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

教堂里空荡荡的,窗户漏进来的风带着冰碴子味儿。

我跪在那条磨出凹坑的蒲团上,膝盖顶着硬地,疼得发麻。

五年了,我求了五年。

神像安安静静地立着,眼神低垂,不说话。

我仰头看着那双石头做的眼睛,忽然觉得心口那口气堵得实在上不来了。

正想撑着地爬起来,一只干瘦的手忽然从身后攥住我的胳膊。

宋神父的脸凑近,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色。

他压低了嗓子,耳语一样说:“孩子,你求错了,神真正想给你的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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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五十二岁那年秋天,我从厂里退了休。

在车间流水线上站了三十年,从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站到头发花白,机器轰隆隆的声音扎进耳朵里,好像连梦都是那个动静。

退休那天,车间主任给我送了一床毯子,同事们在食堂给我办了个简单的欢送会。

我端着搪瓷缸子,里头泡着茉莉花茶,心里想着这回总算松快了。

厂里上班的时候,天天盼着歇。

可真歇下来了,日子反倒不对劲了。

先是腰。

在厂里一站一整天没觉着什么,退了休,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腰上像拴了块秤砣,坠着疼。

坐着得垫个靠枕,站着弯腰又直不起来,夜里躺平了更遭罪,翻个身都得撑着床沿慢慢挪。

后来是睡不着觉。

整宿整宿地翻来覆去,好容易迷糊着了,天没亮就惊醒,后背上一层冷汗,汗湿的秋衣贴在皮肉上,冰凉冰凉的。

心口也跟着凑热闹,闷闷的,像堵着一团湿棉花,吸口气得费半天劲才能到底。

刚开始我没当回事。

活了大半辈子,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

歇几天就好了。

可一个月过去,没见好。

三个月过去,非但没好,反倒越来越重,有时候蹲下去擦个桌子,站起来眼前发黑,得扶着墙缓半天。

邻居刘月珍来看我,一进门就皱眉:“秀兰,你这脸色咋蜡黄蜡黄的?”我说没事,就是天凉了觉没睡好。

她不信,硬拉着我去镇卫生院量了个血压,又拉着我去县医院。

挂号,排队,抽血,拍片。

B超探头在肚子上滑来滑去,凉飕飕的。

化验单出来一堆,箭头一个没有。

大夫戴着眼镜翻来覆去地看,最后丢出来一句:“各项指标都正常,没什么毛病。”

我说:“大夫,我真是难受,不是装的。”他抬头从眼镜上头看了我一眼,想了想:“你要是不放心,再去市里看看,做个胃镜,排除一下。

我又托人挂了市医院的号。

起了个大早,坐了两个小时班车,到医院大厅里挤了一上午队。

做胃镜那滋味真是遭罪,一根管子从嗓子眼里插进去,我差点把胆汁都呕出来。

报告出来这天还是没毛病。

市医院的大夫比县医院的年轻些,说话倒是直:“大姐,你各项检查都做了,身体确实没有问题。实在不行,你去看一下心理科吧。”

我一听,脸就拉下来了。

心理科?

那不是神经病才去的地方吗?

我这一辈子什么苦没吃过,年轻时候生孩子都不带哼一声的,我心里能有什么病?

我连药都没取,扭身就出了医院大门。

回家的班车上,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看着路边的杨树一棵一棵往后倒。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就下来了。我赶紧抬手擦了,怕旁边人看见。

到家掏出钥匙捅锁孔,捅了好几下没捅进去。

手抖得使不上劲。

进了门,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看着窗台上积了一层灰的绿萝。

叶子蔫头耷脑的,土都干裂了。

我没心思浇它。

心里那团棉花,越堵越实。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那病还是老样子。

腰疼,睡不着,心口堵。

不像要命的病,可它就是不好,像一根扎在肉里的小刺,不致命,但每时每刻都在折磨你。

那时候春儿已经嫁出去三年了。

嫁得远,在省城,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两趟。

何永财在工地上当包工头,常年不着家,差不多一两个月打一回电话回来,说的都是那几句:“钱打过去了没?家里没事吧?有事打电话。”我说没事,他就挂了。

有时候我想多说两句,听听他声音,他就已经挂了。

那阵子我忽然觉得,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不对?可我不知道从哪里想起。

有一天傍晚,刘月珍又来串门,给我端了一碗她腌的萝卜干,搁在桌上,坐下来看了看我,压低声音:“秀兰,我听人家说,镇上那个老教堂里头有个老神父,以前当过赤脚医生,会看疑难杂症。你要不去试试?”

我说:“我不信那个。”她说:“你就去看看呗,又不掉块肉。那老头儿人挺好的。”

我没接话。

那天晚上还是没睡好。

半夜醒过来,窗外漆黑一片。

我听着挂钟的滴答声,觉得那声音一下一下地敲在骨头缝里,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次睁眼,天刚蒙蒙亮。

我起身烧了壶水,灌进暖水瓶里,鬼使神差地出了门,往镇东头走去。

我对自己说,就是去看看。

02

教堂在镇东头,灰扑扑的一栋二层小楼,墙皮起了泡,露出底下的红砖,门脸不大,像住家户。

门口种了两棵老柏树,树冠压得很低,遮了半面墙。

门框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字迹看不清了,只能隐约认出个“堂”字。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心里直打鼓。这辈子没进过教堂,不知道里头什么规矩。万一人家不让进呢?正犹豫着,门从里头开了。

一个干瘦的老头站在门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手上拿着块抹布。

头发花白,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像核桃皮。

他看了看我,没问我是谁,也没问我来干什么,只说了句:“坐下歇歇吧。主不挑人。”说完转身又走了。

我愣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还是迈进去了。

教堂里面不大,摆了十来排长条凳,擦得干干净净。

前面正中间立着一尊石像,是个穿长袍的人,双手垂着,微微低着头,像在看地上的人。

石像底下放着一排蒲团,边上点着几根细蜡烛。

最前面那个蒲团,表面磨得发亮,一看就是被跪过很多很多次。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尊石像,忽然觉得喉咙有点紧。

我在最后一排长条凳上坐下来。

教堂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窗外风吹柏树叶子的沙沙声。

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木头气味,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暗香,像是什么东西放了许多年,混着灰尘的味道。

我坐在那儿,什么都没干,什么也没想,就只是坐着。

过了一会儿,我腰上的疼好像轻了些。

心口那团棉花,也似乎没那么堵了。

窗外的日头从东边窗格子挪到西边窗格子,影子的形状慢慢地变化。

一个下午就那么过去了。

等回过神来,宋神父端着一杯水走过来,放在我旁边的凳子上。水是温的,冒着气。他也没看我,放下水,又慢慢走开了。

第二天是礼拜天。

下午我又去了。

这回我没有坐最后一排,往前走了一排。

下个礼拜天,又往前走了一排。

再下一个礼拜三,我走到最前面,跪在了那个磨得发亮的蒲团上。

跪下去的时候,膝盖落在那硬邦邦的垫子上,心反而静了下来。

从那以后,每个礼拜三和礼拜天下午,我都去教堂。

先是在后头坐,后来就直接跪到前面那个蒲团上。

别人跪着求什么,我不知道。我求的很简单,就一件事:“把我身上的病收走吧。”

头两年,宋神父从不多问我。

来了,他就点一下头。

我跪着,他就擦凳子、扫地、给窗台上那盆吊兰浇水。

偶尔路过我身边,放下一杯热水,什么话都不说。

他好像一个影子,总是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出现,又在我想要开口的时候消失。

蔡玉琴也是那时候认识的。

她是镇上出了名的热心肠,嗓门大,笑起来隔两条街都听得见。

她老伴儿肺上查出了东西,为治病常来教堂,她说教堂里清净,心里烦的时候来坐一坐,比吃安眠药管用。

她跟我说:“秀兰啊,人要往前看。病这个东西你越拿它当回事,它越上头。”我嘴上应着,心里却翻了个个儿。

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腰还是疼,觉还是睡不好,心口还是堵。

有一回跪在蒲团上,膝盖生疼生疼的,手撑在地上,头抵着蒲团的边缘,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木板地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

我拿袖子擦了擦,继续跪。

可我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我究竟在干什么?

我跪在这里求了五年,可神从来没有回答过我。

好像有一道声音在我心底说:算了吧。

别再跪了。

没用的。

蒲团被我跪出两个浅浅的凹坑,像膝盖的形状。可我的病,一点也没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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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春儿上回打电话来,隔着话筒说:“妈,我挺好的。”声音轻飘飘的,像隔着一层什么。

我说:“你那边冷吗?多穿点别感冒了。”她说:“不冷。妈你也是。”又说了几句体己话,她忽然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像有什么话要说。

春儿?”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她马上说,“就是……这两天有点累。”

她没让我再问,又说了一会儿家常就挂了。

我听着话筒里嘟嘟的忙音,愣了一会儿神。

她上一次回娘家,是前年过年,大年初三就走了。

说是婆家那边也有一大家子人等着,不好在外面多待。

当时我还觉得她懂事,会过日子。

何永财呢?

差不多两年没回家了。

有一回我打电话过去,他那边吵得很,有工人在喊什么。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看情况吧,工地忙。”我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吃了吃了,还有事,就挂了。

挂掉之前,我听见他旁边有一个小孩儿的声音,呜啦呜啦地喊叫,像两三岁的孩子在闹腾。

我愣了一下,想问谁家孩子。

可电话已经断了。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想了半天,又觉得想不出什么名堂来。

工地上人来人往,谁家带孩子也不奇怪。

我甚至都没心思往何永财身上想。

那阵子我自己的身子越来越不舒服,腰像要断了一样,走路都得用手撑着后腰。

腊月十一那天,蔡玉琴的老伴走了。出殡的头天晚上,她坐在教堂最后一排长凳上,没有哭。我坐过去,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过了好一阵,蔡玉琴开口了。

她说老伴:走之前拉着她的手,说“你跟着我没享过福”。

她说:“我跟他讲,嫁给你就没想过享福。”她笑了笑,笑容是干的。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问她:“玉琴,你说我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看了很久,说:“秀兰,你不是身上有病。你是心上有个窟窿,堵不上。你天天跪在那里,你求的那个东西,你自己也不信它真的能来。”

她说得很轻,我却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坐在床边,对着那盏白炽灯愣了很久。

灯罩上落了一层灰。

我心里反反复复地想着她的话。

我家里的日子,真的像在电话里说的那样“挺好的”吗?

春儿真的过得好吗?

何永财真的只是工地忙回不来吗?

我坐在床边,越想越觉得那些“挺好的”像一层薄薄的冰,看着光溜,底下全是深水。

04

腊月二十二,何永财打来电话,说今年工地上的活儿紧,过年不一定能回来。我说:“你看着办吧。”

他顿了一下,又说:“钱给你打过去了。”

“收到了。”我说。

他那边忽然又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这回更清晰了,像是在喊“爸爸”。

我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问:“谁家孩子?”何永财说:“房东家的。”回答得太快了。

快得不太自然。

我说:“哦。”他说:“信号不好,先挂了啊。”电话就断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客厅里彻底黑了。

窗外“噼里啪啦”响了一阵,邻居家在放小年夜的鞭炮。

我回过神来,才想起腊月二十三了。

小年,祭灶。

我一个人在家,锅里连口热汤都没有。

我起身煮了碗挂面,卧了个鸡蛋。

煮好了端上桌,看着那碗面冒着袅袅的热气,就是不想动筷子。

过了一会儿,油凝了,面条坨了,白花花的一层油浮在汤面上。

我更吃不下去了。

我穿上棉袄出了门,下意识往镇东头走。

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

到了教堂门口,门虚掩着,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

我推门进去,教堂里空无一人。

蜡烛已经点上了,火苗被窗缝漏进来的风吹得摇晃,把神像的影子投在墙上。

我走到蒲团前,膝盖一沉,跪了下去。

五年了。

我在这条蒲团上跪了五年,风雨没断过。

腰疼也跪,头疼也跪,下着大雪也跪。

膝盖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可我求的那些东西,一个也没应验。

病不好,家里的人不回家,女儿的声音越来越轻。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是真信?

还是因为跪了五年,不敢承认自己跪错了?

我看着那尊石像,那低垂的石头眼睛好像也在看着我。

我忽然觉得那些年跪在这里的祈祷像水一样泼进了沙地里,转眼就没了影子。

心口那口气翻涌上来,堵在喉咙里,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身子一歪,整个人往旁边倒了下去。

一只干瘦的手从后面稳稳地攥住我的胳膊,把我撑住了。

宋神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

他低头看着我,目光落在我手腕上。

这些年我难受的时候就去镇上的诊所扎针灸,针眼密密麻麻的,皮肤都扎花了。

他一言不发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眼睛来。

那双浑浊的老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说不上是悲痛还是别的什么。

他压低了嗓子,几乎贴着我的耳朵,说了一句话。

孩子,你求错了。神真正想给你的,不是这个。

他说完就松开了我的胳膊,转身走出了教堂。

我呆在原地,人都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追上去,那扇木门已经关严了。

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冻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站在黑暗里,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那句话。

“求错了”?

我求错什么了?我求了五年,不求自己身上的病好,还能求什么?神真正想给我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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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那天晚上我在教堂门口站了很久,久到手脚都冻僵了才走回家。到家也没开灯,就那么坐在黑暗里,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脑子蒙蒙的,起来给自己烧了一壶水,灌进暖水瓶里,又不知道该干什么。

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台那盆绿萝,叶子又黄了好几片,我起来给它浇了点水,看着水渗进去,心里那团乱麻还是解不开。

中午的时候,宋神父那句话还在耳朵边上转。

我又气又纳闷,心想这老头到底在说什么,怎么话只说一半就跑了。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得去问个明白。

我穿上棉袄,又出了门。

走到教堂门口,门虚掩着。

推开进去,宋神父正坐在第一排长凳上,手里捧着一杯茶。

看见我进来,他没起身,也没惊讶,像早就料到我会来。

“你昨天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站在过道里直接问。

他没回答,放下茶杯,站起来,慢吞吞地走到我面前。

你进来的时候,身上背着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你背着它们,什么都求不动。

我刚想问“我背什么了”,他忽然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都在这里头。不在外头。”

我说:“我身上有病,我能不难受吗?”

宋神父摇了摇头:“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是心里头的病疼出来的。这世上有一半的病,是心里头的事解不开才得的。我在乡镇卫生院干了六年,见过太多像你这样的女人。面色蜡黄,头晕心慌,走了无数家医院,查不出毛病来。最后的药方,往往是回一趟娘家,或者跟丈夫大吵一架,或者痛快哭一场。病就那样自己好了。

我愣在原地,喉咙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你不知道我家里是什么情况,你……”

“我不需要知道你家里什么情况。”他打断我,“我只看见一个跪了五年的人,跟谁说都是‘挺好的’。”他说完,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

“你好好看看你身边的人。你女儿,你丈夫,一个比一个先倒了。”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在说春儿。

也在说何永财。

我站在教堂的过道里,脚底下像扎了根。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是啊,我天天跪在这里,想求自己身上的病好。

可春儿在省城过得好不好,我连亲眼去看过一次都没有。

何永财两年不回家,我只是在电话里嗯一下嗯一下地应着,从来不问一句“你到底在忙什么”。

那五年,我把自己的病跪成了世上最要紧的一件事。也许神一直没回答我,是因为我求的这件事本身就错了。

06

当天晚上,春儿又打来电话。

开头还是老样子:“妈,吃饭了吗?最近身体怎么样?”我说吃了,还行。

又说了一阵家常,她那边安静得很。

我忽然问她:“春儿,你那边,真的挺好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

隔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我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嗓音带着点哑:“妈……我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

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拿着话筒的手指头攥紧了,指甲盖压得发白。

春儿在那头开始断断续续地说,那些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说她婆婆从她过门那天起就没给过她好脸色,说她丈夫一开始还替她说两句,后来就越来越不管了。

说今年一整年,那男的几乎都不怎么落家,她一个人在那个家里,像个多余的物件。

说她去医院查了好几回,医生说她内分泌有问题,怀上很难了。

婆婆知道以后,难听话一天比一天多。

说她一直不敢告诉我,每次打电话都想说,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怕我担心,怕我睡不着觉,怕我千里迢迢跑过去。

她说:“妈,我不是不想说,我是说了也没用……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那最后一句,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口上。比我自己这五年所有的疼加在一起都疼。

我拿着电话,喉咙堵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开口:“你等着妈。”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翻出柜子底下那个旧行李包,装了两件换洗衣裳,把身份证和折子揣进怀里,锁了门,赶上了最早一班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我晕车,吐了两次,蹲在服务区的水池子边,胆汁都要吐出来了。

坐在车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全是春儿小时候的样子。

扎着两个小辫子,在院子里追鸡跑,摔倒了也不哭,自己爬起来拍拍土,接着跑。

那时候她多皮实啊。

到省城汽车站的时候已经过了晌午。

我屏着一口气,倒了三趟公交车,摸到她说的那个小区。

小区比我想象的旧多了,砖墙起了皮,楼道黑漆漆的,门禁也没关严,随便进。

我站在楼下,朝上望了望,那窗户里晾着几件衣裳,灰扑扑的。

正要上楼,单元门开了,一个女人拎着一袋菜慢慢走出来。

瘦得厉害,颧骨支棱着,头发胡乱扎着,眼睛下方是两片乌青。

我盯着她看了好几秒,心里那根弦“嗡”地绷紧了。

那是我的女儿。

我喊了一声“春儿”。

她脚步一顿,抬起头,眼神愣怔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又动了动,那袋菜忽然脱了手,“啪嗒”掉在地上,西红柿滚了一地。

她喊了一声“妈”,眼泪就像决了堤一样下来了。

我走上去,把她搂进怀里。她的肩膀在我手底下直哆嗦,整个人瘦得像一把柴火。

那几天,我住在春儿那里。

她租的房子很小,一室一厅,屋里堆着东西,灶台上积着油垢,她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来去超市上班,晚上九点多才回来。

我看见她抽屉里那些药盒子,都是调理身体的中药丸,一盒一盒没拆封。

她总说不累,我不信。

我在她这里吃了第一顿踏踏实实的晚饭。

白米饭,炒了一碟青菜,一个西红柿鸡蛋汤。

暖暖的,冒着热气。

春儿坐在对面,低着头吃,吃了半碗,忽然放下筷子,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没有劝她别哭。我只是站起来,从她背后轻轻揽住她的头,把她搂在我胸口上。我说:“妈来了。往后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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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在春儿那里住了一个礼拜。

那个礼拜天,她婆婆上门来了。据说每个礼拜天都要来“看看”,实则就是来镇一镇这个不讨喜的儿媳妇。

春儿头天晚上就跟我说:“妈,你别生气,她说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我嘴上应着“知道”,心里那口气却已经沉了下去,像一块石头垫在胸口,等着被什么点着。

婆婆一进门,嗓门亮得很,鞋不换,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往沙发上一坐,翘起腿开腔:“我说春儿啊,你那个药到底有没有在吃?上回你婆婆我跟你说的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这女人呐,到了岁数生不出来,往后可就没指望了……”

春儿站在厨房门口,端着一杯水,嘴唇抿成一条线。那杯水递过去,婆婆没接,反手一拨拉。“啪”一声,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水溅了春儿一脚。

我站在厨房的门框边,看着那一地碎瓷片和春儿裤腿上洇湿的水渍,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像那杯子一样,碎了,然后忽然有点出奇的平静。

我走过去,把春儿拉到身后,对上那张胖脸,开口了。

“我女儿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你嫌她生不出孩子,那你儿子呢?他一年到头在这个家里待过几天?他自己做了什么事,你当妈的不清楚?你有功夫在这儿砸我女儿的杯子,不如回家管管你儿子。”

她婆婆噎住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劲来,脸涨得通红,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你,你教出来的好女儿!连个蛋都下不出来,你还有脸……”我往前迈了一步,声音压得很低:“你再当着我面说一句试试。

她张了张嘴,到底没敢再说出来。她大概看出来了,我豁出去了。

春儿站在我身后,一声不吭。

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攥住了我的衣角,攥得紧紧的。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宋神父说的“求错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想到,事情到这里还没完。

当天下午,我在楼道里听到春儿给她婆婆打电话,低声下气的,说自己下午去拿药,让她婆婆别再上门了。

她婆婆的声音从话筒里漏出来,不依不饶的,说生不出来就是不行,说春儿要是识相就该自己提离婚。

春儿打着打着电话,声音就低了下去,末了说了一句:“知道了,妈您别操心了。”她挂了电话,在楼道里站了好一会儿才进屋,脸上已经换了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春儿在隔壁翻来覆去的声音,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楚,像水底下的石头终于露了出来。

这个婚,不能让她再这么过下去了。