷起，颜色发黄，封口处没有拆过的痕迹。她发现我站在那里，立刻把衣服合上。
“以前的工作资料。”
“工作资料放衣柜里？”
她没有回答，只把信封重新压进衣物下面。
我本想伸手拿出来看，最后还是收了回来。
那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房贷、学费和项目调动挤在一处。为了几个信封争吵，似乎不值当。
帕瓦蒂仍把那把旧钥匙带在身边。
有时她洗衣服，会把钥匙从裤袋里取出来，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到钥匙柄，能看见上面的花纹，像一枚缩小的徽记。
我问过那扇门还在不在。
她擦着钥匙上的水，答得很慢：
“门没有了。”
“那钥匙留着做什么？”
她把钥匙收回掌心。
“有些东西，没门也不能随便扔。”
这句话说完，她抱起陈毅去洗澡。孩子趴在她肩头，湿漉漉的脚在空中晃着。
我站在窗边，看着那把钥匙留下的一小圈水印。
八年里，我没去过南迪普尔，孩子们也没见过那边的亲人。帕瓦蒂把故乡藏在电话、旧信封和一把钥匙里，藏得很稳。
直到那个凌晨，她接到病危的电话，忽然决定带我们回去。
03
飞机落地后，我们没有在城里停留，租了一辆旧面包车往南迪普尔赶。
帕瓦蒂坐在副驾驶，三 个孩子挤在后排。她一路看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像在等一个迟迟不来的回答。
我问过两次病情，她只说不清楚。
到了村口，她忽然问：“你国内的房子，现在值多少？”
我握着方向盘，没看她。
“怎么问这个？”
“随便问问。”
她把目光移向窗外。路边的棕榈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泥墙上贴着褪色的广告，雨水顺着纸角往下淌。
我又问：“你父亲到底得了什么病？”
“心脏，还有肺。”
“医生怎么说？”
“要住院。”
“在哪家医院？”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在城里。
这些话不算回答，只是把问题推开。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的手压在包上，包里装着那把旧钥匙，还有几张折过多次的纸。
车开进村子时，三个孩子都醒了。
陈安贴着车窗看外面，问这里是不是妈妈小时候住的地方。帕瓦蒂听见后，肩膀轻轻动了一下。
“先别问。”
她说完，伸手把窗帘拉上。
南迪普尔比我想象中更破。路面一半是泥，一半是碎石，房屋挨得很近，墙根长着一圈黑色的青苔。几个人站在路边看车，没人上前招呼。
车停在一座旧宅门口。
门墙高得出奇，砖缝里长满草，门上的木板被雨水泡得发黑。帕瓦蒂下车后没有立即进去，只站在门前看了几秒。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脸上有油污，手腕上缠着旧布。他先看帕瓦蒂，又看我和孩子，表情没有惊讶，像早知道我们会来。
“阿琼。”帕瓦蒂叫了一声。
男人点了点头，伸手接过她的行李。
陈安小声问我：“爸爸，他是谁？”
我还没回答，帕瓦蒂已经把孩子们拉到身边。
院子里传来女人压低的哭声。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扶着墙走出来，看见帕瓦蒂后，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喊她的名字。
帕瓦蒂快步迎上去，扶住她。
我站在车旁，手里还拎着陈毅的水壶。
八年里，我第一次走进她的故乡，却像一个临时被叫来的客人。她的亲人看着我，目光落在我的行李、孩子和车上，停留得比礼貌需要的时间更久。
阿琼领我们进屋，帕瓦蒂用当地话和他交谈。两个人说得很快，我只听懂了医院、房子和钱几个词。
我问帕瓦蒂：“他说什么？”
她转过身，声音发紧。
“先把孩子安顿好。”
“我问他说什么。”
院子里的雨水从瓦檐落下来，一滴一滴砸在石阶上。她避开我的眼睛，牵着陈宁往里走。
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带回来的不是一家人，而是一件没人肯说明用途的行李。
04
旧宅里只有两间能住人的房间。
米拉·夏尔马把其中一间让给孩子，自己搬去了后院的小屋。屋里没有床垫，她铺了几条旧毯子，陈毅刚躺下便被蚊子叮得哭起来。
帕瓦蒂找来香灰，在床边点了一小撮。烟味呛人，孩子们却慢慢安静了。
我出去找水，经过正厅时，看见几个人围在一张矮桌旁。
桌上摊着一沓文件，有人用手压着边角。阿琼见我进来，立刻把其中两页收进身后。
“那是什么？”
我用英语问他。
阿琼听懂了，却没有回答。他低头擦手上的油污，擦了几下，布上仍是一片黑。
帕瓦蒂从里屋出来，对他说了几句，又转头告诉我：
“都是旧房子的维修资料。”
“维修资料需要藏起来？”
“这里人多，怕弄丢。”
她的语气很平，可眼睛一直盯着桌角。
我走过去，伸手拿那沓纸。帕瓦蒂突然挡在我面前，动作太快，肩膀碰到了桌沿，杯子里的水洒了一片。
“建国，别看。”
屋里的人都停了下来。
她说的是中文，声音不大，却像把门从里面锁上了。
我看着她：“我是你的丈夫，连家里的纸都不能看？”
她嘴唇抿紧，没有接话。
阿琼站起来，把文件抱到胸前。他比我高半个头，手臂很壮，袖口沾着机油。这个动作算不上威胁，却已经把意思摆在了那里。
外面有人喊帕瓦蒂的名字。她回头应了一声，随后把我拉到偏屋。
“父亲还在病床上，你别在这里闹。”
“我闹什么了？我问几句话也不行？”
“他们不习惯。”
“他们不习惯我，还是你不想让我知道？”
她垂下眼睛，用手把门帘上的线头捻下来。
我压着声音问：“你们家是不是出事了？”
“没有。”
“阿琼刚才说了房子和钱。”
“他只是说医药费。”
“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帕瓦蒂抬起头，脸色比刚才更白。
“告诉你，你能做什么？”
这句话落下来，屋里只剩雨声。
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块旧木牌，刻着夏尔马家的姓氏和一圈繁复纹样。木牌边缘已经裂开，钉子也松了，像随时会掉下来。
米拉·夏尔马端着药碗从门口经过，听见我们的争吵，脚步慢了些。她看了帕瓦蒂一眼，又看了看我，最后什么也没说。
下午，帕瓦蒂去城里买药。
我留在院子里，阿琼坐在屋檐下修一台旧收割机。雨停后，空气里全是湿土和柴油味。
“这房子欠了多少钱？”我问。
阿琼拧着螺丝，头也不抬。
“你问她。”
“她不告诉我。”
“那就别问。”
他的中文很生硬，却听得清楚。
我走到他面前：“我带着三个孩子从工地赶回来，不是来听你们打哑谜。”
阿琼的扳手停在半空。他抬眼看我，脸上没有怒气，只有一层疲倦。
“这里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是什么？”
他看了看屋里，声音压低。
“等父亲醒了，他会说。”
我没再逼他。阿琼继续修机器，螺丝掉进泥里，他蹲下去摸了很久。
傍晚，帕瓦蒂回来，鞋面全是泥。她把药交给母亲，自己坐在台阶上喘气。
我问她：“房子到底怎么了？”
她抬手擦了擦额角。
“明天再说。”
“你每次都说明天。”
她的手停住了。
我把那沓文件的事说了一遍，她没有解释，只盯着院子里的积水。水面映着断掉的屋檐，风一吹，影子便散开。
晚上，陈安发烧，帕瓦蒂忙着给他换湿毛巾。她坐在床边，一遍遍摸孩子的额头。
我站在门口，忽然不知道该先问她，还是先去找医生。
八年夫妻，三个孩子。她照顾这个家从来没有偷懒，可她在最重要的地方给我留了一扇关着的门。
那扇门后面，似乎不只藏着一个病人。
05
第二天一早，拉杰什·夏尔马醒了。
他躺在旧宅最里面的房间，鼻下接着一根细管，床边摆着半碗凉掉的药。六十八岁的人，脸瘦得只剩一层皮，眼窝深陷，手背上的血管一根根凸起。
帕瓦蒂坐在床边，用湿布替他擦嘴角。
我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
阿琼见我来了，往旁边让开。米拉·夏尔马端着热水进屋，低声说了几句当地话。拉杰什睁开眼，先看帕瓦蒂，再看我。
他的目光在三个孩子身上停了一会儿，像在确认他们是否真的存在。
帕瓦蒂俯身对他说话，语速很快。拉杰什听完，抬手指了指我，随后咳嗽起来。
我听不懂他们的对话，只听见自己的名字被反复提到。
“他说什么？”我问。
帕瓦蒂没有回答，拿起床头的药碗。
“先让他吃药。”
“帕瓦蒂。”
她的手停在半空。
“从下飞机到现在，你一直说等一等。现在他醒了，我总该知道叫我回来是为了什么。”
拉杰什闭着眼，呼吸很重。米拉·夏尔马把药接过去，用勺子一点点喂他。
这时，门外进来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他穿着旧衬衫，手里抱着一本发黄的账簿。账簿封面有水渍，边角卷起，像在潮湿的地方放了很多年。
他把账簿推到我面前。
我翻开第一页，墨迹已经散开。中间一行字仍然清楚，帕瓦蒂的名字旁写着婚事款：一百八十万卢比。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又低头看了一遍。
那一行下面，按着拉杰什的指印。
屋里没有人说话。
账簿旁还有一张旧宅抵押通知。纸上盖着办事处的章，最后期限就在三天后。逾期不还，整座房子和名下土地都要被处置。
我抬起头，看到拉杰什正看着我。
他挣扎着坐起，手臂抖得厉害。阿琼赶紧扶住他，他却推开阿琼，伸手抓住我的手腕。
“救家。”
帕瓦蒂把脸转向一边。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
她咬着嘴唇，没有翻译。
拉杰什的手越来越凉，指甲缝里还留着黑色的泥。他攥着我不松，嘴里反复说着同一句话。
阿琼替他翻译：“他说，求你救这个家。”
我把手抽回来，账簿还摊在桌上。
“这笔钱不是给我们结婚和生活的吗？”
帕瓦蒂闭了闭眼。
“我不知道全部。”
“你不知道？”
“我只知道父亲需要钱。”
“那你知道它进了这个账簿？”
她没有回答。
我又看向阿琼：“这笔钱拿去做什么了？”
阿琼低下头。米拉·夏尔马捧着药碗，手里的勺子碰到碗沿，轻轻响了一声。
拉杰什忽然剧烈咳嗽，床单上洇开一小片暗红。帕瓦蒂立刻扑过去替他擦拭，医生很快被叫来。
屋子里乱成一团，只有那本账簿安静地躺在桌上。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行数字，手掌慢慢失去力气。八年前我以为自己是在帮两个年轻人开始生活，今天才知道，那笔钱还牵着一座旧宅、一家人的病床，和帕瓦蒂不肯说出口的婚事。
医生检查完，说老人不能再拖，必须尽快住院。
帕瓦蒂问需要多少钱。
医生报出一个数，她点头，又问抵押期限能不能延长。那几句话她说得熟练，连手续和欠款的数目都接得上。
我盯着她。
她察觉到我的目光，把脸转开。
“你早就知道，对不对？”
“知道一部分。”
“多少是一部分？”
她没有回答。
阿琼走过来，说外面还有债主等着。他们昨晚已经来过一次，明天还会再来。
我看向那张通知。
“房子三天后就会被拿走？”
“如果没人补上钱。”
“还差多少？”
阿琼报出一个数字，比我带来的现金多出很多。
我笑了一下，声音很干。
“所以你们把我叫回来，是让我补这个窟窿？”
帕瓦蒂猛地抬头。
“不是。”
“那是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见父亲。”
“见完呢？看他把手伸给我，再把钱送出去？”
她脸色变了，抬手想碰我，最后停在半路。
孩子们在门外玩积木，陈宁搭好的小塔被陈毅碰倒。陈安赶紧把弟弟拉开，三个人很快又蹲在地上重新搭。
那边传来细碎的说话声，和屋里的喘息声混在一起。
拉杰什又叫了我一声。
这一次，他没有让阿琼翻译。他看着我，伸手指向账簿，又指向床头的旧宅钥匙。
我听不懂，却明白他的意思。
那座房子撑不了多久了。
中午，帕瓦蒂去给父亲办住院手续。临走前，她站在门口，看了我很久。
“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
“那该在哪里说？”
她握紧包带。
“等我回来。”
“回来以后呢？”
她没有回答，转身走进雨里。
我把账簿合上，又重新打开。那一页被水汽浸得发软，纸角粘在一起，怎么也抚不平。
下午，拉杰什被送去城里的医院。米拉·夏尔马和阿琼陪着去，帕瓦蒂留在旧宅照看孩子，也方便等医院的消息。
我坐在正厅，手机里有项目经理发来的信息，问我什么时候返回工地。
我没有回复。
窗外的雨又下起来，屋檐漏水，正好滴在那张抵押通知上。
三天。
桌上的账簿、抵押通知和帕瓦蒂的沉默摆在一起，像三块互相咬合的石头。无论我先碰哪一块，都会牵动剩下两块。
傍晚，帕瓦蒂从医院回来，身上带着消毒水味。她把一张缴费单放到桌上，手指压住上面的数字。
“医生说今晚要观察。”
“住院费我可以先付。”
她抬头看我。
“先付多少？”
“先把今天的交了。”
她的眼圈发红，却没有哭。
“旧宅呢？”
“那是另一回事。”
她站在桌边，许久没有动。陈安从里屋跑出来，抱住她的腿，问外公什么时候回家。
帕瓦蒂弯腰摸了摸他的头。
“很快。”
孩子跑开后，她才重新看我。
“如果房子没了，妈妈和哥哥住哪里？”
“可以租房。”
“拿什么租？”
“我会想办法。”
“你会想办法？”她轻声重复，像没有听清。
“我先把医院的钱付了。房子的事，等把账算清楚再说。”
“等不起。”
“那就把所有东西拿出来说清楚。”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没有答应。
我把账簿推到她面前。
“你父亲为什么把婚事款记在这里？”
帕瓦蒂盯着那一页，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那不是你想的意思。”
“我还没说我想什么。”
“你已经在想了。”
她伸手想合上账簿，我按住了封面。两个人的手隔着纸页碰在一起，她很快把手收了回去。
“陈建国，别逼我。”
“是你把我带到这里的。”
“我没有别的办法。”
“办法不是把我蒙在鼓里。”
她看着我，像想反驳，最后只说：“父亲让我同意婚事，家里才能拿到钱。”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在屋里落得很重。
我没动。
她继续说：“他当时说，只要你把钱给家里，婚事就可以办。”
“所以你嫁给我，是这个条件？”
“我没有说我不喜欢你。”
“我问的是条件。”
帕瓦蒂的眼睛红了，手指在衣角上反复摩擦。
“那时候家里快撑不住了。”
“谁撑不住？”
“所有人。”
她没有再说下去。
窗外有车驶过，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一片泥。陈宁在里屋唱儿歌，唱错了两句，又从头开始。
我看着桌上的账簿，忽然发现自己连妻子当年答应的是什么，都没有真正问过。
可现在问，已经迟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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